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晚春至1944年初冬的18个月时间里，史迪威将军再没有听到敌人的枪炮声，而是投身于另一场由错综纷争的意见、参谋部会议、劳苦的案头工作、阴谋、野心以及政治组成的战争。
在从丛林撤出后的几个星期里，史迪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作战方案的制订中，并使其初具轮廓，其中所涉及的军事因素直到战争结束始终未变。但变化无常的政治因素却使史迪威对美国对华政策要点迷惑不解，无所适从。焦点是关于战争的基本战略问题：由于他试图将战略付诸行动，他发现自己由此而越来越陷入错综复杂的美国对华、对亚洲基本政策的旋涡之中。
总的战略是打败日本。中国的作用如同铁砧，美国在太平洋的军队如同铁锤，共同将夹在中间的日本军队粉碎。史迪威作为美国中国战区司令官，担负着向积蓄着力量和勇气的众多中国农民提供物资、训练和指挥的任务。
物资供应问题与作战直接相关。日本人在缅甸得手后不久，美国就开辟了一条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空中航线，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冒着风险向中国西部空运物资。但驼峰航线只是一项应急措施。众所周知，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开辟一条突破日本封锁的道路，以便运送足够装备军队的物资。缅甸看起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起始站，因此在史迪威的参谋部里，收复缅甸成为一个使人着迷的话题和一个令人内心向往的目标。
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像一个大棋子似的从南面插在西边的英属印度和东边的中国之间。将日军赶出缅甸的丛林地带，修建一条越山公路，是需要英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合作的。史迪威的任务就是劝导中英双方——他对两者并没有真正的指挥权——组织立即收复缅甸北部的战斗，以打破日本的封锁。
地图显示了史迪威制定的缅甸战役指导方针，该方针要求中国部队从云南边境插入缅甸东部；英国部队从印度边境或海上插入缅甸的南部；第三路从印度北部的阿萨姆邦插入缅甸的西北部。史迪威希望第三路部队由中美联军组成。
从理论上讲，中英双方都肯定进行这一战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双方又都不愿提供作战所需的部队。史迪威通过持久的努力才使这两个盟国兑现了他们的诺言。
史迪威在力主通过战斗打破封锁的同时，还致力于解决中国军队的训练和指挥问题，这一工作又使他卷入政治纠纷中。中国长期的战事使军队形成了派别，在各自占据的省份各霸一方。军官们都卷入到政治阴谋之中，几乎大多数省的主席都是军队的将军，就如同各省的总督一样。军队中的政客比前线的指挥官更得宠。史迪威在重新整编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过程中发现，他自己正在动摇中国军队原有的指挥系统，因此，他不可避免地日益重视对创造这支军队的政治和政府的研究考察。
缅甸的艰苦经历使史迪威的体重大大减轻，长途行军使他的体力枯竭，他强壮的身体被痢疾和黄疸病折磨得十分虚弱。1942年夏天，史迪威开始了他的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精力的恢复。到5月底，他已经着手制订收复缅甸作战计划的细节。他想使在缅甸惨败中幸存的9000名中国士兵成为训练有素的中美联军的骨干力量，从阿萨姆打回滇缅公路。他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开始在印度中部的拉姆加尔兵营训练中国军队。
5月25日
德里。一上午都在做案头工作，计算角度。与鲍沙尔和记者们共进晚餐。多恩睡着了。
5月26日
上午写报告。下午亦然。
5月27日
现在×××由于肠胃有病想回国。恩格哈特来了，就其回国和未完成在华的使命表示歉意。寄走了为《时代的步伐》节目写的广播稿。5点钟录音。英国新闻审查员想要修改，被菲谢尔拒绝了。
5月28日
格鲁伯给我寄来了私人信件，“请过问我的轮换问题”。主啊，难道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人把战争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放在第二位吗？11点乘时速250英里的B-25飞机去阿萨姆，从11点03分到下午4点30分，共飞行1150英里。虽然不那么舒适，但速度快得很，远远超过运输机。
5月29日
达戈姆饭店的服务员5点30分而不是6点30分就把我们叫醒了。讨厌。我们于9点钟乘B-25飞机起飞，于11点30分抵达昆明。飞机在17000至20000英尺的上空飞行。十分寒冷。吸氧。在昆明感到重庆的天气难以忍受［指昆明的天气适人］。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后入睡。
5月30日
天气晴好。感觉好多了。重庆天气恶劣，飞机无法降落。上午10点上床，喝了汤和咖啡。
5月31日
重庆天气依然恶劣。卧床。
6月3日
我不相信我们能够起飞。但在大约4点钟时，我们将10名英国士兵赶下了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随后起飞了。
重庆天气晴朗，夕阳下，春天的田野景色宜人。商震和何耀祖到机场迎接。返回3号［指史迪威在重庆的官邸］。
史迪威将军在重庆的官邸和司令部依山而建。从官邸平顶的屋顶上可以看到嘉陵江水从北面穿过巨大的峡谷奔流而来。夏天，峡谷的斜坡上一片翠绿，浑浊的江水缓缓流淌，江上中国船工们在不慌不忙地干着活。冬天，灰蒙蒙的浓雾笼罩了山岭，江水仿佛沿着一条看不见的隧道蜿蜓而行，这条隧道如同西藏的群山一样连绵不绝。
实际上，这座实用、现代化的住宅是根据宋子文的喜好和指令建造的，他本打算用作自己在华盛顿长住后回国时的住宅。但在史迪威到任之前，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这所住宅并将其作为贵宾的住处，先后有欧文·拉铁摩尔、劳钦·柯里等人在这里住过。史迪威抵达后，这所房子成了他的私人司令部并配备了29名勤杂人员，其中7名门卫，2名花匠，4名佣人，1名厨师和2名帮厨，4名给房顶水箱供水的工人，3名总管以及勤杂工。他们的任务是照顾和保护史迪威。中国的谍报机关也对史迪威进行监视。至少有一次史迪威发现特务弄乱了他办公桌里的文件。他迅速缩减了这些工勤人员。他在重庆期间，受到的服务是相当周到的。厨师把史迪威视为上帝的使者，为他烹制了极为丰富的中西菜肴。中国工勤人员之间经常发生口角，一次一个佣人用菜刀砍掉了一位总管的一只耳朵。有一只性情暴躁的猴子满院子跑，除了史迪威将军、多恩将军（它的主人）和一位佣人之外，见谁咬谁。
工勤人员分别住在地下室和一层的房间里。史迪威居住的套房包括一间宽敞但很阴暗的卧室，从不进阳光；一间浴室，有一个破旧的抽水马桶；一间小办公室，他的大部分工作和思考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地图室在地下，有时也被用作电影放映室。在中国战区工作的两年半中，史迪威在这所房子里度过的时间可能不超过8个月。但比起在亚洲的其他地方，这里更像是家。每次长途旅行之后他都回到这里。这是他到任后的第一处住所；也是在这所房子里，1944年末他收到了调他离任的电报。
6月4日
重庆。请门德尔松医生来给我看病。他说是黄疸病。病因可能是2月份时注射了变质的黄热病血清。卧床，早晨服了一次泻药。
12点30分去见蒋介石夫妇。他们两人都很高兴。他邀请我去黄山别墅度周末。我向他们讲述了全部情况，开门见山，指名道姓。我将备忘录留给了蒋夫人。她很快地浏览了一遍，说道：“哎呀，这不就是德国顾问向他建议的那些东西吗！”2点30分离去。
6月5日
卧床。
6月6日
没去参加蒋介石举行的晚宴。
6月7日 在重庆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我到达这儿时收到了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你的信是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中唯一的光明，经常给我一点这样的光明吧。随信附上几张在丁然拍的照片，即在我撤出丛林之后拍摄的，好向你证明尽管有些骨瘦如柴，但我并没有濒临死亡，多恩和我各掉了差不多20磅肉，但我们会全都补回来的。我没有在印度耽搁太久，用了3天时间匆匆做完了文字工作就离开了德里。
我们难以忍受德里司令部豪华铺张的格调。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如此。英国人的阵容十分惊人，在每一层楼上你都会碰到中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或者说9/10的人都在干着上尉的工作。乘轰炸机到了昆明，在那里停留了5天，因为重庆的天气实在恶劣。我们终于在6月3日到达了这里。第二天我向“大人物”［指蒋介石］进行了汇报。我把全部真相告诉了他，那情形就如同在踢一位老妇人的肚子一样。无论如何，据我所知，之前没有任何人敢告诉他真相，因此只能由我来说。我知道他通过一些机构整天盯着我，我不能十分肯定到底是哪些机构。实际上，我对他们毫不在意——我行我素，顺其自然。目前发生的好几件事情都成为我们谈话的题目，我希望有些谈话是有作用的，但我的劝告对他来说是太激进了，实行起来是很痛苦的。他和蒋夫人都很热情，这是否有什么意味，我便不得而知了。
2月份给我们注射抗黄热病血清时，有的血清变质了，致使我患了黄疸病。迟来的病症在昆明发作了。到这里之后医生来看过。我对此并不担心，病情正在好转。我将此事告诉你，是怕你从别处听说我病了而担心。
6月8日
医生说我有好转。也许。睡觉，起绰号，阅读。
6月10日
和往常一样。情况不怎么好。
6月11日
睡眠不佳。怀疑医生们是否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
6月14日
上午不太好。下午有好转。开会——陈纳德、布里尔顿、惠勒、斯特拉姆、格鲁伯、比斯尔。
6月15日
与蒋介石谈各种问题。第5军将留在印度。我保留指挥权，因为这样做对中国人便利一些，他们用不着和英国人打交道。杜聿明将留任。（他保住了面子，我却丢了脸。）
他对英国人可能会打回缅甸，抢占暹罗和西贡的说法报以嘲弄的笑声。“什么？”他轻松地笑道，“没有中国军队的支援，他们想都不敢想”。（主啊）他们还是老一套心理——飞机、坦克、步枪等等就能够赢得战争胜利。我有点激动，告诉他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出路是彻底重新整顿地面部队。蒋夫人跳起来，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说大元帅还要考虑到“某些影响”等等。我告诉她，对此我心里当然有数。但他认为站在他一边并支持他的美国所干出的小蠢事会使他失去一生中重大的机遇。
6月16日
糟糕的一天。感觉比生病期间的任何时候都坏。夜晚稍有好转。
6月17日
得黄疸病已经两周了。门德尔松所能建议的就是离开此地。
6月19日
×××［一位中国将军］来了。我问他蒋介石是否会行动［指进攻缅甸］。他说也许我能说服他——当然，其他人是办不到的。他反复说没有人敢告诉他［他指蒋介石］什么不好的消息。“何应钦是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但却不敢告诉大元帅任何不好的消息。”我问他大元帅是否真的焦虑，他说他认为“在内心里”是有的，但却装出一副大局在握的表象。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它与家族和财团关系密切，一旦与之脱离，这个政府就会轻而易举地土崩瓦解。面对危急情况，它除了硬撑着之外，不会有其他办法。即使有一定的爱国之心，也不会有一个占有支配地位的势力出面来接管和进行内部清洗，更何况没有这种爱国之心呢。能对中国发生作用的只有外来的影响——或是被外来侵略打得四分五裂，或是马上形成一些新观念并立即加以实施。
蒋介石会怎样看待我的呢？我认为他明白我告诉他的是真实情况，但到目前为止他对此不屑一顾。我被他利用，去对付英国人。他认为给我一道命令（你不是我的参谋长吗？），他就能够利用美国的每一件物资和每一支部队。他知道我对中国怀有友情，并希望我在所有问题上都站在中国人一边；我是美国援助的明显标志。
但他在缅甸问题上使我备受欺骗。他从未通过正式官方渠道任命我为总司令。[ 中国正式的指挥命令是通过官方下达的。用一两英寸见方的印章粘上朱砂印泥盖在文件上，这样文件才生效。]他与杜聿明、林蔚和侯直接联系。他没有对俞飞鹏、余［指96师师长余韶］或杜聿明发挥影响。
他对答复我的备忘录毫不用心。他不愿对中国军队进行整顿。现在的问题是，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6月21日
越来越好，胃口大增。医生带来一些糖果。给布里尔顿发报，不要派妇女到中国来。
6月22日
宋子文［当时在美国］出人意料地拍来一份电报，通过蒋夫人交给我。在电报里对我大加恭维。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打文字交道。似乎他们在美国都能够听到我所说的话，同时不希望我急如星火似的打电报催促陆军部不断向中国提供物资。也许他了解严峻的海运形势。但是有些事情既然发生了，它所产生的某些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6月24日
蒋夫人5点钟到来。她说了些嘲讽的话，我也回敬了几句。蒋介石提前来了。
会议一开始就很糟糕。驻扎在印度的部队按兵不动，我还得照料他们。
蒋提出大方案：（1）稳定计划；（2）反攻计划（条件是每月用500架飞机运送5000吨物资）。我提出炮兵训练计划，这符合他的心意，他要考虑一下。好吧，可以，可以这么办。他要再想想。
接着关于指挥的老问题又提了出来。我提出要留下孙立人。“太年轻了。”好吧，他会仔细考虑的。然后他走开了。
蒋夫人再次审阅计划，我说必须将杜聿明召回中国。问我愿意接受罗卓英吗？可以，如果我负责训练的话。
于是她走开，和蒋介石商谈，协议达成了。我担任司令并负责训练；罗卓英主管行政和军纪。（蒋介石有时会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其中的一次。他甚至说可以空运5万［中国部队去印度］。）
如何在心理上控制中国的指挥官。［蒋介石说］“我常常晚上躺在床上，想着他们会做什么蠢事。然后我写信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但他们是如此的愚笨，如果你不事先告诫他们，他们还是会做出许多蠢事来。控制他们的奥秘在于——你必须想象到他们会做的任何一件错事，并警告他们不要去做。这就是我要写那么多手令的原因。”（显然我的挖苦激怒了他，他认为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一番。）
6月下旬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成为蒋介石和史迪威长期纷争开始的标志。隆美尔攻到了埃及亚历山大的门口，美国空军从印度调往中东，以挽救那里的危险境况。这边，史迪威突然收到了中国人的最后通牒——这就是著名的三项要求：蒋介石要求美国立即派遣3个师到缅甸前线；向他提供500架飞机及零配件；自8月份起美国保证每月经驼峰航线向他提供5000吨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