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与语词
在著名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里，巴尔尼巴比的学者们认为，说出一个词来多多少少会侵蚀肺部，因而提倡废除语词。他们出门随身携带各种实物，见面时各自打开包袱，指点实物进行交际。指点完毕，各自收拾包袱，相互帮助背上，挥手告别。
小说毕竟是小说，如果把它搬到实际生活中来，那有多荒唐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完全取代语词的交际作用。交流思想离不开概念，所谓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是思维的细胞，要靠语词来表达。
概念无臭无味，无轻无重，我们可以理解它，描述它，却无法感知它。我们不能直接看到或摸到概念。要把头脑中的概念传达给别人，必须借助于有声的或有形的语词。
语词是表示事物的声音或笔画，这些声音和笔画之所以能表示事物，就是由于人们头脑中有相应的概念。概念与语词相互依存。
有人不理解，说交通警用红绿灯来指挥交通，海上船只用旗语来联络，人们在交际时，点头表示赞成，摇头表示反对，这不说明概念也可以感知吗？
其实，红绿灯、旗语以及点头、摇头所表达的意义还是要通过语词来解释，人们才能够理解。
美国人在公共场合演讲，举起双手与头并排，掌心向着听众，成投降式，是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但是在希腊，这是最侮辱人的手势。印度人的习惯，点头是反对，摇头是赞成。可见，用手势表达思想还得用语词来解释。
鼓掌、吹口哨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可有时候会带来误会。20世纪50年代初，京剧大师程砚秋到抚顺、鞍山演出。在第一场演出当中，台下掌声不断。戏演完后，虽然谢幕10多次，观众仍连连鼓掌，不肯退场。剧场经理赶到后台，对程砚秋说：“事先忘了跟您说了，我们东北时兴便装谢幕。您卸装，换便装吧！”
这位京剧大师没有思想准备，一再说：“我卸装慢，您跟观众解释一下吧！”剧场经理转达后，无奈观众不接受，仍然鼓掌，有人甚至吹起了口哨。
程砚秋误认为让他便装上台，是拿他寻开心，便匆匆卸装，从后台悄然离去。热心的观众认为程砚秋看不起他们，第二天观众骤减，有人买了票也没来。第三天人更少。本来要演10场，却只演了3场，京剧大师郁郁不乐地离去。
美国著名小说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到一个小镇演讲，附近许多农民慕名而来。会场里挤满了听众，但马克·吐温发现听众的反应远不如他想象中那般热烈，于是提前结束演讲，从后台快步绕到会场大门外，了解气氛不热烈的原因。
出乎意外，他发现人们在模仿他的话，笑着，议论着。一对远道而来的老夫妇在登上马车启程时，丈夫对妻子说：“他讲得真好笑，我费尽力气，才忍住没笑出声来。”妻子说：“要是忍不住，可就失礼了，人家可是个名人呢！”
大作家长舒一口气，以后他每每谈及此事，总是悔不当初，对不起那些远道而来的乡间听众。
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而语词是概念的表达方式，但它们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古时候，不同的人家贴不同的春联，似有不成文之规矩。人们从门联就大致可猜出户主的身份。“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一定是书香门第；“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门一倒歪之乎”，猜酒家不会错。
有一家的门联很奇特，左右两联都是七个“长”字。过路人围着看热闹，猜不出其中奥妙。这时有个乡下人进城，边看边念，说这一家是卖豆芽的。一问，果然不错。
“长”字，既可读作“生长”的“长”，又可读作“长短”的“长”。“长”还与“常”谐音。这样，上联是“常长，常长，常常长”，下联是“长(zhǎng)得长(cháng)点，长(zhǎng)得长(cháng)点，再长(zhǎng)得长(cháng)点”。这不是发豆芽的又会是什么人家呢？
这副对联的构思利用了一词多义的情况，即同一个语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外交用语”是个多义词。它可以指称外交家们在交谈或行文时实际使用的某种民族语言；也可以用来指称外交界常用的词汇、专门的术语；还有第三种也是最普通的意义，是指被用来表示那种经过谨慎考虑的措辞，这种措辞委婉曲折，对方领会，第三者也懂得，使外交家们能互相谈论尖锐的问题而又不致激怒对方或失礼。
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由于不了解某个语词的多义性而发生误解的情形常有发生。《尹文子》记载，古时郑国人把未经雕琢的玉石称为“璞”，周人把未腌制的鼠肉称为“璞”。由于同名异实，在一次买卖中闹了笑话。周人怀里揣着璞问郑国的商人：“要买璞吗？”郑国的商人说：“要呀！”当周人拿出璞来，郑人一看竟是鼠肉，“因谢不取”，颇有风度地拒绝了对方。
鲁迅先生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曾这样写道：
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人，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予大众语有什么益处呢？
鲁迅先生在这里提到的一词多义的情况，是文化落后的一种表现。我们从中也可悟出一个道理：不同的概念究竟是用同一个语词来表达好呢，还是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好呢？这是没有一定之规的，要看具体的语言环境来决定。
一个多义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它的语义又是确定的，表达确定的概念。
在清朝时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时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都要填相貌册，以防止冒名顶替。有位考官对每位考生都要亲自过过目。有些考生在相貌册上填“微须”，意思是有少量胡须。哪里知道，考官大人把“微”当作“无”解，许多考生因此倒了霉，被当作冒名顶替者被撵出了考场。
有个常熟考生填了“微须”后感到事情很不妙，急忙找文书修改，偏又找不着，到了半夜，只好到剃头铺把胡子刮光。天一亮赶到考场听点。谁知那考官一拍惊堂木：“又来了一个顶替者，册上填明有须，而你却是无须的！”原来他的老相识考场文书已代他将“微须”改作了“有须”。多年苦读，毁于一旦。
另有一位微须的考生不服，与考官争了起来。考官训斥他：“读书人怎么连朱老夫子(朱熹)以‘微’训‘无’都不知道呢？”在明朝，应试者非读朱熹注解的《四书》不可，清袭明规，朱注《四书》成为考试制度中评判高下、决定取舍的标准本。哪想到考生笑着回答：“照你这么说，那么孔子微服而过宋，就是脱得赤膊精光了？”
这一驳，直驳得考官哑口无言。“孔子微服而过宋”，是孟子书上的话。这里的“微”是微贱的意思。“微服”指便服或平民服。古时皇帝微服私访，就是穿了老百姓的衣服暗中访察。由于孟子比朱子更有权威，考官只好吃瘪。
“微”是个多义词，一共有13种用法。词义不同，表达的概念便不同。
概念与语词并非完全一一对应还有第二种情况：不同的语词可以表达同一个概念。
同义词中的等义词，由于其意义完全相同，就是说，其含义与适用对象都完全相同，因而表达同一个概念。等义词往往是借用外语词和方言词的结果。
“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耽误了很多青少年，有人问：“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两位先生是何许人？”其实，“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两个词分别是“科学”与“民主”的代名词。“科学”与“民主”是外来词，根据英语音译过来是“赛因斯”与“德谟克拉西”。“五四”运动前，经梁启超一趣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就风行全国了。
我们现在叫惯了的“青霉素”，这种在抗日战争时期闻名一时的新药叫做“盘尼西林”或“配尼西林”(英语音译)。鲁迅早期杂文里提到过的“虎力拉”，即是现在大家熟知的“霍乱”。“维他命”在当代汉语里早已改为“维生素”。维生素保留了原来音译借词中的第一个汉字“维”，而创造了音义相关的“维生”加上表意的“素”，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意译和音译结合的新词。
在方言中，以不同的方言词表达同一个概念的现象也是很常见的。“向日葵”这个概念的方言词就很多。河北唐山叫“口头转”，承德叫“朝阳转”，任丘叫“望天葵”，山东济南叫“朝阳花”，昌乐叫“向阳花”，莒县叫“转日葵”，栖霞叫“转日莲”，湖南邵阳叫“盘头瓜子”，等等。
在同义词中，有一部分具有不同的形象色彩、风格色彩或感情色彩。“母亲”、“妈妈”、“娘”，这三个词的含义及适用对象都完全相同，但是在风格色彩和感情色彩上是有不同的。“母亲”很庄重，多用于书面语。“妈妈”很亲切，是口头语。“娘”则富于地方色彩，也很亲切，常用于口头称呼。这三个词所反映的客观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只在主观运用上有所区别，因此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如果能选用不同的语词去表达同一个概念，那么说话或行文就会更加生动贴切。
在文学语言中，有不少看起来是相反的语词，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概念。例如，“好神气”与“好不神气”；“好快活”与“好不快活”；“好伤心”与“好不伤心”，等等。每一组都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每一组中的后一语词中都有“不”，按本义是表达否定的意思，但是“不”在这里却失去了它的本义，而起到强调语气的作用，“好不神气”就是“好神气”。
大家知道，“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是一种奇谈怪论。照这种逻辑，工人偷产品不算偷，售货员偷商品也不算偷。可有人不这么看，鲁迅小说中一位穷困潦倒的书生孔乙己就说，“窃书”不能算“偷”。他自以为用一个书面语“窃”就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真是可悲又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