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星文不满地扫了他一眼，拉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到门。外面，作为会议室的大殿里阒无一人。他把门关好，插上门闩，又踅回来坐在苏汉远旁边的沙发上，斜倾过身子，用深沉的眼光看着他说：“汉远，四人帮把我们同志、朋友之间的坦率都一扫而光了。我就不相信你不懂得对待古人的科学态度和对待现在事物的科学态度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苏汉远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阚星文，阚星文神秘而又带着亲切的举动感染了他。他回想起过去他们在“四人帮”专制下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甚至互相包庇的日子。他知道在阚星文面前他满可以开门见山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对周原提出的建议，他只不过认为有点不合时宜罢了，对孔孟的学术观点，他和周原并没有什么歧见。但不知怎么，他却不这样去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他染上了如恩格斯借法国人讽刺美国人时说的：“你们的意思是伦敦，而写下来却是君士坦丁堡”那样的习惯，总是言不由衷，非要把自己的语言纳一个保险的格式里面不可，对人一来就是什么“错误”呀，“倾向”呀，本人的出身背景呀等等，好象不如此就不能表明自己和一些还处于隐晦微妙阶段的敏感问题划清了界线。现在，阚星文的坦白诚恳唤起了他的坦白诚恳，伹是也触及了他的痛苦。在肉体上他没有受过阚星文那样多而重的折磨，但在精神上他也是被严重摧残过的；没有什么比虚伪、而且自己还必须去适应虚伪这点，更能折磨一个正直的人的灵魂了。他低下头，改变了语气，沉重地说：
“知道我是知道的，原则上我也不是不同意周原的意见。但是，你看见那扇门么？你没有发现那不是原来的那扇门么？十年前，我有幸坐在你老兄现在坐的这把交椅上。那是什么日子！真是提心吊胆。你是躲上小楼成一统，去了，我这里天天有人撞门，不是造反就是反复辟〃反潮流、最后终于把那扇二百多年的老古董撞碎了。以后还会不会再撞呢？不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想是不应该的可是历史的经验怎能不使人注意呢？我是五六年参加工作的，这么多年来，总是在我刚想好好搞工作的时候就要来一次运动。唉！”他展展地躺在沙发上，长吁了一气，继续说，“星文，你看不出来？乍晴乍阴已经成了常规了，而且总是太阳刚一露面就要来场暴风雨，打得落花遍地。如果以后再有人撞门，周原这个建议就足够把我们打倒的了。当然，四人帮是永远爬不起来了，你当我就怕他们？是怕过去么？不！我怕的是将来……”他的手无力地向空中划了一个弧形，又无力地聋拉在扶手上。
苏汉远内心的呻吟打动了阚星文。他把手放在苏汉远的手背上，不停地摸抚着他无力的、瘦骨嶙峋的手，好象在和他共同分担惶惑和痛苦一般。他知道，“四人帮”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绝不是一次揭批“四人帮”运动就能医治好的。为了探查苏汉远创伤的深度，他追问了一句：“汉远，你对党中央现在执行的这条路线，有没有怀疑呢？”
“难道我是怀疑这个吗？”苏汉远猛地直起腰来，“这条路线不是我们过去昼思夜想的吗？你记不记得四届人大以后你回来工作的那个短时期，我们两人是怎样私下议论的？可是，星文，这条正确路线在毛主席、周总理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就受过干扰，难道今后就再不会出现干扰了？万一这条正确路线达不到预期效果，你看吧，风暴又会来的，极左路线又会复活。四人帮这个奇特的历史现象是有很深的社会根源的。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对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一次干扰对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就是一次灭顶之灾……。”他苦皱着眉，摊开双手。又倒在沙发上。语调、声情和手势都表现出一个小人物无可奈何的悲哀。
可是，这番话激怒了阚星文。打倒“四人帮”后的两年中，阚星文深深感觉到，由于党和国家长期中断了民主生活，致使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很忠实的同志也成了新时代的宿命论者，在政治上失去了起码的主观能动性，听凭于从狭隘的经验中得到了所谓“反复”的规律的摆布，在精神上处于随时随地准备挨打的状态。然而，他一时也找不到强有力的论据去说服这样的人，仅仅空泛地说“过去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这类话，是不能说服一个饱经风霜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他激动地站了起来，手杖不停地在方砖上笃笃地敲着。
窗外，天气突然阴沉下来，秋风扬起操场上的黄沙和白杨树的落叶拍打着窗纸，这个地区的气候就是这样，每到深秋都要刮几次大风，天气也时晴时阴。这座古老的建筑物里，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先透出凉意，使人有萧瑟之感。两个亲密的朋友在这里苦恼着。生活就是这样，你要过于探究它的底蕴，就会发现许多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汉远，”阚星又踱了几圈，又回来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把手杖抱在怀里，用亲切的语调说，“我知道有些道理很难说清，因为它需要时间本身来证明。我在打断腿以后，也象你一样思考过很多问题。我也认为四人帮不是偶然现象，是一种社会的必然性，就是没有这四个人，也会有别人来代替他们，可是，难道搞四个现代化就不是必然性么？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不是必然性么？在那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不是必然性么？发展的进程已经证明了：四人帮那套专制的极左的路线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了；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搞四个现代化的普遍要求已经代替了他们那套东西。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的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就是这种必然性的现实表现。另外，说到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想想：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必然性又是怎么转化为现实性的呢？我觉得，你我都不能说没有责任，因为我们在四人帮出现以前就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总要把正确的东西执行得左一些，结果弄来弄去量变就到了质变了。而到了它危害到党和国家的时候，我们的抵制又起什么作用呢？如果现在我们仍然是往左靠，生怕将来挨棍子，实际上又是在孕育第二次极左路线哩！我们主观上希望正确路线取得胜利，客观上又在给第二次极左路线做准备，自掘坟墓，这不是矛盾么？”
苏汉远一直垂着头听着。阚星文的话不能说对他没有影响，但他还是象一个长期生活在海上的水手一样，就是在踏上码头以后，仍然觉得脚下是颠簸的甲板。为了使讨论回到实际问题上来，他又提起周原的建议：
“那么，对周原提的这件事究竟怎么处理呢？”
阚星文走到办公桌旁，翻开一本小册子说：“这有什么难解决的，教育部制订的《教学大纲》上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在高中，还可以选几篇艺术性强而有明显消积因素的传统名篇，指导学生认真批判和鉴别，学习正确地对待古代作品。何况周原选的还是具有积极因素的作品哩！”说罢，他把小册子撂到茶几上。
“哼，说是这样说”，苏汉远斜了小册子一眼，“那么教材编选小组为什么自己不选呢！”
“正是！”阐星文用食指关节叩着桌子，“我正是从这里看到周原精神可嘉。你想，周原是个傻瓜吗？在受了二十多年委屈以后，好不容易恢复了公职，恢复了工资难道他不会安安生生地吃碗老米饭以终天年？他何必冒这样的风险！同志，如果极左路线东山再起，你我不过是再次被打倒的问题，而他就会是粉身碎骨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认为这里就体现了他对党的信任，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祖国古代文化的责任感。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天真和勇气！搞四个现代化，就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瞥了苏汉远一眼，“老是怕以后会挨打，迈不开步子，是搞不成现代化的。”苏汉远脸上泛起了红晕，喃喃地说：“星文，我是觉得惭愧，我承认我心有余悸。我觉得……怎么说好呢？这好象是和一个人气质有关的。当然，我也承认你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也要提醒你，在这上面你可不要感情用事，听说周原是你的老同学……”
“不！”阚星文断然地、烦躁地截断他的话，“这里和感情没有丝毫关系！”这时，有一股要说服对方的冲动使他突然打开了紧闭了二十多年的闸门，他刷地拉开抽屉，从一个文件夹中取出一片发黄的剪报递给苏汉远：“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他是造成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原因，而我也曾不客气地回敬过他。要按十九世纪欧洲人的风俗，我们两人一定已经决斗过两次了。说实在的，他在我领导的这个学校里敢于提这样的建议，是要有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的。我还没有想到一个惯于写思想检查的人会这样。这点，很值得你我学习哩。”
苏汉远接过纸片，用诧异的眼光把这份从二十多年前的报纸上剪下，直保留到今天的文章看完。在这片发黄的纸后面，他仿佛看到敌对的欲望与意志的交战，看到二十余年来两个人在心理上的格斗与角逐。他很受感动，站起来走到阚星文身边，默默地把纸片放在桌上，同时，另一只手亲切地抚着他的肩头，却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言词。
“我明白了你……也明白了他。这……这都需要勇气和无私。星文，一会儿开会，让我们一起来作工作吧！”
苏汉远走了。阚星文擦着一根火柴，点燃了这张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天日的纸。潮湿的纸在火焰中蜷缩着，冒出一股刺鼻的青烟，终于化成灰烬。
由辩论产生的激情和冲动都过去了，阚星文的情绪又恢复了平静。但是，那种对已经失去了的幸福的惋惜，那种对个人私生活感到不幸的忧伤却又爬上心头，悄悄地，一颗眼泪滚出他的眼眶。但他马上抹去了泪珠。就要开会了，他面临一场贯彻正确路线的斗争。他知道，在生活中，有比个人的幸福与不幸更高的东西。
下午放学的时候，周原和阚星文又在他们早晨相遇的花坛旁边见面了。阚星文脸色腊黄，显得很疲倦，用低沉的声调对周原说：“你的建议，总支研究过了，认为很好。另外，总支让我通知你，在语文教研室没有民主选举以前，由你代替吴老师负责。他高血压，一时恐怕不能出院，就是出院也玟退休了。希望你好好工作，也许……我这句话是多余的。”
周原抬起头，两人的眼睛对视着，但仍然都是冷漠的、没有表情的。这两个人都在试图用一副冷的面具来掩盖心中被一个新的希望燃起的热情。
“好，我接受领导的委托。”周原也用一种纯然是谈么事的腔调回答，同时伸出右手，准备告别。但当他们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两人都感觉到两个历尽沧桑、被打倒过而又顽强地活下来的人，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成为一对亲密的战友，从而两人的脸上都绽出了不能掩饰的微笑，两只手也热烈地摇动起来。
回到家，周原高兴地、大声地把刚刚发生的事和自己的感想告诉文玉奇。文玉奇靠在窗前，望着被夕阳染得更加艳丽的红叶，怅惘地说：“这……这，他，他真成了残废了吗？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可以请他到家里来呢？”周原沉吟道：“这个……过去的情敌和政敌现在又是领导与被领导，是不是这样快就能进行有人情味的交往呢？嗯？这个……”他兴奋地在房子里踱了一圈，然后在掌中猛击一拳，笑着说：“真的！玉奇，你星期六就做好准备，烧些好菜，我用你的名义请他在星期天到家里吃饭，让我们象青年时代一样……”
—九七九年四月十日于南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