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马援成为扶风郡的督邮。有一次，他押送犯人到司命府，罪犯一路上反复哀求，马援觉得怪可怜的，便私自放跑了罪囚，他自己为了躲避官府追捕也亡命于北地郡。后来，王莽大赦天下，马援仍留居当地从事畜牧，当时有很多宾客来归附他。马援常对宾客们说：“大丈夫处世应当有雄心壮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几年后，马援因放牧而富裕起来，他拥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但是他却叹息道：“人生积蓄财产，须要赈济亲朋好友，否则就不过是守财奴而已！”说罢，他便把自己的家产分给兄弟故旧，自己只是穿了身羊裘皮裤。
王莽末年，四方兵起。正好碰上割据陇西的隗嚣收揽人才，招收马援入幕，拜为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当时，公孙述称帝于蜀郡，隗嚣满怀疑虑，联结汉军还是联结蜀军一时不能决定，便派遣与公孙述素来相识的马援先去蜀郡，观察虚实。马援来到蜀郡，以为与公孙述会一见如旧，欢语平生。谁知公孙述却设置了豪华的仪仗队，见马援到来，先彼此作揖后，便送马援到客馆居住，一面又给马援制作了华丽的衣冠，授马援为封侯大将军。马援忙起座说道：“天下久乱，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共图成败，反而修饰边幅，如木偶一样，这样怎么能久留天下义士呢？”回去后，马援便对隗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妄自尊大，不知远谋，不如专意东方才是！”
建武四年冬天，隗嚣再叫马援奉书去洛阳城。到达京都洛阳，马援由中黄门引见宣德殿。刘秀笑迎道：“卿遨游于二帝之间，今天见卿，真是令人惭愧啊！”马援忙顿首称谢说：“当今时代，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啊！臣与公孙述是同县人，从小友善相处，上次臣去蜀中，相见时，公孙述所备礼仪极盛。今臣远来到宫，陛下难道不怀疑我是刺客奸人，礼仪为何如此简易呢？”刘秀笑道：“卿非刺客，只是一个说客呢！”马援答道：“天下反复，盗窃声名的人不可胜数。今日见到陛下如此恢弘大度，如同见到高祖，才知帝王自有真的哩！”刘秀便挽留马援住在洛阳京都，常常一起出游。过了几个月，刘秀才派大中大夫来歙，持符节送马援西归陇右。
马援回来后，隗嚣常与马援同起同睡，详细询问东方流言与京师得失。马援因此进言道：“前次到洛阳，引见了十多次，每次与光武帝谈话都是从早到晚。光武帝确实雄才大略，与众不同，而且心怀坦诚，毫无隐蔽，豁达大度，与高帝智识相同。光武帝还博览经学，文辩无比真是古今罕见！”隗嚣反复说：“光武帝到底比高帝如何？”马援说：“略有不如，高帝无可无不可；今汉光武帝颇好政治事务，动必如法，又不喜欢饮酒。”说到此，隗嚣不满意地说：“依卿所言，比高帝还胜一筹！怎么说是不如高帝呢！”然而，隗嚣还是相信马援的话，派长子隗恂到洛阳去当人质。马援也携家眷一起到了洛阳。数月之中，马援并未得到要职。马援自以为三辅（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地区）地区地广土沃，便上书请求屯田上林苑。刘秀自然准许。
后来，马援帮助刘秀击败了隗嚣。建武十一年夏，马援被拜为陇西郡太守，先后讨平陇西羌人、皖城李广。建武十八年，刘秀写玺书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刘秀常说：“伏波将军谈论用兵之道，与我不谋而合。”每有谋略，刘秀都重用马援。建武二十四年，六十二岁的矍铄老翁马援再次出征，在阵中病亡。刘秀听信了虎贲中郎将梁松的谗言，追夺马援的新息侯印绶。马援的棺柩运回来，妻子也不敢报丧。经前云阳县令朱勃上书讼冤，刘秀才允许马援归葬旧墓。
到了永平初年，马援的女儿被汉明帝立为皇后。汉明帝画中兴名臣像于云台。东平王刘苍观看了中兴名臣的画像后，对汉明帝说：“为什么不画伏波将军像呢？”明帝笑而不答。待到永平十七年，马援的夫人去世，才为马援夫妇起造祠堂。
点评：
要想取得成功，让自己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我们就要学会“识时务”。只有全面深刻的对形势进行分析，有了准确的判断，我们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5.奸佞小人的“三变”
阿谀奉承、背信弃义是那些奸佞小人所谓的“识时务”。有利可图，他就对你阿谀奉承；无利可图，他就会对你背信弃义。宋朝的杨畏就一个这样非常“识时务”的“俊杰”。
宋神宗熙宁二年（1609）后的三十多年，是北宋王朝动荡不安的时期。随着王安石改革运动的兴起及其深入，宋朝统治集团公然分裂为变法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他们之间的斗争，使得北宋政局变化不定，异常混乱。与此同时，两派内部又不断产生分裂，内讧不止，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愈发错综复杂。这种情况，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而那些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则乘机大行混水摸鱼之事，杨畏即是其中之一。
杨畏，字子安，洛阳（今市）人。初以孝行闻名。宋神宗元丰年间，杨畏见王安石深得宋神宗的支持，变法运动进展顺利，便极力拥附王安石支持变法。他“刻志经术，以所著书谒王安石、吕惠卿”，由此获得了变法派的好感，被任命为郓州教授。在这一阶段，杨畏极力“尊安石之学”，盛赞王安石的学说是“得圣人之意”，俨然以王安石的忠实门徒自居。
元丰八年（1805）三月，宋神宗病死，太皇太后高氏执掌朝政，以司马光为相。疾行废罢新法，恢复旧制，史称“元祜更化”。杨畏一看政局大变，也赶紧变换面孔。元祜初年，他从夔州回到了家乡，当时司马光恰好也在洛阳，他生怕司马光因为他曾鼓吹王学而贬逐自己，就用极其肉麻的语言吹捧司马光说：“畏官夔峡，虽深山群獠，闻用司马光，皆相贺。其盛德如此！”此后，杨畏便升官为侍御史。
到了元祜元年，（1086）司马光为相一年零八个月就去世了，吕公著独掌朝政，仍如司马光之意。两年后吕公著退休，由81岁的文彦博执政，这时的文彦博已是不能做事的人了。此时，反变法派群龙无首，于是洛党的首领程颐、蜀党的首领苏轼、朔党的首领刘挚等，便互相争斗起来。此时的杨畏，一方面积极参与废罢新法的活动，一方面又在元佑臣僚内部的党争之中出谋划策、煽风点火。短短几年当中，就以“倾危反覆”的臭名而成为“百官莫不侧目”，人人提防三分的无耻小人。
元祜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死，反变法派一时又失去靠山，宋哲宗亲政之后，改年号为“绍圣”，以示继承神宗的遗志，恢复变法之意。惯于察看风向的杨畏敏锐地意识到政局又将一变，于是，便抢先出手，于这一年的十二月上疏，请求宋哲宗“成继述之道”，推行变法新政。当哲宗召见他时，杨畏又请召回章悼、吕惠卿等变法派首脑，还盛赞宋神宗变法图强的功德及王安石变法的成就。绍圣元年（1094）三月，哲宗利用考进士策论的机会，让赴考之人就行新法与行旧法的利弊发表意见。主考官把赞成行旧法的试卷列为上等，哲宗对此极为不快，又让杨畏主持覆考，结果，他把拥护行新法的试卷列为上等，把赞成行旧法的列为下等，“自此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矣”。四月，章悼被起用为宰相，他还没有上任，杨畏就派人到苏州与他暗中联络，诡称他前些年依附反变法派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们的矛盾，挑动他们自相残杀以削弱其力量。为变法派复兴预作铺垫。他还厚颜无耻地自称是“迹在元祜，心在熙宁”，并以“首为相公开路”之功，向章悼邀赏。结果，当大量反变法人士被贬官、遭流放、受到残酷的政治报复时，杨畏却迁职吏部侍郎，不下朝堂。如果不是因为得罪了章悼，他也许还要打着最先倡导恢复新法的招牌，继续做他升官晋职的美梦。绍圣三年（1096）正月，右正言孙谔上章弹劾杨畏，其文说：“杨畏在元丰时，其议论皆与朝廷合；及元祜之末，吕大防、苏辙等用事，则尽变其趋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总揽，则又欲变其趋而偷合苟容；天下谓之‘杨三变’”。此章一出，杨畏的政治生命便在众人的笑骂之中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