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取自2002年春季和夏季的两门研究生课程。一门是我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开设的专题研讨班，ModernityandIdentity：UniversalismandItsDiscontent（现代性与认同：普世主义及其不满），阅读材料和授课语言是英文，对象是比较文学系和其他文科系的博士研究生，目的是帮助学生系统了解当代理论背后的观念史、社会史和政治哲学基础。另一门是我2002年5月和6月间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中文系开设的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为题的系列讲座，对象是中文系和其他文科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阅读材料和授课语言是中文。两门课在内容上有相当的重合，七次中文讲座基本上是十五周英文课程的压缩和简化，其中删掉了相当一部分国内尚没有中译本的阅读材料。一和英文课相比，中文课带有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文化理论以及“认同”和“主体性”问题提供理论参照的意图，包含了一些原珠英文课上没有的议论。
根据北大比较文学所提供的课堂录音记录，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8月做好了全书的清样。但我几经考虑，还是抵御住了省事和早日出书的诱惑，最终决定对这本书进行系统的加工和补充，去掉过于口语化的表述，增加学理分析的深度，增强论述的连贯性——总之，按照一部博士生教程的标准对讲演录加以全面修订（最后一讲因为是公开演讲的记录，所以基本未作改动）。由于工作量较大，修订工作直到2004年夏天才告完成。与录音记录稿相比，定稿主要增补了纽约大学博士班的原始文献阅读。我把大量英文课上重点分析过的经典文本段落译成了中文，组织进了中文书稿，在此基础上调整了讲稿的结构，增加了分析和讨论部分的内容。与第一次清样相比，全书字数由不足20万字扩充到40万字左右。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讲演录，虽然按照出版社的希望保留了一定的口语和对话风格，但在内容和思路上已经远不是一部单纯的讲课记录，而是一部比较系统、经得起研读的观念史和当代文化理论批判专著。
就我的学术工作来说，这是一次把国外教学和研究同国内语境下的思考结合起来的尝试。更具体地说，是一次打通中西学术规范、话语界限和思路的努力。自1990年赴美留学以来，我写作上最大的心愿，是能把在英文世界里的工作和在中文世界里的工作真正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以同样的学术标准，和概念的严格性来进行。从问题意识着眼，本来是不存在什么“中西”和“古今”之间的隔阂的。不管身处何地，中国问题就是世界问题，世界问题就是中国问题，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如何把问题的内在统一性和总体性转化为具体学术研究和理论分析的“统一场”，却不是一个兴趣或信念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当代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没有捷径，没有窍门，只能踏踏实实地从自己的问题出发，在具体的学术思想领域，把研究、教学和讨论一步步提高到目前仍然由西方人决定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水准上。实现这个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从基础理论和基础训练做起。在打好基础之前，我们的“立场”和“主体性”大概只能被称作感想和意见，严格讲来还算不上是能同当代西方思想正面交手并压倒之的学术和理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或许还不具备充分表述自己的根本问题、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存在的意义”的理论能力。这么讲不是悲观，更不是放弃自己的问题和立场，而是一种自我提醒：对当代学人来说，为中国问题和中国立场找到有力的理论表述，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2002年北大讲课和随后的讲稿修改，为具体地探索那种“统一场”假设提供了一些经验。在本书定稿之际，我惟一感到有些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课程时间和学生外语程度的限制，未能在北大课堂上充分、系统地对原始文献及其思想史脉络进行持续深入的分析和讨论，而过多地滞留在介绍、讲解和感想议论的层面。现在看来，如果总担心学生跟不上、过于在意课堂的现场效果，就无法切实地把学生的理论准备、分析能力和问题意识提高到西方研究型大学的水平——它是由西方学者在西学研究领域里的思考新决定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突破国内学生在知识、思维和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而带有一点“生硬”的色彩。事实证明，北大学生对讲课内容并没有多少接受的困难，相反，他们强烈的求知欲、出色的理解力和“举一反三”的积极思考，至今仍令我感到鼓舞。对照定稿，我感到当时的讲课也许太注重一种情绪的交流，在文本细读、理论分析和思想脉络的勾勒上反倒没有用够力气。讲课有时也会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或许这正是我决定对讲课记录作实质性补充和修改的下意识原因。北大讲课的录音记录曾在学生中和朋友圈子里流传，如果这个修订本能把录音稿所勾勒出来的问题意识在学理上固定下来，有助于讨论的深入，余心足矣。
回国讲学就我个人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单向传授“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更不是一个展示“国际学术规范”的操演，而是一个双向的思想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撞击和交流过程。每次回国，面对朋友们的疑问，面对讲台下的目光，我常常感到，这哪里是讲学，分明是应考。此刻自己要做的，是向国内的同行——或不如说首先向自己——交待这些年在海外、在“西方学院”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在洋文、洋头衔、洋论文、洋著作之外，自己在学术和思想上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长进。我心里很清楚，任何长进，如果不同时按照当代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要求来衡量和检验，都是不能作数的。在美国求学和教书，固然得益于一种知识分工训练上的严格和细密，得益于一种专业共同体交流规程上的严肃和精益求精，但却无法提供国内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给人的兴奋感、忧患意识和总体视野。毫无疑问，本书中分析的每一个作者——从康德到韦伯，从黑格尔到尼采——都是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危机感中，登上各自时代的思想高峰的；他们的个人天才，都被他们思想和存在的集体性、历史性和政治性所决定。今天置身于西方学院的中国学人，也只有在“存在”的层面上进入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境遇，才可能真正体会思想生活的痛苦和快乐；只有在历史和时代的激流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才可能形成真正的学术立场和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这本书看作我个人的一份尚未完成的答卷。
在此谨向邀请我回母校讲学的北大比较文学所前所长、我的本科老师乐黛云教授、向比较所负责人严绍、孟华和陈跃红教授以及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系党委副书记蒋朗朗教授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在北大期间工作和生活上的支持、关心和照顾。
北大比较文学所的同学和同事承担了繁琐的课堂录音和文字记录工作，其中来晓燕负责了第一、二、三、四讲的整理；刘卓负责了第五讲的整理；徐文林负责了第六、七讲的整理；来晓燕和沈宇扬作为课代表，为课程的顺利进行默默做了许多事，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2002年回国期间，寻师访友不但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读书和讲课最具体的“思想环境”。我要感谢乐黛云、温儒敏、钱理群、洪子城、陈平原、孟华、汪晖、戴锦华、陈晓明、蒋朗朗、章小龙、张跃明、李书磊、韩毓海、格非、西川、刘东、王宁、王中忱、王岳川、董之林、李扬、李陀、陈燕谷、薛毅、吴晓东、贺照田、吴增定、陶东风、孔庆东、贺桂梅、赵碍、王炎和张洁宇——对那段时间的北京的记忆，是和这些名字分不开的。
北大比较文学所硕士研究生、目前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何翔通读了全书，纠正了许多文字和标点错误，统一了译名和体例，为定稿出力甚多；蒋晖和陈丹丹分别作为纽约大学英文班和北大中文班上的学生，阅读了定稿的部分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书中个别章节段落曾在《读书》和《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第一讲的录音整理稿曾收入《中国大学讲演录》和《旗与歌》。在此谨向两个刊物的编辑和两本书的编者罗岗及韩毓海、何吉贤、鲁太光等表示感谢。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文定先生、张凤珠和高秀芹女士。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和耐心等待，这本书是不可能以今天的样子问世的。乐黛云先生最早建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在长达两年的修改和延宕过程中，不时过问和催促。对老师二十年如一日的关注和鞭策，我感到幸运而惭愧。希望这本书不辜负她的期望。
如果谁在北大度过学生时代，那么对他来说，回母校讲课永远是生活中一次珍贵的驻足，而不是学院忙碌的又_个匆匆过场。重返燕园，在湖光塔影间辨认往日的一草一木，在一些人是怀旧，在另一些人，却是体味成长与衰老、欣慰与遗憾的最个人、最隐秘的背景。自1988年夏天最后一次离开这个校园（时距儿子的出生不到一个月），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在北大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整整两个月里，我们三人一道骑着自行车在北大校园里东奔西跑；一道在朗润园北招待所的荷塘边、柳阴下招待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一道为北大食堂的小米粥起早，为勺园餐厅的西葫芦水饺排队；一道在人气蒸腾的夜色下散步，抱着刚买来的西瓜和北大情侣们拥挤在同一条小道上……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北京夏天、一段北大生活。今天，这一切依然近在眼前，但。却已化作记忆中翻动的一页。这本书，也是对那段时间的纪念。
张旭东
2004年8月29日
格林威治村，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