人是理性的，即在付出劳动既定的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或者在获得利益既定的情况下希望付出的劳动最小化。这种利己性无可厚非，人总是在各种环境下善用所依存的条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韩非子》中就记载了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故事。
齐宣王爱好音乐，喜欢听人吹竽，每次听乐师吹竽，必定要挑选300个乐师一起合奏给他听。南郭先生听说齐宣王爱听合奏，便到齐宣王那里去自荐。齐宣王很高兴，以优厚的待遇将他留下来。事实上，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竽，每次合奏时他都是装腔作势。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湣王继承了王位，但是齐湣王喜欢听乐师独奏。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逃走了。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把南郭先生作为以次充好、以外行充专家的典型，实际上我们不能不说，在“合奏”的环境下，南郭先生的表现无疑是个理性人：他不劳而获。齐宣王实行的是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无论竽吹得如何，付出了多大劳动，都得到同样的一份食物，吹竽者当然要出力越少越好——装出一副吹的样子而不用力吹。当然，南郭先生是个理性人，其他竽手也是理性人，并且会效仿。南郭先生不吹竽仍可获得同样的食物会成为一个榜样，引起更多人效仿，长此以往，乐团的竽声只会越来越小。这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所引起的集体无效率。正如经济学家常说的，坏的制度使好人也会做坏事——许多勤奋而有才华的吹竽手变懒。
要使南郭先生这样的懒人变得勤劳，靠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改变大锅饭制度。当齐湣王改变了合奏制度，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吹竽时，南郭先生只有两条路，或者努力学吹竽，或者被淘汰。南郭先生最终选择了逃之夭夭。淘汰了南郭先生这样的人，就激励了其他人，效率必定提高。
人的懒惰或勤奋不是天生的，很大程度上是后天养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而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另一句话，好的制度使坏人也会做好事——懒惰的南郭先生不得不勤劳，否则就被淘汰了。
其实，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但是，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大锅饭制度，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大锅饭制度养育了越来越多的懒人。
当时的农村搞人民公社，农民在一个生产队里一起干活，干多干少一个样，大锅饭，人人都不用对生产负责。安徽省凤阳县是有名的穷地方，凤阳花鼓里有这样的唱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粮食产量极低，小岗村最好的年景每人每天9两粮食，收入0.11元，最差的一年每人每天2.8两粮食，收入0.04元。小岗村当时共有20户人家，115人，除了1户外，其他户每年都要外出讨饭。
1978年末，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单干。1979年秋天，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 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
小岗村的“包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他们的创举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中国的发展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从人性利己的角度来说，大锅饭并不能有效激励人。用道德说教去改变人性是无用的，要用制度去引导人性。在合理的制度之下，恶的人性也会产生好的行为；在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善的人性也会产生坏的行为。
出现南郭先生那样的行为，不是南郭本人的人性如何，而是齐宣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使南郭先生逃跑的也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齐湣王改变了制度。打破了大锅饭制度，虽然打破了南郭先生之流的“饭碗”，却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