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页）。
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像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像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摘自毛泽乐《沦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0页）。
【鉴赏】
作为现代中国集军事统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军事家，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孙子兵法》的血脉联系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尤其是对《孙子兵法》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和发展。从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兵书”里面，毛泽东不仅汲取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营养，而且获取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养料。但是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评价，如何运用、发挥《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的，甚至于毛泽东与《孙子兵法》这部兵书的历史联系如何？我们不能不先从有关毛泽东是何时开始读《孙子兵法》的一桩历史公案说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土地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逐步开创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十六字诀”方针的指导下，毛泽东等迅速建立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的范围，1931年，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白区搬到瑞金根据地。影响日益扩大的毛泽东等遭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左”倾盲动主义者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当然这明显地暴露了那些自称为所谓的“马列主义的专家”们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浅薄与无知。当然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得知：
与那些在国外接受过所谓“正统”马列主义教育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军事战争中的创造性运用之外，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就成了其直接的、可供利用、开发的军事文化资源。
据现有的材料看，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长征以前，至少在青少年时代他就间接读过《孙子兵法》。1913年10月至12月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就学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处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可见博学多才的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便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但这只是一般的和间接的了解，没有直接的接触，更谈不上研究。兹有毛泽东与凯丰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为证：会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他甚至对毛泽东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道：“你读《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尖锐的反问使凯丰哑口无言，在揭露对手无知的同时，毛泽东同时声明：《孙子兵法》我并没有看过。这件事，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多次讲过。
那么，毛泽东到底是从何日起，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直接研读《孙子兵法》的呢？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及他和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谈话的同时，又明确指明：“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其中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当然喻意那些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所有被所谓的“马列主义军事专家”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一概拒之门外的古今中外的“非马列主义”的军事著作。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更明确提到：“后来到了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此外，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也曾回忆说：
“‘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可见，只是到了陕北以后，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才开始研读《孙子兵法》的。正如上引所示的，正是在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为此致函在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嘱其购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书的同时，特别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研读《孙子兵法》是中国革命战争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同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讥讽”也无意中为之提供了契机。后来，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
这大概该是指这个时期说的吧。
早在毛泽东有条件得到《孙子兵法》以前，曾经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我印像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像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就是毛泽东从历史中，也就是从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于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李德还回忆道：“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的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与《孙子·军形》中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强调打仗要打有把握的仗。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再去交战，军队才能打胜仗，否则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先和敌人交战，就要打败仗。所谓“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于死地然后生”则直接见于《孙子·九地》，是说把军队投入亡地然后才能保存，陷于死地而后才能得生。因为军队陷入危险的境地，然后才能别无选择，听从指挥，奋战取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灵活地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类似的原则和艺术，指挥作战，激发全军英勇奋斗的精神，从而“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并不断地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曾经积极支持和推行王明路线的李德，尽管他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评论不可能十分公允，然而这里他对毛泽东早在到达陕北以前就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可以对现实产生积极影响的经验，善于以革命的激情结合历史内容进行有效的鼓动等特点的记述，大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6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多处引用《孙子兵法》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诸如《军事篇》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等。当然这里并不是简单地词语引用，而是在深入地领会其精神的同时，将自己的实战经验与古代兵家的权谋韬略互相印证与阐发，从而使之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千古不朽的军事格言，毛泽东在《中国革争的战略问题》及其后的《论持久战》、《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曾多次、反复地引用。毛泽东在赞誉其精彩之处，称其为“孙子的规律”，“仍是科学的真理”的同时，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去解释它、改造它，从而赋予这一命题以新的更深刻的涵义。首先，毛泽东称誉它是战争规律的可知论。孙武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预断战争的风吉或胜负，认为战争是可以预知的，并由此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重要命题，对此，毛泽东赞誉说：“我们承认战争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像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显然，毛泽东通过科学阐明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进而把这一古老的命题，奠定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进而毛泽东又把孙子“不可取之鬼神”的关于战争规律的“战可知”、“胜可为”的可知论概括为，“包括认识和使用两个阶段”即包括了认识客观规律和按照这些规律决定自己的行动去克服敌人这两个过程。在充分了解和研究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对此，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孙子所谓的知己知彼，是把“可知”、“可胜”奠定在对敌我各方面情况的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反对两种倾向的人，即“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和“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的人，认为这两种人“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毛泽东在他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的论述中，还曾特意引用孙武的话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可见，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蕴含的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和辩证法给予到了科学的阐释与发挥，并使之作为一个完整的战争过程，提到了知行统一观的高度来认识。经过毛泽东的解释和改造，孙子的这一朴素的军事原则得到了充实和发挥，从而成为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军事原则。
关于“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上所引，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重点阐述和发挥的又一重要军事原则。毛泽东总结了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
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大军的疯狂围攻，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在数量和强弱上都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不是正面出击，而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锐气，诱敌深入，实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策略，拖得敌军筋疲力竭，士气沮丧，苦头吃尽，弱点充分暴露之后，以逸待劳的红军，看准敌军中的弱者或孤立者，一举歼灭，获取胜利。毛泽东总结说，这就是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因不能迅速取得胜利，为保存军事实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实施。为说明这一原则的普遍适用性，在论述“战略退却”问题时，毛泽东援引了中国古代的典型战例，来阐明他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首先进述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生动地阐明了退却与进攻的辩证关系。继而又全文引用《左传》有关齐鲁长勺之战的记述。毛泽东在具体剖析“曹刿论战”的内容的同时，从战略高度加以概括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原则。”接着，他又联想到历史上的许多战例：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的大战，它们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揭示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蕴含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原则的同时，毛泽东指出：
中国战史中依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如此之多。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对这一原则理解最为透彻、运用最为高超的要数毛泽东本人。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条件出发，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思想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敌强我弱，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的条件下，正确地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从“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到《论持久战》中对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级的科学预测，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基本成形并得到充分的验证。
毛泽东戎马半生，可以说，除了解放战争后期外，他所掌握的军力在全局上总是处于弱势，同敌军相差悬殊，乃至不甚匹敌。但是，经过20年的苦斗，竟取得化弱为强，旋转乾坤的胜利，这其中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积极防御的战略。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23万国民党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