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西汉中期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司马迁所著，他的生卒年月与汉武帝相始终。他的著作按《太史公自序》应名为《太史公书》。早期学术界亦称之为“太史公记”、“太史公”，因为“太史令”一职是其祖传世业，“太史令”在汉代通称“太史公”。“史记”原本为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三国时期，“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这部非凡的史学杰作，我们能够得以鉴赏，实乃是司马迁用生命与人格的代价换来的。就在《史记》完成近一半时，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蒙受奇耻大辱。此案近因乃李陵，实是惹怒了人主，诚如《西京杂记》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三年后，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成为皇帝身边的秘书，看似荣耀，但这一官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实是大耻。在生死去留之际，支撑他完成父亲遗命的是：被囚禁演《周易》的西伯：困厄不遇，终以《春秋》传世的孔子；屡遭放逐，遂有《离骚》的屈原；双目失明，竞有《国语》的左丘；等等。从此，他虽是一个“刑余之人”，终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事业。一生耿直，从不阿谀的司马迁在完成了《史记》后，仍不能得到宽恕，终究还是被人主以“有怨言”，下狱死。尽管人主有生杀欲夺之权，但由司马迁这些以祖传世业为业的史官的遗风里，已播下了“不虚美”、“不隐恶”的种子。
正是这样，《史记》对汉以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推誉《史记》说：“六经之后，唯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说：“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鲁迅先生的评价再精辟不过了，在《汉代文学史纲要》中认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记事，上起轩辕，下至武帝太初年间，历时3000年左右，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共计一百三十篇（卷），526500字。《史记》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列传。
《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不是毫无联系的，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全书的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立足本纪去阅读世家、列传，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传去阅读本纪，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书则不同，它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主题，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几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画面。在《史记》的五个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体裁称为“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创举。从此以后，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
《史记》作为一部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在思想上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司马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候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的中心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一个帝王都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鼓地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由于受前人唯物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的影响，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像的科学探索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像的真实性，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却是站在思想界的巅峰。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也并没有完全从宗教神学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司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有时又回到宗教神学的圈子里徘徊，这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印。
其次，该巨著表现了他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历史观的进步性，是我国古代历史学家中少有的。他重视经济的作用，重视经济发展状况对国家兴衰、对历史事件的决定作用，这是先秦儒家学派不重视、不研究的问题。司马迁写《平准书》，写《货殖列传》，第一次把经济问题载入了百科全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对待严重的社会贫富问题上，司马迁和当时一般人的看法很不同。他并不认为，人民贫穷的根源在于商人的“积货逐利”和商业发达的结果。他很了解，“势利”是统治阶级追逐得很厉害的东西，可是他们往往只许自己无穷尽地追求“势利”，占有“势利”，却不准人民“富厚”，并鼓吹人民应该安分守己，甘心贫穷。司马迁曾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而惨遭“腐刑”，从自己的惨痛遭遇里，他认识了汉代统治者的残暴和虚伪的面目，更深地体会到人民如果不能设法自富，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的命运。因此他提出“羞贫穷”的看法，他痛斥那些“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的人，说他们帮助统治阶级在思想上欺骗和控制人民，而自己却以“长贫贱，好语仁义”的虚伪行为去求取功名和“富厚”，这真是可耻极了。司马迁获罪皆因其语大弊伤道，不过，其语足以警醒世人。众所周知，他同样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尤其是对陈涉那种首创精神的高度评价，表现了其非凡眼光。他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和睦，主张各民族平等，这里所表现的民族观点的进步性实在超群。
《史记》在思想上的一个鲜明特色是表现了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和他那种敢怒、敢言，敢于揭露黑暗面，敢于批判现实政治的豪迈气魄。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孔夫子因忌讳时政，甚至不顾事实，来妄赞“当代”。他的蒙辱则说明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
当然他最大的贡献是对秦汉之际和西汉前期社会的研究，这也是《史记》的精义之所在。它揭露和批判了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揭露了以皇帝为代表的集团内部的倾轧和那些名公世卿们的卑鄙与自私；谴责了各种不义战争，……认为正是这些“外攘夷狄”和“内兴功业”，人民“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而百姓自己落得“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的悲惨境地，真乃将人类社会贫富悬殊的病根一语道破。如果说一位历史学家具有进步的历史观是可贵的，那么具有这种勇敢的求实精神就更加难能可贵，因为这是要冒生命的危险、付血的代价的。《史记》是司马迁的血泪之作。
【毛泽东评点】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摘自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摘自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58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鉴赏】
《史记》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并终生喜爱的史书，作者司马迁也受到毛泽东的崇敬。
司马迁出身于西汉一个史学世家。在父亲的培养和教育下，从小博览典籍史册，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20岁后，心怀远大抱负，外出游历，考察史迹，采访史料，从长安南下，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一带。后来担任了郎中，在皇帝身边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多次随汉武帝巡游。这些都使司马迁有众多的机会广泛接触人民，接触现实社会生活，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扩大了眼界，从而充实了自己对历史的感性认识。特别是掌握了许多难得的史料，使得他得以去伪存真，辨清真假，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称赞《史记》“严格、准确”，恐怕与司马迁的这种经历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这种求实精神，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1917年暑假，他与朋友萧子升以游学方式步行调查。
从长沙出发，经过宁乡，到安化，再到益阳、沅江，然后再回到长沙，历时一个多月，了解农民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实现了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的初衷。毛泽东投身革命工作之后，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早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满怀激情，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戎马倥偬的环境下，抓住一切时机，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农村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工农业的生产建设情况。1961年8月在庐山，他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自己有三个夙愿：一是下放去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写自己的一生，包括缺点错误，让世人去评论。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多么重视实地考察并身体力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是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反映，是我们党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主要思想方法。联系到他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毛泽东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
司马迁一生坎坷。其父司马谈死后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四年后开始撰写《史记》。七年之后，正当司马迁潜心著作之际，即骑都尉李陵出击匈奴，战败而降，他为李陵辩解，得罪了汉武帝，被捕入狱，遭受腐刑。
司马迁遭遇这一奇耻大辱后，精神遭到极大的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以更大的毅力、勇气和斗志，继续写作他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公元前93年，司马迁53岁时，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终于完成。不久，这位饱受屈辱但仍不屈不挠的史学巨人悲愤地离开了人间。
司马迁受辱后惨痛的心理历程在他给朋友的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中有所表露。信中说，他所以忍辱偷生，是因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以前人身遭厄运但发愤著书的事例自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对司马迁这样一种为事业和理想与命运顽强拼搏的精神十分赞赏，曾多次引用上述名言，教育全党同志要不怕困难，勇于在逆境中振作精神，奋发有为。1957年，吴冷西从新华社调《人民日报》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接着他又说：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吴冷西：《要有五不怕革命精神》）。毛泽东从屈原、司马迁的遭遇和作为引伸到对共产党员提出的“五不怕”，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和继承。
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讲到“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很严格、准确”，这种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据历史学家分析，司马迁贯彻了“实录”原则。他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威振四海的帝业，不因陈涉起于陇亩而淡化其反秦的功勋，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其曾号令天下的地位，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讳言其无赖本色，不因吕后以女主临朝而抹煞其显著政迹，不因“文景之治”而无视其内乱边患，不因汉武帝雄才大略而回避其贪功好事。对于权贵的狡诈逢迎，残忍贪婪，倾轧争斗，固然予以揭发，即使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名将，也不掩饰其心胸狭窄，过于自负，甚至滥杀降卒的过失。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是对先秦史官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了司马迁的高尚史德。
毛泽东在阅读《史记》时，还有两处具体的评点。
一处是在读《高祖本记》时毛泽东批注道：“项王非政治家。
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项王，即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即刘邦。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旧贵族残余的割据武装，伺机而起。楚旧将项梁、项羽拥立楚怀王之孙。刘邦起兵沛县，初依项梁，后与项羽领导的起义军，同为反秦主力。最后刘邦与自立西楚霸王的项羽又争斗四、五年，最终大败强敌项羽于垓下，项羽在乌江自杀身亡。
刘邦之所以取胜，一个是因为他能够得人心；一个是他知人善任，能博采众长，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项羽虽勇武但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良臣谋士弃之不用，最终导致失败。毛泽东恐怕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王不是政治家，而刘邦是政治家。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告诫各级干部要吸取项羽的教训，学习刘邦的“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
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