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得住气，是李嘉诚强烈鲜明的个性。尤其是李嘉诚的“耐”功炉火纯青，成为他以静制动、出奇制胜的法宝。李嘉诚对香港商界圈子内的人和事都十分熟悉。他立即冷静地分析备贻与恒昌的态度及形势。李嘉诚得知备贻的“拆骨”计划，立刻喜上眉梢。李嘉诚太了解何善衡、梁球据和何添这三位商界老前辈的心事。他们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作出售的意向。恒昌行是老人的心血，是一生的结晶。出售恒昌行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希望自己的心血能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这样，哪怕价格低些，都好商量。老人不缺钱用，也无意再搏击商海。
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他们决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流水。
李嘉诚断定，备贻肯定无功而返。而且备贻绝无恶意收购的胆略及实力。因为以老人的倔脾气，殊死抵抗，备贻的胜算实在太小。备贻败退之时，就是中泰出击的最佳时机。李嘉诚以其只进行善意收购的良好声誉及其尊重老人的谦谦君子之风，博得老人的好感，收购顺利完成。
这里，又一次显示了李嘉诚人品人格及声誉在商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回报李嘉诚的是名利双收。
李嘉诚经商语录：
不只是商人，一个国家亦是无信不立。人要有金钱之外的思想：心中若能保留自己值得自傲的地方，人生活得会更加有意义。
4.对己节俭忌奢，对人慷慨大度
一般看来，大富大贵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穷奢极欲与为富不仁是一对双生子。可见，大富之后仍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不但难能可贵，甚至可以说是为人处事的一种最高境界。
1995年8月，香港《文汇报》刊出有关李嘉诚的访谈录。李嘉诚说：“就我个人来说，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最有目共睹的是李嘉诚的衣着。他常穿黑色西服，不仅不是什么名牌，而且还比较陈旧。李嘉诚自己曾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破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在公司里，李嘉诚与职员一样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工人吃的大众盒饭，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李嘉诚不抽烟，不喝酒，也极少跳舞，唯一为超人推崇的嗜好，是打高尔夫球。
李嘉诚为公益事业“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却是如此俭朴，确实令人深思。中华民族古有训诫：成由俭败由奢。诚然，李嘉诚的财富并不是单靠节俭积攒而来，更多的是靠诚实经商赚来的。但我们仍然不能排除节俭在财富积累上的重要作用。
李嘉诚的境界还不止于此，他不是单纯地为了节简而节简。“充实人生，勿使虚度”。这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条座右铭。
李嘉诚从潮州古城走进了香港。从香港西环的小塑胶厂走向新蒲岗，走向北角，进而走进香港中环的心脏地带皇后大道中的华人行，又从而走向世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几经风雨，终于找到了恰如其分的人生位置：世界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和经济战略学家。他是当代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见证人。在为香港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发展的同时，李嘉诚也充实、发展、完善、造就了自己。
他对待自己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功业和财富所持的态度是：“要多做公义事业，多救济残疾及贫困的人。特别是要用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要乐于助人。对自己要节俭，对别人要慷慨。”对事业，李嘉诚是一贯的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
在他青少年时期，曾经度过了一段“披星戴月出门去，万家灯火返家来”的岁月。那个时候，他需要在床头放个闹钟来唤醒自已，催促和鞭策自己。他每个星期上班时间是7天，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5到16个小时，有时忙到连理发的时间都舍不得花费掉，好久好久与电影院“无缘”。节衣缩食，勤俭度日，还经常从旧书摊上买来旧书杂志以增加精神文化营养。成家立业之后，他仍然保持艰苦的美德。他手上戴的是日本产的普通电子手表，总要拨前10分钟以免误事。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上夜校进修，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回家后仍凭借着收音机靠“空中隐形教师”学习英语。他对有些年青伙伴坐“的士”跑歌厅很有些不以为然。在他成为“地产大王”之后，每天都在抢着坐车上下班或办事的空隙，读书读报读文件读资料。在他成为香港首富、进入世界超级富豪前列之后，艰苦奋斗仍然是他的美德和习惯。据知情者说，长江实业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先生的总部和他的办公室、会客厅，其装饰和摆设在许多亿万富翁之下，“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主席的座椅一坐就20多年，还是那一只普通的皮座椅，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更换过。据悉，他的办公室甚至还比不上“长实”系财团属下的附属公司总经理们的办公室豪华！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如此这般的一个“大人物”起码应该是高贵矜持、唯我独尊的；也许应该是大腹便便、后面跟着一大把“保镖”的；也许是浑身上下穿着超级的名牌，每日吃的必是“满汉全席”。其实，这些想像全都陷入世俗的“误区”了。
一位接触过他的汕头市领导回忆：“李嘉诚先生第一次临汕头市，和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人一起参加选择汕头大学的校址的时候，他穿着一套朴素、整洁、很得体的中山装。虽然那年他52岁了，但身材适中、矫健，嘴角常现着一丝舒心的微笑，文质彬彬，风度高雅，显得像一个风华正茂的书生或学者，使人觉得他很斯文、随和，也很好亲近。”
李嘉诚越聚精会神于事业，越致力于对香港对祖国对桑梓的“无私奉献”，就越追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生活，以“求得内心的平和与快乐”，待人处事，都显现出他的谦和大度和“低格调”。
他住的是30多年前在深水湾所购下的那座别墅式楼房。装饰并不豪华。李嘉诚拥有名贵的房车和游艇，但他却喜欢乘坐普通的轿车，有时也坐的士。
每天早晨六时，李嘉诚喜欢自己开车到高尔夫球场去打球，锻炼身体。早饭后九时上班。节假日也喜欢全家人乘游艇出海，游泳、潜水摄影。在过去也喜欢收藏一些古董古玩之类的。后来，工作太忙，也就把这些“身外之物”置之一旁了。
他用饭经常是一菜一汤，或者二菜一汤，饭后加一个水果。有时喜欢吃稀饭加咸菜，或者咖啡、牛奶、面包。在公司总部宴会厅宴请客人，通常连水果在内八道菜，碗是小号的碗，分量都是控制的。没有大鱼大肉，只令客人吃到恰好分量，不致胀腹，也不致不够，更不致浪费。
李嘉诚不抽烟也不饮酒，多年来很少参加舞会，后来，朋友们知道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也就不去勉强他了。
李嘉诚说：“我的生活标准甚至还不如1962年的生活标准。我觉得简单的生活更有趣。”
李嘉诚经商语录：
知识不仅是指课本的内容，还包括社会经验、文明文化、时代精神等整体要素，才有竞争力，知识是新时代的资本，五六十年代人靠勤劳可以成事；今天的香港要抢知识，要以知识取胜。
5.扶危济困，商之侠者
只有懂得施予，才能真正获得。而“锦上添花”式的施予固然可以让人称道，但“雪中送炭”更能使人铭刻在心。可见，做善事大有学问。
有人可能会说，做善事谁都会，其实不尽然，善事如何做，其中大有文章。高手可以名利双收，拙者可能费力不讨好。李嘉诚走过了七十多个不平凡的春秋，业绩举世瞩目。1995年8月，中央电视台某主持人称李嘉诚为香港首富，李嘉诚道：“不，我跟你讲：所谓首富大家都明白，是一个错误。在香港比我有钱的人不少，我不可以讲他们的名字，然而香港人都明白。但，富要看你的做法，是怎样富的？如果单以金钱来算，我在香港第六、七名还排不上。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照我现在的做法，我自己内心感到满足，这是肯定的。”从这段话中看出，李嘉诚并不在乎首富这顶桂冠，他更看重是否问心无愧。李嘉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满足。姑且不论李嘉诚对香港经济繁荣起到多么重大的作用，单说对内地投资数百亿港元，独资创办汕头大学及其善举义行，就可堪称华夏骄子了。
“沽名钓誉”是最为世人所厌恶的，因此，要做善事就要真心真意，这样反而能够名利双收。
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在北京，李嘉诚从街景、车流、人的服饰等表层现象，敏感地看出内地的贫穷落后。他更推断，首都如此，乡村就更不消谈。但是，通过另一角度，李嘉诚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
在一番耳濡目染之后，李嘉成认为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该为民族为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于是在1978年底，李嘉诚捐资500万港元，在家乡潮州兴建9幢群众公寓，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后来，又陆续修建了5幢。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其后，李嘉诚为兴建韩江大桥捐款450万港元，名列募捐者榜首。
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万到150万港元不等。
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树起一座心碑。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甚至不愿意参加剪彩仪式。
1984年，他向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1991年，他又捐出500万港元，并表示从1992年至1996年间，陆续捐赠6000万港元；1987年，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捐款50万港元，用于赞助儒学研究，1988年，他给北京炎黄艺术馆捐款100万港元；同年，捐200万港元资助汕头市兴建潮汕体育馆；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李嘉诚先后有数千万港元的捐款。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在祖国义举的一块丰碑。从1979年至今，他捐出的款额逾8亿港元。
在香港，李嘉诚堪称一个大慈善家。从1977年起，他先后给香港大学等几家教育机构及基金会，捐款5400多万港元；1984年，他捐助3000万港元，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兴建一座李嘉诚专科诊疗所；1987年，他捐赠5000万港元，在跑马地等地建立了3间老人院。；1988年，捐款1200万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并对香港肾脏基金、亚洲盲人基金、华东三院捐资共1亿港元。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无数的荣誉。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多次接见他，高度赞扬他为祖国为家乡作出的贡献。
1986年，香港大学校监、港督尤德爵士授予李嘉诚名誉博士称号。1989年元旦，李嘉诚获英女皇伊丽莎白颁发的CBE勋爵及勋章奖章。
抛开功利而言，善行义举显示了李嘉诚崇高的人格和品德。但谁又能否定，李嘉诚的高尚形象没有给他的商业事业带来效益？
道理很简单，做生意谁不想找一个人品人格高尚、信誉卓著的商人作伙伴，而愿意与奸商交朋友呢？
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善举是他商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
平常不时作一些小的善事，人们固然会感激涕零，但是当他们有难，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时，如果你能伸出援手，这才是“善之大者”，也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之一。
李嘉诚先生华东赈灾的义举，就属于这种行为，这使他再一次誉满神州。
据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陈虹，在1991年7月l1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的情况介绍，1991年上半年，特别是5、6月份以来，中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水灾，5个省、自治区发生严重旱灾。截止到7月5日，全国因灾死亡1270人。
陈虹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李嘉诚先生从报刊上读到关于“安徽、江苏地区遇上百年未见洪峰，灾情特别严重”等信息，他的心情很沉重，密切关注着灾区的情况。曾私下对老朋友许伟先生谈到，“好几个夜晚我都睡不好觉！”
他是在7月12日清晨六点钟，听到了香港电视台播放的“中国政府的紧急呼吁”的新闻报道的。国家处于危难之秋，正是义者报国之时。李嘉诚顾不上把早餐吃完，当即拨通电话，与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四大公司的负责人联系并取得一致共识。清晨六点多钟，“长实”董事局主席办公室经理鲍绮云小姐的家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鲍经理一骨碌起床抓起了话筒，只听得李嘉诚先生急切地声音：“你赶快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去！找到任何一位社长都行。我只要求见他五分钟。如果他很忙，就算站着五分钟说说话也行！”鲍绮云经理马上按李嘉诚先生的吩咐，当即驱车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完成了联络工作。李嘉诚先生以属下四大公司名义，带头捐款5000万港元，赈助华东灾区。
是日下午3时前，李嘉诚派出秘书，将总值五千万港元的四张支票，送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附上一封给社长周南、副社长郑华的亲笔签名信。
李嘉诚先生的信这样写道：“作为一个身居香港的中国人，本人认为应较其他国家率先作出实际支援，希望可带来一个迅速引导作用。本人谨代表集团四间上市公司附上支票四张，共港币五千万元，请两位社长与有关部门联系，以最高效率及最佳方法，达至最好之效果。”
从那一天的中午开始，就有许多记者到“长实”公司采访李嘉诚先生，要他谈谈对“中国政府紧急呼吁”的反应。
李嘉诚是这样回答新闻记者的提问的：在这之前，没有谁曾叫我捐款赈灾。这次捐款，完全是我自动自觉的。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紧急呼吁作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借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
“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到一点好作用。我们只有这一个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