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见到你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以后会产生爱情，或者说是会做爱。
我以为你是有夫之妇，你的眉宇间透出一派贤淑。你要帮我提箱子，你的热情和细心像一个有孩子的母亲。我暗暗地想，做你的丈夫和孩子是有福的。我还想在西海岸应该来接我的女人没有来而在美国东部这个城市我没想到来接我的是个女人却来了个女人。
世界上到处都有女人。
我推着行李车跟在你的后面。你捕捉到我仿佛捕捉到一个蜉蝣生物。我看着你在前面那种自信和穿梭自如的步态便浮想联翩。你捕捉到我我也愿意被你所捕捉，被你捕捉了我便不会再有飘流的感觉。
你的手心是我暂时的窝。
我在后面欣赏着你扭动的腰肢和摆动的臀部。那曲线的旋律宛如水流，推动得机场大厅的一切都活动起来。这里的阳光特别明亮，濒临海边的阳光海的颜色当然更浓。当我在多雨的欧洲我每每想起这里的阳光。后来在我飘游于天空时我想我为什么要在如此明亮的阳光中被处死，也许和记忆中那天的阳光有关系。
那天，这里的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窗照射进来，在你的背影上闪亮。我紧紧地跟着你当然是害怕迷路。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失去你那是以后的事。你的背影正如她的背影。那时我有一闪念想看看你赤裸的胴体。你不能责怪我是因为你的腰肢会使任何男人萌生异想。你走动时小小的臀部小小的摆动，仿佛发出一种号召，我听见它轻声地喊：“来和我做爱吧！”
而后来你在我面前褪下睡袍，那洁白的睡袍落在你脚下犹如一尊雕像的底座。我以为我从此以后会满足了其实以后并没有满足。人对于满足总是健忘。
那天我刚从飞机上下来，我想我会昏昏沉沉地一直到城里，我只想一个热水澡和一张床。
昨夜，我在一间小房间里谛听着墙壁里有节奏地响着某种空洞的声音。我不能相信那是水管里的水在流，但望着天花板上发黄的水渍却觉得自己又无可动作地泡在水底。我想着我过去没有选择的自由却要选择，而现在有了选择的自由却不愿意选择；我的精力在过去等待选择和以后不断地选择中消耗殆尽。在领事馆给我临时找的这间小房里，我正享受着一丝悲哀和对静慧那间舒适房间的留恋，却有一架夜航飞机飞过房顶。我听见它的吼声就看到了头上有一艘木船驶过，那黑色的船底宛如一片乌云。透过飘浮的水藻和萍类植物我看见一颗人头怎样晃晃悠悠地沉下来。鲜艳的人血向四周弥漫如同夕阳的光照。我知道这是我的祖先在湖面上行劫。古铜色的胳臂一晃，人头和身躯便分离。我祖先干这种行当和我写小说同样地麻利。血的颜色使我兴奋得喘了一口气，犹如读者读到小说中精彩的段落一样。但场景瞬息变换。我又看见我祖先身穿黄马褂，在缭绕的香烟中对我凝视。那个世界是方形的。我从他紧紧抿着的嘴唇上看出他要向我说的话。他无声地叙述着从强盗到官吏的路程。他的叙述总使我以为领悟了什么而醒来才发现我并没有领悟。每在我失意的时刻他的血就从几百年前流进我的血管，把野性灌满我全身。我想我几次将死未死大约就因为我是强盗的后代，这个国家有一段历史是不能容纳斯文的知识分子的。在飞机场我还谛听着墙壁里的声音，它的节奏变成了我的脉搏。原来那不是水在暖气管里流而是几百年前血在我血管里流。是你改变了我血液流动的节律，你压抑了我的野性。你抬起手招呼我。我看见太阳在你的手指上乱晃。你手上戴了好几个戒指所以我以为你结了婚。后来你对我说如果你身上没有首饰就感到自己是赤条条的一个。首饰和衣服对你来说同等重要。后来我们分别时我说我要送你一件首饰留作纪念。你马上说最好是回国去给你买一个戒指来。你搂着我说你只要一个北京制造的景泰蓝戒指。你说第一那是大陆出产的，第二你知道我买不起钻石或宝玉，第三你要它在你手上别具一格。可是听着你的三点想法我却想这大概就是你我的爱情在你所有的爱情中所占的品级。我暗自懊丧地想起了她，想起了她所说的“我们有时间就相爱有机会就相爱”的话。世界上到处都有女人而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一样。
把相爱仅仅等同于做爱，人类的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升华。在这方面男女都一样。
不过你毕竟把你我的爱情在你所有的爱情中置于“别具一格”的地位。这样的“格”虽然价格低廉但滋味如何只有你知道。
两年以后，你要的戒指随我到了巴黎。我在拉丁区一个咖啡馆付帐时它掉落在大理石桌面上。那“当”的声响竟然清脆得令人丧魂失魄。看见它我就看见了你。但我记得的只是第一天见到你时的模样：那高兴的脸庞是公事公办型的，犹如邀请函上的那一句话：“我非常荣幸地通知您……”你高兴的只是你的接待工作很顺利。
我拾起那个戒指向卢森堡公园走去。我已经把它忘却了谁知它还躺在我西服夹衬的口袋里。可见得一切事情都不会成为过去。
我一边走一边想随便给哪一个迎面走来的法国姑娘戴上。我惊起了一群鸽子。
我摊开手掌但那戒指却不愿飞去。
如今它还在我手里。
那天你开车带我驶向城里，你说这是从Helty租来的车，你是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的；你纯粹出于兴趣才来做这个工作，你是一名志愿的服务人员等等。我瞟了你一眼说，你这种人在我们大陆叫“业余的文学爱好者”，而肚子里却以为你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又贴精神又贴钱，什么都不图仅仅为了满足兴趣，在我们大陆却少见。
在我的一瞟中我看见你的长睫毛轻刷着路边的绿树。你的长睫毛使我想起另外一个女人。她的皮肤比你黑而且比你瘦。她不时地把我辗碎化进她的小说里，为了报复或是为了报答我也经常这样做。于是一时间我又以为是她坐在我身旁。然而一瞬间你便熟练地将车开到高速公路。你换档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关照我把安全带系好。你总是这样仔细和周到。你善于料理的细心使我回国以后当我妻子的面打开你为我整理的箱子时强烈地思念你。
我们望着前方急速扑来的路面聊天。你当然是从台湾来美国的这我一眼便知道。你问为什么？“大陆的女孩子和台湾的女孩子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说这就和大陆与台湾的出版物一样。它们的不同在于装帧设计的风格，还有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区别以及纸张的质量等等。你又笑着问它们的内容有什么明显的差异。我说大陆的出版物我一看就明白，包括她最晦涩的典故最隐约的暗示最恍惚的眼风，而台湾的出版物我还需要细心地去读。
当时你笑了笑，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的，我还需要细心地读。
在很长的一段路上你没有说话。我们任银灰色的福特车随意奔跑。它跑得很好就像我放牧时常骑的那匹马。我一面看一株株喧哗的山毛榉一面闻你淡淡的香水味。在拐进市街的时候我瞥见了你耳朵后面有皱折。我猜测着你的年龄。后来你在我面前已经没有顾忌，不用隐讳，你很自然地取下你的人工睫毛就像摘下耳环，我才知道你已到了中年。
几天后的晚上你跟我说你在驾车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似乎知道了我们后来的可能和不可能。我听着你告诉我，唯唯喏喏地应承着，而心里想我也许是真的老了。老了的表现就是预感失灵。我曾经有过预感却没有想到是你，因为我始终觉得你离我太遥远。
我喟叹挫折幻灭失恋已经磨去了我潜在的本能；这个女人那个女人所有的女人已经使我的味觉变得迟钝。我想象我的舌头大概已经成了一根金属棒。
可是我又想，是不是你每遇见一个男人都会产生某种预感？老实说那时我坐在你旁边只发现了女人不在于漂亮不漂亮而在于她能不能激起男人的情欲。
你看，我那时不是仍然冷静和客观的吗？
多少年以后你才知道毁灭你的不是什么“冤假错案”，不是什么饥饿和上杀场陪绑。那不过是政治家跟你开的玩笑。从有政治以来人们就爱开这样的玩笑并且还要继续开下去。只要有政党那个政党便会犯错误，因为政党实际上就是一伙人。伟大的政党就是不断犯伟大的错误和能够不断伟大地改正错误的政党。历史在这种循环中前进；人在这种循环中诞生和死亡。真正毁灭你的是你竟然要千里迢迢地跑去看她。
后来在一个冬天你看到巴黎街头的悬铃木树你就想到B市街道两旁的榆树和槐树，它们光秃的枝丫向天发出愤怒，与地狱里撒旦头发相同。
冬日的天空因为抖落了树叶而更加宽敞和明亮。你怀揣着一首首俄罗斯民歌，你想着你早就应该乘机归去，只因为歌曲才把你钉在地上。
你上坡的时候哼着《伏尔加纤夫曲》：“走不尽人间的不平路”，你这样哼也这样想。实际上你并没有哼出声来，凛冽的空气和凛冽的血液把乐曲冻结在喉管上。你只看着自己的脚尖，只看着自己的破鞋帮怎样刮起尘土。太阳使你身上微微冒汗，饥饿使你胃里隐隐发酸。一面走一面想象她乍见到你的面容和表情；惊喜？愕然？悲痛？伤感？懊悔？恐惧？谴责？……你担心她受不了强烈的刺激会晕厥。
你盼望见到那张娇嫩的小脸就和盼望在路边拣到一个娇嫩的白面馒头一样。
在汉堡，一个德国医生给你做了胃部检查后告诉你，你的胃溃疡完全是因为长期胃酸分泌过多的结果，你却说“不”！你捂着心而不是捧着胃说那完全是因为爱情。你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得的病。
你的生命到了垂暮的时候方知一切遭遇本该如此。它不可能不是这样更不可能是那样。如果那时你找到了她并且和她结了婚如你那时一厢情愿的想像，你今天便不会在布洛涅森林里震慑于命运的多变。看看周围没有人注意你，你俯卧在地把一个吻深深地埋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你悟到了你没有得到她实际上她给你的早已超出了你那时的奢望。
你终于来到了这所医院门前。
望着大门口挂的白漆牌子上的“B市第四人民医院”几个字你就感到“完了！”那几个黑漆刷的大字伟岸森严而她信封上地址的笔迹却清秀凄婉。你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个大木牌上写的汉字和她信封上写的汉字表示的是同一个地点。她指给你的院落门前应该有一处花园，正如她所唱的“春天里的花园花儿开放……”
你那时还有敏锐的预感。你觉得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今天你会从童话中跌落到冷酷的世界。
你被灰色的砖楼吞了进去。这里面没有阳光也没有灯光。你还能看得见什么只是因为你的身上带进了外面的光线。阴暗的走廊在你面前摇晃。每一扇门上都乱七八糟地插着小牌子，顺着摇晃的走廊看去那仿佛是大木牌子上生下的一串葡萄胎。你的鼻子即使习惯了臭味也不能够容忍这里的臭味。血腥搅着粪尿令人窒息。所有人脸上所有的表情压迫着你的胸口；每一个人都像游魂似的在互相传染痛苦和不幸。你以为这里不是由活人在医治死人而是由死人在医治活人。
但是你仍然顽强地走，趁着九百里颠簸的余勇。你不是用眼睛而是靠直觉找到了那一块小木牌。那块小木牌是一串怪胎中唯一使人心醉的婴儿，你赶紧抱着它在一张长凳上坐下。现在你已经忘却了你是怎样见到她的。
你问了别的没有？你向病人打听了没有？无数次回忆中只是你见着了她。见着她之前你干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全成了一片空白。她的脸遮住了你对以前的一切记忆。
如果你要想象的话你可以想象成这样：你呆呆地坐在长凳上，你什么也没有想是因为你既饥饿又疲倦，你不但走了很长一段路还因为你正坐在人生两个阶段的交接处。你无聊地剥着过长的手指甲，剜出藏在里面的污垢。你剜出那么多污垢暗暗欣喜是你的收获，指甲里藏着九百里路的尘土。
在人生两个阶段的交接处你茫然回顾，你总搞不明白你是从哪里来要向何处去，搞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后来一声婴儿的啼哭声惊醒了你什么也没有想的思索。你看到了一个男孩。那男婴的鼻子特别大，额头上沾着不知是他还是他母亲的血污。但是紧接着你就明白你想象错了。你把二十年后你在产房外等你儿子降生和那时你在“B市第四人民医院”里等她出门混到了一起。你在牢房里曾想象你们会有一个孩子，那孩子是在你们的二重唱中受孕的：“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那时你们两人的眼睛都颤抖了一下。二十年后你果然有了孩子，可是那孩子却不是她生的。
你把脸贴在孩子脸上的血污上，一团模糊，最后你分不清那是血污还是你晚到的眼泪。
不是现实粉碎了一切想象使你不敢再想象，而是希望得太多以致使你不敢再希望。
临到中午时光她果然出现了。多少年以后你仍然奇怪你是怎样找到她的。她准时来到你面前如同赴一次约会。你看到她从插着小木牌的房间出来，那绝对是她不可能是别人。但你真正是从童话回到了冷酷的世界。
你看见她的脸再也不娇嫩，灰蒙蒙地犹如是这座灰砖楼房的一个角落里长出的霉菌，太阳照在上面也不会反光。你要看她那双手，那双曾多少次被你紧紧握过的手，分明已经被药水浸脱了皮。和你接触过的皮已不知撂到了哪个垃圾桶里。她的鼻子周围有一层黑斑，任何人一伸手都能揭下来而她却不去揭。那洁白的大褂脏得让你心疼。你心疼你的梦也被污染。从此你不相信生活不相信回忆不相信梦想不相信自己。你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被毁灭的正如被子弹击毙的人不会听到枪声。
当然，还有她那使你永远伤心的大肚子。身体的这一部分兀傲地突起比一部长篇小说更能说明她离开你的故事。你看见她的肚里伸出两只瘦弱的小手向外面乱摇，拒绝外界的一切干扰。
她没有看见你。你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压根儿不愿意看任何东西。她显得比你颠簸了九百里路还要疲倦。她的棉鞋上有点点污斑；她的棉裤腿一直拖到地面。不管是大褂是棉裤是棉鞋都过长过大。一个白色大破纸箱的旮旯里装着她身上散落的零件。
你坐在那里。你被她的冷漠震悚了。你知道如果你迎面走上去叫住她她也会被你的热情震悚。而把过去召唤回来对她简直无比残酷。你们俩已经是有裂隙的瓷器，不管是被冷漠振动还是被热情振动都会破碎。你们俩会摊成一堆碎片，然后被风所埋葬。
她从你面前拖了过去拖了过去。这一段走廊下最好埋有地雷。突然地爆炸会使你们突然找到归宿。在歌声中你们会回到那最美好的时光。
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多少次幻想过地球会在你脚下爆炸，在被批斗时被审查时在写检讨书时在上杀场陪绑时一直到你现在写小说时。你把写小说也当做写检讨。因为内容同样是半真半假。你被真所折磨被假所苦恼。你的这种自我毁灭的欲望就是从那时开始。
你坐在长凳上不但没有吱声你连动也没有动。你失去了把你们的故事再演下去的欲望和力量。你眼看着她身体的各个部分装在一个大破纸箱里被走廊尽头的一线光所拖住，从此你们彻底地分手。她被拖出走廊以后要生孩子，你离开这里又去干什么呢？歌声已经粉碎，风扬起它如同扬散一撮骨灰。你茫然的目光怎么把它收拢？
我小说写到这里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下去，我犹豫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倘照真实来写那只不过是你过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医院，像狗丢下一根没有肉的骨头。而这样写读者绝不会满足，照他们看来你应该抱头嚎啕大哭。读者总喜欢刺激，以为书中的人物在一次强烈刺激以后会有激烈的反应。可是我想来想去你当时并没有丝毫异乎寻常的举动。你这种没有异乎寻常的举动就异乎寻常，因而让我莫名其妙。
你坐了一会儿。你没有哭也没有叫。你一直等到医生全部下班后才走到阳光下面。地球没有爆炸，街道依然平直而单调。看太阳已是正午，凛冽的风在黄色的屋顶上停息下来。你感到幸运的是你还揣着一张伍元的钞票。
你好不容易发现街角有一家卖荞面饴铬的摊子，于是你迈开步子向那里走去。
世界和人生原是不可正面看的，你却非要执拗地去看正面。尔后你每当良心发现时你便看到了她的脸。
她说，她觉得她是那样小，你一下子就把她爱完了。是的，你是把她爱完了，然而你竟在她小小的身上付出了全部的爱。你以为你忘却了她而其实她已经成了你心中的古诗。她虽然失去了青春却也不会再衰老。你在不同的境遇和情绪中对她有不同的理解。
特别是那一夜你从按摩院告别了那姑娘出来钻进纽约的地铁，你分明在污秽的窗子上看见了她。她的眼睛在流泪。于是你小心翼翼地摸了上去结果你觉得手指冰凉而手指前面不过是一幅旅行社做的去巴黎的广告。
在巴黎，你惊异于三月的巴黎总也不见阳光而草坪依然碧绿。
你想我经过了这些事情我哪里还有感情支付给你，你本来应该把我当作一张作废的信用卡扔掉。当你说我很好时我忽然对你非常怜悯；当你在我面前褪下睡袍时我就暗暗地喊“完了！”
海浪折断了我的双桨而风却不容许我迟疑。我的一切都是因环境所逼。
我记得那天先是中午开冷餐会。
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有一群群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竟在谈论文学。文学有什么可谈这事本身就透着奇怪。你是个文学家你写就是了还要谈什么？可是人们仍要作古正经像煞有介事地谈。外面的天空虽有乌云但仍然有太阳，而这里面的人们追求夜晚所以到处亮着橙黄色的灯光。人们在徐徐的灯光中把香槟酒徐徐地灌进嘴里，脸上却逐渐涌上了入不敷出的惶恐。一张张红彤彤的面孔确实证明了人人都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万千种形式在香槟酒和小点心中寻找自己的内容。我看见你也端着酒杯穿梭在人群中间。你那身东方式的旗袍正如你所说的“别具一格”。在袒胸露背的西方女士里你包裹得如同一辆轻型坦克，因而对男士们你具有更大的实力和更大的威胁。
后来你停在一幅巨大的美国先贤的画像之下。我嚼着小点心远远地看你谈笑风生。你的一抬手一举指都有一种淡淡的风韵，正像你用的香水在似有若无之间。一时我更厌烦周遭不知所云的谈话，只想挽着你的手投入黑暗。
但这时一位白发的英国教授向我走来。我从他的领结上看到了严肃于是我必须严肃地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询问我在中国大陆是否有文学创作的自由。这种问题我听了干百遍我早已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因为你问任何一个作家是否有创作自由他肯定会回答“有”，不然他等于承认自己发表的作品简直是放屁。我想正好趁此机会把你拉来当翻译，你却告别了那位美国先贤不知又投入了哪位俄国哲学家的怀抱。我的眼睛四处寻觅你，嘴里结结巴巴地回答问题。万幸的是那位英国教授竟很满意地离开了我还连声道谢，但我却以为你糟踏了我的智慧。几年以后我在巴黎郊外一个农村旅舍二楼的窗口，在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看见一对白鹅蹒跚地步入蔷薇篱芭。这是一个难得的晴天。白鹅轻盈地驮着阳光，绰约的云影投在蔷薇花上。我听见老旧的楼梯吱吱地响。我知道那是纳塔丽去买东西回来，我却想起了我俩那晚发生了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全是那次会议促成的。
于是我一面喝着纳塔丽煮的咖啡一面这样写……冷餐会结束以后就开始讨论。教授、学者、作家纷纷走进一间大会议厅，使我联想起我放过的一群羊。这时我看见你有点张皇的眼睛在四处张望。我知道你是在找我，我想最好拖延一下以此来惩罚你，谁叫你要为我负责呢？
我放下杯子走出大厅。我看见暮色降临在秋天的草坪上，大理石捐款人有一种惆怅的表情，仿佛看到他的钱花在这些反资产阶级的作家身上很不高兴。一株古老的枫树用它的红叶支撑着年轻的天空，有无数的鸟儿在叫。我点燃一根烟又让风把烟吹跑。
隔着玻璃门你进到我一只眼睛里来。你的脸也是红扑扑的不知是因为酒还是因为不满。你说你到处找遍了我想不到我却跑到这里来消闲。我说我不知道你在找我我想出来抽支烟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而我心想我到处找你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你说现在没功夫跟我斗嘴今天我必须上台演讲。我不知道人有什么权力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讲话，同时突然对你说的“斗嘴”感到兴趣非要和你“斗嘴”不可。你的“斗嘴”和“好怕”对我同样有新鲜感，因为这些都是大陆少用的词汇，尤其它们出自女人的口更有性的诱惑力。于是我说大会不事先通知我就将我的节目提前是不尊重我的表现，可是请别忘了我身后有一个世界上作家数量最多的国家。
你的嘴马上滑稽地撇了撇，似乎不屑于如此之多的数量。可是你毕竟是女人又有教养，你用你刚刚撇过的嘴请求我说十分对不起，因为有一个国家的发言人忽然病了，而大会主持人早就想要排我在第一天讲演，正好趁此机会把我提到今天。你的意思好像说在第一天讲演是个荣誉。你巧妙地撩拨起我的虚荣心。
后来有一天我们两人不知为了什么又“斗嘴”起来。你用你一嘴洁白整齐的牙齿说大陆出来的人都很计较先后次序，幸亏“中国”的第一个字母是C，如果第一个字母是Z中国甚至会破坏国际惯例。而那时我的争辩已经无力，因为你在床上的叫声铺天盖地。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事情仿佛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看似散漫的进程但一步一步又是那样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到了床上去。回国以后我接到你的信，看完了我将目光移向窗外。我发现中国西北部的这一块天空完全和美国东部的天空相同。
究竟有谁在天的上面？
我记得那天我接着也说了声对不起，我没有带我的讲演稿来。你立即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卷纸。我都不知道你把它是装在什么地方的。我有点吃惊地看看你一身剪裁合体的旗袍，但我只看见一对晃眼的红罂粟。
我只好跟着红罂粟走。红罂粟被风卷走我就欣赏你的腰。今天你的腰肢有别于那天在机场的腰肢。我觉得你还是穿旗袍好。我这样想着我这样走进会场。我这样想的时候相信别人同样并不把沉重的文学整天背在背上。你把我安排在后面的座位上。你临走时瞥了我一眼我后来才明白你的意思。我早就说过了对你这类的出版物我还需要去仔细读。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很计较前后的人可是谁叫我来晚了呢？我只能冷落地坐在这个角落！但我在后排却有了新的发现。我看见我前面是一片肉瘤，一个个全是光秃秃的脑袋，好像在我经常缅怀的那座荒山上望着山坡下垒垒的卵石一般。时光在一瞬间倒了回去又掉了过来。掉过来后我既叹服那是一团团智慧之光又想到有人曾告诉我说西方人多秃顶是长年放纵性欲的恶果。为此我暗暗地感谢我们的禁欲主义和把我多年置于无欲可纵的社会状态。我摸摸尚可称为蓬松的黑发我感到欣慰。我告诫自己纵欲会在头顶上受到惩罚。
但这时一阵掌声和笑声使我收回逐渐走向下流的心思。我回想了一下刚才断断续续地听到那位走下台来的拉美作家并没有说出什么精妙的哲理，至少他没有说什么我不懂的英语专用词汇，好像还说了一句脏话。这句脏话经常可以在纽约的地铁站和全世界的厕所里看到。于是我又发现了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我们都是一群老娃娃。我们写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够了然后想宣泄一下卑鄙，因为一味地高尚会叫人受不了。我们要把卑劣和神圣的界线打破，使我们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这样就有人想出个主意召开这么一个国际性的会议。谁也别想从这次会议上得到什么可是谁都可以在这个会议上表演一下放纵一下如同放纵自己的性欲。接着上来的一位西欧女作家讲演女权主义。她的一段话引起哄堂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但她精彩得可笑的话却相当深奥。我不得不斜过身去问旁边的一位新加坡华裔作家。这位皮肤微黑的作家捂着嘴吃吃地笑着告诉我，她刚刚说男人全是弱者，她主张女人不要去找男人，如果性欲冲动了宁可自己手淫。原来我的语言障碍在这样一个词汇上。
这个词汇触动了大会的乳房，大会顿时活跃起来。人人都从不知所云的状态进入了熟悉的领域，都跃跃欲试地想上台去说几句。接下去一个一个上台的人全被羡慕的眼光笼罩着，与其说人们想听他的妙论还不如说是人们想有他那样射精的机会。这时，我看见你从通道上走来宛如一艘彩色的船。你那飘浮般的步态使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当你朝我俯下身来时我对你说我要即席发言，那篇早已准备好的讲演稿去他妈的吧！你捏着被你译成英文的讲演稿那样看着我使我联想到被扔进水里的猫。
你毫不掩饰你的不信任和惊讶，好像我们两人之间已经有了某种暖昧的关系；你不礼貌的眼神仿佛你已经和我上过床。我一时心动了一时有了勇气。我心动的是我喜欢体验男人和女人处在这种将成未成的阶段。眼风比手的抚摸更能挑动起情欲，而你的一瞥正好到恰如其分。
于是我也命令起来。我说我不要你当翻译，我要找一位男士来。
你当即白了我一眼说我放弃了这篇讲演稿多可惜，你认为那是够水准的。我说什么水准不水准，那不过是一篇学位答辩论文。这样的讲演稿会成为板着面孔的训斥，由于打断了大会汹涌的情欲我将会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读者凭作品认识作家而作家与作家之间的认识却凭着男人与女人的话题。你望了望会场，不得不同意我的话，却又嗔怪地说要找男士翻译我自己去找。我一面欣赏你在我眼前晃动的耳环，那一闪一闪的微光似在向我发射某种暗号，而我嘴里却说那有什么困难，请你给我带个条子好了。
“好吧，但是请讲话不要超过十分钟。”你这样说着你踅回身去。你踅回身去像鸟儿在疾风中转向。这中间我想我是不是太无赖了，但我的确想捕捉到那只鸟。
你离开我向我朋友走去。他看完了条子回过头来向我会心地微笑：男人毕竟知道男人的需要。
今天我在这里回忆往事。纳塔丽走了你走了她走了……我在窗口看着那个小小的公共汽车站。那个汽车站小得让我心疼。我看着纳塔丽的背影酷似她的背影和她的背影，纳塔丽的背影像我能够回忆得起来的一切背影。但我拿着笔一定要寻找你的眼睛，不然我这小说便无法继续往下写。我想起前天我在蒙玛特的艺术市场看画家们给游客画像。我发现一位位画家都是先从对象的眼睛开始画起。在透明的阳光下我看到一双双神采飞扬的眼睛。于是，现在，我只有将那些眼睛的光芒全放在你的眼睛里。
但我记不住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天。
我没有日历，却要去计算日期。
我听到主席宣布我的名字我便招呼我的友人一同上台。我看见无数期待快乐的眼睛在台下幽幽的灯光中期待。于是我说我在上台讲话之前大会的工作人员再三叮嘱我讲话不得超过十分钟，我说我明白她的意思，大概她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在任何场合都要首先宣传一通大陆的成就和政策。我说我偏偏不，我偏偏要讲一个古老的笑话。我说过去有一个秀才，三天三夜做一篇文章都做不出来，他妻子替他着急，问为什么你做文章比我生小孩还难。秀才答道，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做文章难就难在我脑子里是空的。我说，中国作家经历了一系列苦难，我们的肚子里营养不良而脑袋里却相当充实。有人看我的小说写了一个个爱情故事，以为我在苦难中一定有不少爱情的温暖，而其实恰恰相反。我说我一直到三十九岁还纯洁得和圣徒一样。我希望在座的男士们不会遭遇到我那样性压抑的经历。我的小说，实际上全是幻想。在霜晨鸡鸣的荒村，在冷得似铁的破被中醒来，我可以幻想我身旁有这样那样的女人。我抚摸着她她也抚摸着我；在寂寞中她有许多温柔的话语安慰我的寂寞。寂寞孤独喧闹得五彩缤纷。这样，到了我有权利写作并且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便把她们的形象一一落在纸上。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文学。
文学，表现的是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批判斗争坦白交待反复检查大会小会游街示众即席答辩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擅长于口才。中国不停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成批成批造就出语言大师。不会说话的人全死了，谁叫他们不会说话呢！死得活该！活下来的人全是会说话会写检讨的人因而个个乖巧。所有活着的中国人都懂得如何投合听众的口味和掌握说话的分寸，我当然会说得恰到好处并且在听众还有要听的兴趣时戛然而止。我刚刚点出了主题便颔首下台。我的友人和我配合得很妙如一对相声演员。
果然我听到了热烈的掌声。听众期待快乐。演讲者期待虚荣，这次两方面都得到了满足。散会以后满脸笑容的主席向我走来，他夸我的演讲既幽默又有深度，连连拍我的肩膀祝贺我今天获得了成功。对这样一个天真的老小孩我忽地感到惭愧：中国人比起西方人按经历来说个个都有一百岁。
但不久以后我又知道，我们这个活了五千年的民族其实还没有成熟。
大厅里人群逐渐稀落。夜色在明亮的门灯中显得更浓。不知是洒水车还是一阵秋雨淋湿了路面，一辆车一辆车的轮胎滚过我面前发出咝咝的声响。大会哄哄的议论和它的温暖都散得精光。我竖起风衣领子。我看见你独自一人站在那辆银灰色的福特车旁。
你穿上了薄呢大衣。我记得那件大衣也是银灰色的。在黑色的墙壁前整个的你都透出丝丝凉意，仿佛需要谁来用手把你焐暖。
你用星光般的眼光招呼我。那星光，那闪耀的耳环宛如信号灯。我默默地向你走去。
你默默地打开车门，我默默地钻进车的另一边。我们都坐下后你却不开车，你一脸倦容地好像还在等待谁。
几年以后在巴黎我也是这样从会场出来，我坐进纳塔丽的车纳塔丽也如你这般呆坐着。我不失时机地凑过去吻了她的嘴唇。那排挡柄顶着我的肋骨，我一时以为是枪口顶着我的胸膛。是谁在警告我如此罪孽？因为在吻她的时候我想着你。你教会了我许多东西。
那时你还没有教会我。那时我并没有凑过去吻你。我把车窗摇下一点缝隙点燃了一支烟。我让你怅惘了一次像你现在这样让我怅惘。
过了一会儿车不知不觉滑进车道。我看到夜的曼哈顿。我已经记不清了是谁提议去喝杯咖啡吃些点心，也许是我，因为我一直担心胃酸过多。你将车兜来兜去。我们俩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了些前后毫不连贯的话。我们的话像暗夜中的飞蛾在寻找火焰。最后你开到了一个有空车位的小铺前。我们进去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中一个僻静的角落，这似乎已经意味着什么。你的大衣在我的手中自动滑下。一时间我几乎以为你大衣里面的胴体是完全赤裸的。在这一刹那我才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而在我听你说话时我更确信不疑。
你的事你当然知道。你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但我相信那天你说过之后你也忘了我也忘了。是怎样开的头中间我怎样接上去又怎样结束，即使我这个受过多年审查的人也忘却了。你知道那种审查是非常严格的，一句话一句话必须要像编了号的链条环节一般衔接上，不然就会送掉性命或挨顿毒打。这种训练造就了我现在写小说的才能。审查者要追究被审查者的历史而被审查者要不断地编造自己的历史和与某某人的对话，就和读小说与写小说一样。对白要求之严谨，培养了无数莎士比亚。但我现在不愿把你当作小说人物来写，我只想提一提你的什么话触动了我。
你谈到你离了婚的丈夫。你说男人骨子里需要的是一个原始状态的女人但你是太文明化了。你已经被文明熏成了非人。你说到这里我想到西方的非狗和非猫，想到了弗雷顿，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和你相同的女人。
你深感到自己必须回到野蛮状态中去，使自己恢复成一个真正的女人。你说男人聚在一起总喜欢讨厌地谈女人，然而男人们其实并不理解女人，真正理解女人的是女人自己。我解说不尽然，女人并不理解女人正如男人不理解男人，理解女人的恰恰是男人中真正懂事的那一少部分，与理解男人的恰恰是女人中真正懂事的那一少部分相同。
你默默地从我的烟盒中取出一支烟点着。我们现在都将我们说过的话忘却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语言游戏并不重要。语言只是手杖，借着它我们一同携手走进一个黑洞。你捂着嘴轻咳起来。我从你的姿式中看到了你的优雅和对优雅的厌倦。你说了这些话我才发现你是和你的首饰你的入时的衣着同时出生的。你生下来便带着整套文明的装备。这些东西其实是你的胎膜。直到人已中年你才想起来突破它痛痛快快地接触世界。当我想着你是赤裸的时候你定然同时也想赤裸一番。
你脸上吸引我的原来是文明过度的伤感。
你说你从大陆来的人身上能嗅到一股原始的粗犷气味，大陆人都像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狐狸或狼。我当然知道你暗示的是我。我抿嘴一笑，我想我原本是强盗的子孙，那是最革命的阶级，尔后我的祖先摇身一变为贵族，我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但后来的革命又把我变成强盗。但革命接踵而至，使我变成了什么东西或许是一只狼或者狐狸吧！然而归根结底你我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于是我只好怅怅然地听你说。
你说那个西欧的女权主义作家根本不懂得女人。女人天生下来是强者不在于她不需要男人而在于她本来就是母亲。母亲孕育一切包括男人在内。男人在人世间肇事闹腾其实都是在母腹之中折来折去。母亲娴静地看着一切包容一切宽恕一切。我听着你说话我想起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同时也想起我的妻子。因此我不寒而栗。
这时你的眼睛像加了过多牛奶的咖啡那样温柔，纯粹是一对女人的眼睛。我暗暗地希望你也能包容我宽恕我同时又怀疑你丈夫为什么离开你。
你说我敢临时撇开早已准备好的演讲稿在如此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上讲话就是只有刚从森林里跑出的狼才做得出来的举动。文明世界有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玩笑也好幽默也好不管是高尚是下流都是事先在家里炮制好的，如同端上宴席的一道道菜。玩笑和幽默并不高明不是说的人缺乏知识而是他没有随机应变的智慧，正如不是菜做的不好而是上菜时把顺序搞错了。你说你欣赏我的举动并不欣赏我讲话的内容。相反，你还非常讨厌。我通篇讲话说穿了不过是一则征求做爱的广告。
你说“讨厌”这个词时好像很气愤，但我从你眼睛中看出你实际上在撒娇，并不“讨厌”。我刚刚登了一则征求做爱的广告而你就是第一个应征者。你正在力图使自己变成一个女人，像西方的狗和猫要跑进森林，要咬人要捉老鼠一样。做为一个女人你实在懂得太多因而活得更累。知识本来就是人的负担。我想帮你卸下负担于是我顺从你说。我说我也知道我刚刚不过是哗众取宠，但真正的学问是说不出口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内心的体验只让它深深地埋藏于内心，千万别说出口。世界上的真理都无法证明，凡是能说得一清二楚的道理都掺着假。与其一本正经地说半真半假的话不如把一点内心体验嵌在玩笑里。
你浅笑着称赞我的坦白。你说你以为我会为自己辩解，大陆出来的人一个个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并且特别重视面子。我苦笑着赞同你的评语，但认为作家应该除外，作家其实是最无能的人，其它什么事都不会干整天只会幻想的人才选这种职业，倘若我会打烧饼的话我一定去卖烧饼。
警车在外面呼啸，一道灯光掠过你发烫的面庞。我看见那束光穿过你的耳轮，有一团可爱的粉红色扑上我的嘴唇。但你却很平静，你将烟蒂揿灭在烟灰碟里，动作有条不紊。你说看我的小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想不到我骨子里相当悲观。我说把世界看透了以后你就分不清是悲观好还是乐观好，我就是我！你却说在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你还是喜欢后者。这样你就认定了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并且还要我认同。你还说只有悲观主义者才有宽容的胸怀譬如菩萨，菩萨就把人生看作一个大苦痛。我说菩萨悲观和乐观得彻底就表现在他的沉默，他看见了听见了体验到了却什么都不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的悲观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他们全是一群笨蛋一群饶舌者一群胆小鬼一群出卖情感来赚钱的人！
天啊！你的文明决定了你干什么事都有一定的程序。在巴黎，我经过桑特尼幽暗的小街，那妓女躲在门道里敞开她的大氅向你露出一身比基尼。“先生，我们玩一玩吧。”她热情地邀请我。这时我想起了你。她和你说的是同样的事，但你绝对永远不会这样招呼我，你却要把菩萨也扯进来。
直到死我才知道在你们二者之间我还是喜欢前者。那既节省时间又节省脑子，和你谈恋爱实在谈得很累。
最后你笑了笑说，我那句“我就是我”是典型的狼的语言，但我从你的笑容中看出你需要的正是一只狼。
说了这些“男人“女人”“喜欢”“不喜欢”的话后我们就此分手似乎太荒谬了。你抬起腕子看了看表说我们还可以在哪儿坐一会儿。我说要么去我的旅馆要么去你的家。你一边向侍者招呼一边说你家的咖啡比这儿的更好。
我当然喜欢喝更好的咖啡。
我帮你穿上大衣又将你光滑的长发捋好披在衣领外面。我的手指第一次触在你凝脂般的脖项我感到一阵欣喜的战栗，但是你伸出手要我挽你跨出座椅时你的戒指又使我感到冰凉。
在咖啡店门口你去开车，我在一个白得可爱的小女孩手上买了一束深红的石竹花递给你。
你捧着花吃吃地笑，却又说这不是一只狼会做的事，你说我讨好女人倒挺在行，而这时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警车还在呼啸。我们在呼啸声中驶向安全岛。我对军人警察这类动物特别敏感而那天我居然不怕。
我想你实际上并不爱我。如果说还有点性爱的话大约就产生在这一夜。
这一夜你在我面前褪下睡袍。丝质的睡袍骤然轻飘地坠落在绿色的地毯上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你陡然从绿色的水面升上来。
这一夜你褪下了你的睡袍我扒下了你的胎膜。我们都同时用原始的力量恢复到原始状态。我们都闻到了洞穴和森林中潮湿的气味。我们一起体验到野蛮人的快乐。从文明到野蛮和从野蛮到文明同样艰难，但我们竟一步就跨过了一万年。这时我只看见一团粉红色如你耳轮透过来的那种肉质的光。那团光包围了我我觉得我又回到了母腹之中。后来我听见你的叫声铺天盖地，你在我身下扭动如同一次十二级的地震，然后黄豆粉飞扬起来仿佛弥天的大雾。
当我醒来我看见一团微光，那窗子不像窗子真像一口没有伪装的洞穴。我既像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又像是在深山，我从洞口伸出手去就能摘到果子。我搔搔痒思忖了好半天，才知道从洞口晃过去的是车灯而不是野兽的眼睛。
我侧过头来看你你睡得和野人一样。浓密的毛发遮住你半边汗涔涔的脸，你的嘴唇还微张着仿佛叫声仍然不断。你的优雅你的伤感你受的教育通统丢得精光。你借助我达到了你的目的。我想如果你早就如此你也不会和你丈夫离异。但我并不在乎这一点。
我发现我还有点爱你就因为你能恢复成野人。这时你是完全真实的真实得就像屠案上摆着的一堆肉。一旦你又用文明装备起来我便与你有了距离感。这时你可以咂嘴可以放屁可以如母兽般地哼哼。我们一同咂嘴一同放屁一同哼哼就能抱着生生不息的地球入睡，而不是悬浮在这会生锈的钢铁框架之上。以后我不只一次地回忆过那一夜。在回忆的时候我的脊背发痒。因为那一夜你的戒指在它上面狠狠地划来划去犹如宇宙疯狂了以后所有的星球都脱离了自己的轨道乱飞。那一夜我其他的感觉我都淡忘了唯独脊背上有它自己的记忆，因为这只是我和你做爱时才有的遭遇。
我想我们两人大概是一人这时要从文明走向野蛮一人这时要从野蛮走向文明恰好在某一点上碰撞上了，提前一点和错后一点都不行。我们这样一撞我们爆出了火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但你这一撞把我撞懵在文明和野蛮的交叉口。我不知道是应该向文明走还是应该向野蛮走。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醒来后看到洞穴口的微光。那微光照在我送给你的石竹花上。不知怎么那束石竹花竟流开了鲜血，鲜红鲜红的一缕缕淌在绿色的地毯上。
这时我闻到了血腥味并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摸摸我湿漉漉的脸不知是血还是汗。可能既有汗又有血因为脸上又冷又热，同时我的脑后觉得有一颗枪子儿向里钻。它不是直着朝里冲而是一点一点往我脑盖骨里拧，就像拧螺丝一般。我全身着了火，火苗一直从我的喉咙口窜出来。
每一次成功地做爱之后我都会有这种感觉。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和被枪毙时的感觉一样。
“难道会让我这么轻松的死吗？”我问自己。
我先是被人押着推上卡车。在上卡车时我既怀着对宽大处理我的感激又有点恋恋不舍。但我并不知道我恋恋不舍的究竟是谁。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所有的女人只给我留下了一个背影。于是我回头看看捆我来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农场干部，越看他越觉得亲切。
他穿一身没有佩戴领章帽徽的绿军装，在一大群佩戴领章帽徽的警察军人中间显得特别平和。他没有刮净下巴上的胡子，大概是因为押送我来城里参加如此盛大的枪毙反革命分子大会而太匆忙了。从此以后我只要一看到别人没有刮净胡子都有一种内疚感。
在路上，他曾经掏出钱来一张张数了好几遍。他向我说等我被枪毙后他老婆叫他顺便去百货公司买些东西。“进一次城好不容易哩！”他很高兴有这样一次进城的机会。
他这种善于利用时机的现实主义态度博得我的好感，在拖拉机的车斗里我们一面颠簸着一面聊天。眼看快到城里他竟松了我手腕上的绳子。他说绳子不能猛的松开，不然你这双手就报废了。我完全相信他，因为捆人揍人已经成了干部们这些年来主要的工作，在这方面他是有足够的经验。但接着他又笑着说反正你要完蛋的，手报废不报废都没关系，还是松开的好。“去他妈的吧！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被松开了后我发现我还有手对他更加亲热。我说：“你真他妈的是好人！我身子掉到井里了靠耳朵也挂不住，人死了要双好手有什么用？咱们先舒服一阵再说。我口袋里有烟，劳驾你给我掏出一根来点着。”
拖拉机摇来晃去，他费了好半天劲才把烟插在我嘴上。为了这我们又笑了一会儿。笑完了他眼睛盯着我问你为什么不怕？我说我怕什么？毛主席早就教导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我要怕死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听了又哈哈大笑，连声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于是在去杀场的路上我最终和革命者成了同志。是的，知识分子要取得革命的谅解只有凭死亡来证明。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小块花布。花布里好像包着一只小鸟。他哆哆嗦嗦小心翼翼地解开，原来里面包的是一瓣蒜一颗小葱几粒花椒和一撮盐。他说这些就是他老婆叫他进城采购的东西。他摊开来让我看。看了后我一时热泪盈眶。因为这时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家雇用的厨师。那位厨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他也和押送我的这位农场干部一样不识字。每天晚上他要向我妈妈报帐时就捧着一包杂七杂八的东西进到小客厅，一古脑儿摊在茶几上。一根鸡毛表示今天买了一只鸡、一片鱼鳞表示今天买了一斤鱼、一片菜叶就是一斤菜等等照此类推下去。他的老婆也有我的老友那种智慧；人生到处都能遇到相同的事。可是这位农场干部忽地皱起眉头，说别的都好买就是这种花布难配。他将那一小块花布像旗帜一样高举起来。他说这是他老婆的棉袄布。他老婆缝着缝着棉袄发觉少了一尺，再三叮嘱他非要买到这种布不可。于是我们俩一同在这面在风中抖擞的旗帜下低下了脑袋。
一会儿，也许是他把我的双手略微松开以后血液又唏哩哗啦地流开了而使我突然变得聪明起来，我大呼小叫地说你别担心，我被枪毙了见到阎王爷头一件事就问他这种花布哪里有卖。我听说阳间没有的东西阴间都有，为此阴间才称作是“极乐世界”，并且我敢肯定阴间还不用布票。他立即高兴地舒展开眉头，又夸奖我的态度好。他说像我这种态度本来应该早枪毙的为什么把我拖到现在才枪毙实在让他想不通。
我当然索性要态度好到底。我说领导上决定的事总是没错的。我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么？“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中国人有这样的领导真是莫大的幸福，我们什么时候死领导早就安排好了。他拍拍大腿表示同意。他说我这话说得在理，“简直说到了点子上！”
革命群众这样表扬我我极为开心：直到死都不说一句反动话，这样死才死得不冤枉！
我们浑身上下一头一脸的灰尘摇晃到城里，看见全市的人都像过节一样。大街小巷挤满了人，花花绿绿的标语遮住了所有的建筑物。拖拉机曳着拖斗从“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下面穿过，这条巨大的横幅横空挂在大街上。我看见它在我头顶上飘扬就觉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坐在我背上，又觉得仿佛是毛主席的大手在慈祥地抚摸我。这种奇怪的感觉搞得我昏头胀脑。
公安局是一座灰色的建筑。后来我发现它的颜色完全和巴黎圣母院相同。我们嘟嘟嘟地开进门楼，一前一后地跳下拖斗。迎上前来的军人是两个小个子四川兵。他们没搞清楚该枪毙谁就将他推推搡搡朝房子里轰。他连跌带爬地大声喊“不是我是他！不是我是他！”他指点我的时候我只看见他的一嘴牙。
我赶紧挺身上前说，“小同志，你们搞错了，来枪毙的是我，不是他！”因为我手还绑在身后没法用手指，只好掉转身来用屁股向他撅了两下。我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理直气壮地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这一瞬间却体验到了说真话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在枪毙之前我居然还能这样趾高气扬一次即使死了也值得。我大概喜形于色了，所以弄得两位“小同志”很不高兴。他们兴奋的脸色陡然沉下来，同声斥责我说：“谁是你的同志！”啪地一掌就将我推到屋里面。
在踉跄地向前冲时我看了他一眼。我的意思是叫他快跑，免得军人又搞错了把他也拉进来枪毙。可是他不但不逃，反而掸掸衣裳上的土跟了过来。两位“小同志”拦住他声严厉色地说，“好了！你已经把犯人押来了你走就行了！”他却连声讨好地求告道：“同志，让我看看吧！同志，让我看看吧！”
房子里早有一大群人，一排排站着像在做祷告。我在最后一排的尾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斜过头偷偷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高矮肥瘦各不相同，但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嘴脸。我想被枪毙的人大概在死之前一定要做出这种表情，于是我就默默地学着做。
我正在专心致志地摆出一副挨枪毙的样子，一位解放军军官走了过来，责怪我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好诚惶诚恐地把自己的手脚弄得发抖，幸亏他在窗子外面喊：“首长首长，他是我从农场押来的。农场离城有五十多里地，我们接到通知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
他还想说下去，那位首长却挥手打断他：“来迟了还有理！”我看见首长的牙和吐沫一齐飞了出去。“你知道耽误了多大的事？一城人都在等着看他们哩！”他虽然吃了憋但脸上仍是一派死里逃生的喜悦。隔着窗子我看见他几乎把别人都挤扁。我陡然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觉得我还有看头。成千上万的人挤得汗流浃背来看你，这种荣耀并不是人人都能经历的。他的那番话提醒了我原来我还没吃早饭，但我还是把腰杆挺了起来。
可是我的后脑勺立即挨了一巴掌。“低下头！”同时脑勺后面又大喝了一声。于是我知道了要让人看得顺眼一定要摆出适当的姿态：既不能是一副死相又不能太鲜活。这倒是够我揣摸的。公安局墙上挂着毛主席语录：“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我想刚刚挨的一巴掌就是对我骄傲的惩罚，适当的姿态只有虚心才能揣摸得出来。
由于我虚心了就渐渐进入角色。这时我听见那位军官念着一连串名字。那串名字当中有一个我比较熟悉，那便是我的名字。它像水蛭一样在我身上粘了三十多年靠的是我的生命养活着它。所以我一听到那三个字犹如被水蛭蜇了一嘴，几乎叫出声来。军官费了好大力气念完了，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最后总结说“共四十一名”。
我听见“四十一”就想到苏联的一部什么鬼小说，好像它写的也是枪毙人的事。接着我们“四十一名”就被押出房间。两个解放军战士威武地夹着一名犯人。这使我不禁埋怨我们农场办事太草率：即使七月间正是农忙季节也不能只派一个干部押我来，这真太有碍观瞻！
我留恋地看他一眼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想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爱过的女人都不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再回头望的大概就算他了。我看见他在人群中间向上一跳一跳地想将视线超过别人的脑袋。但别的人也同他一样向上蹿，宛如一群游戏着的海豚。十几年后我在夏威夷海洋公园看到海豚表演又回忆到这种场面，在观众席上我即刻沉浸在被枪决前的快感之中。我们四十一名死囚分乘十辆大卡车。卡车启动前又有很多军人捧着一摞大牌子跑到车旁边。那大牌子上的墨迹还没有干。他们手忙脚乱地把牌子一块块递给车上的解放军战士。那气氛仿佛是给我们分发糖果饼干去游春。战士们胡乱地把大牌子套在死囚们的脖子上。牌子的重量恰到好处，既使我抬不起头又不致于带它不动。但我光顾了看热闹却疏忽了看他们给我套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一吊在我下颏底下我就看不清楚了。我担心那上面胡写些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之类的词。
在游街的路上我一直担心的是这件事。我虽然知道这真正叫“死要面子”但积习难改。这天太阳特别亮，真可说是光芒万丈。忙来忙去等车队开到街上已是正午。我看见无数张大汗淋漓的脸眉飞色舞，他们傻望着我的表情可爱得到了极点。我尽量想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对我牌子上写的字是什么反应但终属枉然。过了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对罪名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这场把戏；枪毙谁并没有关系，只要有枪毙的场面看就行。
还有的妇女拖着孩子来看。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对我指手划脚使我不由得心花怒放。我想孩子是不识字的，孩子来得越多越好。若干年后某一位政府首长指责我写的小说语涉色情，说会给青少年以不良的影响。我受到这种指责时的感觉就如同这时被枪毙的感觉。我想十八岁以下的孩子的确不适宜阅读我的作品，他们最好经常看枪毙人。这种场面既有娱乐性又可使他们受到教育。
十几辆大卡车在城里游了一圈最后开到主会场。主会场设在城郊的一片坟地上，便于首长们宣布完我们的罪行就地枪决掉。这块坟地我曾经来过，我恍惚记得我和哪一个可爱的女人在这里散过步。但旋即我就知道记错了，我和她在某一片坟地上散步肯定是上一辈子的事。如果是这辈子发生的事那么生活奇特和残酷得就不可思议。这些年来我经常把上一辈子的事譬如厨师向妈妈报帐之类和这一辈子的遭遇混合在一起，这说明我的神经出了毛病。
也许枪毙一次能把它医好？
我想着怎样医治我的神经就没专心听首长的讲话。只断断续续地听他说什么“一打三反”“六种人十种表现”，什么第一第二第三之类的数字。我想我们中国人真是聪明绝顶，我们能把无穷无尽的世界和世界无穷无尽的变化通统用极明确的数字归纳起来然后分门别类。这种世界观妙就妙在能使人的头脑变得极为简单。
正在我出神时却又被水蛭咬了一口。我听见首长在历数我的罪过：我在一九五七年写反动诗疯狂向党进攻，后来劳改两次也死不悔改，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想翻案等等等等。听了后我感激涕零。我想我一九五七年就犯了罪直到十几年后才把我枪毙，读遍了世界历史也找不到这样宽大的处理。但是猛地一阵震天动地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忏悔。我由下朝上翻起眼睛，只看见台下突然长出一片森林似的胳膊。因为人们都在地上盘腿而坐，所以我竟以为无数的胳膊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顿时我浑身战栗。我恐惧的不是人们愤怒地喊着口号要求把我们枪毙，我恐惧的是在我的幻觉中所有的人都被活埋了。
喊完了口号会场仍未平息，到处响着嘈杂的嗡嗡声。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群情激愤”。这时两名雄赳赳的战士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熟练地往右一拧朝前一搡。我知道我该走了。我们一个一个看着前面人的脚后跟鱼贯地退出会场。奇怪的是我前面的那位死囚竟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幸亏他两只不同的鞋都朝一个方向走，不然我便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两只不同的鞋都朝一个方向走就省去了我再费脑筋去辨别究竟应该跟着哪只鞋，所以我还有空闲到处寻找他。
我必须找到他。因为就在我刚刚向右转的一刹那我明明看见我前面不远处有片花布，那花色和他老婆叫他买的完全一样。那片花布穿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身上，蓝色的底子，碎小的白色斑点。奇怪的是那片花布上也挂了一块大牌子，大牌子一直拖到小女孩的脚背上。我想那块大牌子可能是花布的商品广告。百货公司新进了货，我必须告诉他那种花布还没等我死便被我找着了。
我们被推到一处低洼地。太阳已经偏西。我从地上的阴影看出来四周的高地上已垒起了人墙。我左右张望着一边找他一边盯着那个小女孩。我想应该在我死前把小女孩身上穿的花布指给他看。小女孩很乖，挂着那块花布的商品广告低着脑袋不声不Ⅱ向，好像她还不习惯让人们这样看。这时雄赳赳的战士竟对我十分宽容，任我扭来扭去也没再给我一巴掌。为此我讨好地看了左边的战士一眼。我看见他一颗门牙龇在下唇之外。砰地一声枪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