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前390—前338）即卫鞅、公孙鞅。战国时期秦政治家。卫国人。入秦为秦孝公重用，任大良造，主持变法二十年。秦国大治。以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州东），即称商鞅。秦孝公死。被旧贵族车裂身死。后人辑有《商君书》。
商鞅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政治家、大改革家。毛泽东青年时读了很多经史子集，其中一本就是《商君书》。今天见存的毛泽东早年作品，还有一篇是他在湖南学校读书时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文赞扬了商鞅变法，并发表议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到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造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进增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嗷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2页）
毛泽东的国文教员对此作文备加赞赏，有多处评语，称它“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这个时候，正是湖南处于辛亥革命后的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富于改革思维的青年学子多有提出寻找改造旧世界的方法，其中也包括中华古代成功变革的例子。毛泽东对商鞅变法颇感兴趣。他1913年的《讲堂录》里就记有“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给商鞅以相当高的评价。
毛泽东认定商鞅是正宗法家。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他明确地提出，不赞成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接着又说：“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