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州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成大事箴言：
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予今日愧无此见，致用费稍浮，又办事有要誉的意思。此两者，皆他口大病根，当时时猛省。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7．“困苦、空寂、辛酸”三耐性
“耐”就是毅力，是意志，是信心。一个人要具有这种对于困难险阻的“耐性”，首先必须具备的是“德性”，是德性的修养。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人们喜爱它们是因为它们耐得住寒，耐得住寂寞，耐得起风吹日晒。这种精神为人们所景抑，所企盼。只有经得起痛苦煎熬的人才能创造大事业。且不说立雄心大志，建丰功伟业，就是日常生活，平凡小事，又哪里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呢？哪里有那么多对路可意的人呢？无一个“耐”字又怎生了得。要耐困苦，耐空寂，还得耐辛酸，耐污辱。人生之路，有时退一步天宽地阔；有时却不能退，如逆水行舟耐住劲，咬咬牙便一重关隘又在回首处，一阵波浪又在用力撑持中消失。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坚持就是忍耐。
曾国藩有一种常人不具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首先表现在一个“严”字上。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不晏起，不诳言”的简单明了的诫规。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君子和有作为的读书人必须具备的起码要求。他经常强调“读书须明修己治心之道”。他坚持读书的目标，总是把“修己”作为成就事业的前提。他不管是戎马倥偬，还是运筹帷幄，都坚持每天记日记，“念念欲改过自新”。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还规定自己每天看书，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他认为：“凡人做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他这样告诫其弟，也是如此律己。他以一出道书生兴办湘军，“首尾不懈”，受尽挫折不改初衷，靖港一战大败，使他无地自容，羞愧气恼得跳水自杀，被随从救起得免。此后他在困境中认真阅读历史典籍和兵书，以更顽强的毅力重整队伍，在他的恒心坚持、严格训练以及与历代善于征战之队伍比较提高中，终于锤炼出一支能攻善守、吃苦耐劳、骁勇善战的湘军劲旅。
曾国藩以正统读书人的道德标准对自己私生活要求甚严，他不近女色，不嗜烟酒，不奢侈，不铺张，不敬鬼神，不信医巫，保持传统士子和乡村地主的持家本色。他不但要求自己严格，也同样严格地要求其子弟和部下幕僚。曾国藩在与其弟的信中，主要谈做人的道理，读书的方法，兵法的运用，打仗的要领，很少闲话、废话、空话。往往自己现身说法，谆谆告诫，唯恐不周。如其《致源弟》信中道：“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坚强的意志全在平常的磨练中。能否成就更在如何面对关键时的考验。
司马懿靠意志的忍耐力，不逞一时之勇的典故尤有说服力。
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讨伐魏国，向渭南地区进军。魏大将军司马懿率领军队坚守阵地，不出交战，诸葛亮将军队分开来，边守卫边种粮食。诸葛亮多次向司马懿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于是诸葛亮向司马懿赠送了一套妇女穿的服装。司马懿非常气愤，但司马懿毕竟是个令人佩服的谋略家，面对诸葛亮的激将和羞辱，他忍耐下来，知道作为主帅一旦屈从了内心的小勇，要复仇，要进军，势必中了对方的计策，作为将帅最怕的是不能自我克制，而使全军覆灭。因此，司马懿最终稳住了阵脚，保持了心理和军事上的优势。
唐朝李靖曾经对唐太宗说：“善于用兵的人，以静来对待敌人的动；以强大的兵力对待弱小的敌人。所以老子说：‘用兵上的错误没有比轻视敌人更为严重了。’“也就是不能逞一时之勇，而轻举妄动。轻视敌人的后果，是导致自己的失败。
人的内在精神风度与外在言行举止都升华到一个高于常人的境界，并足以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这种人生境界就是理想人格。在中国古代，有两种基本的人格理想模式，这就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格理想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格理想。道家把“赤子”、“神人”、“至人”、“真人”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儒家则把“君子”、“圣人”、“大丈
夫”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
孟子认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经过一番艰辛的磨练过程。
世俗之人要完成人格的突变，趋于人生的理想境界，首先要经受外在艰苦环境的考验，锻炼自己的形体和意志。孟子指出：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
在孟子看来，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这些在历史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最初都是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艰苦环境面前畏缩、沉沦，而是发愤图强、废寝忘食，在艰苦环境中自觉地锻炼自己，使自己具有强健的体魄、坚忍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过人的胆略和智慧。这些生理与心理、体力与智力方面的素质为他们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昔日的逆境磨难，就不能塑造完美的人格，也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发达。孟子在艰苦条件下自觉地锻炼自己的思想和孔子的“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精神，对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打击的基本素质。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后人评价曾国藩“坚忍成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