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李斯正面陈述自己的论点。他指出：地广者粮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泰山再大也不抛弃细小的土壤，所以能成就其宏大；河海再深也不拒绝细小的水流，所以能成就其深远；成就天下王业的圣人，绝对不会不接纳众多的普通人，所以才能使其仁德光耀千古，为万人敬仰。要建帝业的君主，就必须要有泰山和河海一样的博大胸襟。地不论四方，民不论本国异圜，都必须广为容纳，这样他才能长久拥有最多最好的资源，天帝鬼神都会为他降福，这就是过去的五帝三王（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三王是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呀。而秦国今天抛弃黔首，无异于给我们的敌国以资助；秦国今天逐出宾客，无异于给周围的诸侯供给人才。由此使得天下的士人退出关中，像裹足一样再也不敢向西进入秦国，这不正是给敌寇送上兵器，给强盗献上粮草，帮敌人的大忙吗！把天下的智谋之士推给敌国，使天下的民众为敌国所用，这对秦国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其实，正像异国的物产虽然不出产于秦，却可以为秦国所用一样，异国的士人能忠于秦国的还是很多的。如果把他们统统推给敌国，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不但会造成秦国的人才危机。而且又为自己多树怨敌，这样一来想要使国家没有危险，就再也不可能了。
这就是李斯著名的《谏逐客书》。这篇上书环环相扣，一气呵成，鞭辟入里，文质俱佳，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不愧为上乘佳作。秦王嬴政读后，立刻改变主意，取消了逐客令。这时李斯已经向东走到了骊山附近的骊邑，也被秦王嬴政派人追回，并让他官复原职。
秦国重用异国客卿的政策，既是传统的，又是独异于关东六国的，即所谓“唯秦不用同姓”。历史证明，这种用人政策每每使得雄才大略的秦国国君能够不拘一格，广罗人才，以为我所用，从而保证了对内治理和对外战略的成功。这一政策对秦国可持续地发展强大，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逐客之举，明显的将是一次可能产生严重恶果的决策失误。李斯的直言进谏，不仅使秦国保持了这种正确政策的连续性。使秦王嬴政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加速了秦统一的进程，而且也最终奠定了李斯在秦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快，李斯便被任命为主管司法的廷尉，成为秦国的重要卿土之一，进入了核心决策层。
五、牛刀初试灭韩国
因修郑国渠和国内政治斗争而引起的一场逐客风波平息了。郑国渠也终于完工了。与韩国最初的意愿相反，该渠的修成不仅未能“疲秦”，反而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客卿的重用又吸引更多的东方士人来到秦国，秦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秦国与诸侯之间的强弱差距越来越大，平定六国已被提到秦王嬴政的日程上来。
哪一个国家是秦国冲锋的突破口呢？李斯给秦王嬴政详细分析比较了六国的地理位置和实力状况，认为地处天下之中，又正当秦军东向之路上的韩国（首都新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市）最宜作为首先打击的目标。以韩国之弱小，头一炮打响，不仅可以振奋秦国军威，而且敲山震虎，还能从心理上慑服其他的东方诸侯国。
秦王嬴政十四年（前233），秦军向韩国边境不断进击，使韩王安极度恐慌。接着李斯又亲自出使韩国，威逼利诱，迫使韩王安向秦国称臣。于是，韩王安急忙找来李斯当年的同窗韩非，商讨保全韩国之策。
韩非是韩国的王室贵族，曾与李斯一起跟随老师荀况学习帝王之术，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韩非眼看着自己祖国的国势不断被削弱，曾多次上书韩王安，提出变法更张之策，以求富国强兵，但都不被采用。失望之余，韩非闭门著书，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总计十万多字的著作，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诸子百家中立场鲜明、独树一帜。韩非的行文风格峻峭，笔锋犀利，逻辑鲜明，往往一言切中要害。韩非的著述风行一时，为天下人所瞩目。有一次秦王嬴政读到他的几篇文章，深为其观点所折服，进而对作者本人也十分仰慕，感叹道：“啊！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同他探讨学问和治国之道，死也不感到遗憾了！”
古代人写作，一是单篇流传，皆为手抄本（用简牍或者丝帛材料），并不是结集成为一本书；二是文章也不署名，当时人没有著作权观念。秦王嬴政并不知道作者是韩非，他在发出感叹时，恰好李斯在旁边。李斯当然知道这是谁写的，就对秦王说这些文章是韩国人韩非所作。秦王攻打韩国，也有逼迫韩国交出韩非的意思在里面。
现在韩王安面临大火上墙的危急局面，又考虑到韩非有一些可以取悦秦王的有利条件，便决定主动派他出使秦国，想通过外交努力，以求保存韩国。
这时韩非身处两难的境地：作为一个深谙历史大势的思想家，他知道秦灭六国，已是水到渠成，不可逆转；作为一个韩国贵族，又不忍祖宗基业毁于一旦，还不得不为保存韩国作最后的努力。到秦国以后，韩非趁秦王嬴政高兴，上了一篇表面上为秦国着想，实则设法保存韩国的奏章，篇名就叫做《存韩》（见今天的通行本《韩非子》）。其内容，一是说韩国三十多年来忠谨事秦，从来不敢有一点违拗之处，现在反而将先被灭亡，这将使天下诸侯国个个自危，从而又被迫联合抗秦，这对秦国的统一大业十分不利。二是说韩国虽然比较弱小，但它的防御和守备坚同，秦国伐韩，如果短期内不能灭韩，将使秦国兵锋受挫，反而遭到削弱，而齐、赵等国一旦清醒，反而会积蓄物资。训练军队，使自身迅速强大起来，这将使秦国永无统一天下之日。三是劝说秦国不如先拉拢和安抚近邻的韩国和魏国，专攻相对强大的赵国和齐国，一旦强赵和强齐被平定，韩国就在你嘴边放着，可不必武力攻伐，就将可传檄而定。韩非这篇上书的中心意思，是劝说秦王嬴政缓攻韩国而急攻赵。
秦王嬴政把韩非的上书交给手下的大臣们讨论。李斯立刻上书秦王，反驳韩非的“存韩”之论。
李斯说，韩国对秦来说，好比腹心之患。别看它现在顺服于秦国，实际是顺服于强力。一旦秦保留韩国，然后越过它的领土而东攻赵国、齐国，难保它不与东方的赵、齐、楚合谋，从后方夹击秦军。这样，当年秦军惨败于晋国的崤塞之祸（发生在公元前627年）便会重演，因此韩国决不可轻信！接着，李斯又指出，韩非此来，只能是为维护韩国的利益而设计，不可能为秦国来着想，因为他的母国是韩国而不是秦国，这样做符合人之常情。李斯劝秦王千万不能为韩非的辩辞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明察其心。最后，李斯建议，由自己前往韩国，胁迫诱使韩王入秦。秦就再以韩王为人质，逼迫其大臣俯首归顺，然后秦国再发兵威胁齐国，齐也必然效法韩国。这样一来，东方六国没有共同的利害，就会使他们的联盟瓦解，剩下孤立的赵国；然赵人已破胆，楚国人狐疑，魏国人不敢为非，诸侯便可被秦国蚕食而尽。
此书一上，秦王政十分赞赏。他一面把李斯的同学韩非关进监狱去审查，一面让李斯出使韩国去实践自己的设想。韩王安眼见秦军布列边境，再也无计可施，只得交出传国玉玺，向秦国称臣。这时是秦王嬴政十四年（前233），李斯的统一谋略初见成效，秦王嬴政对他更加信任，他成为秦国统一大业的设计师和总导演。
三年以后，秦王嬴政十六年（前231），秦国又借口韩国背叛，向韩国发动全面进攻。韩在东方六国中第一个被秦灭亡了。李斯的战略牛刀初试，获得成功。接着，在秦王嬴政十八年（前229），赵国首都邯郸被攻破，赵国灭亡；二十一年（前226），荆轲刺杀秦王失败，秦大军压境，攻下燕国首都蓟（今北京市），燕国灭亡；二十二年（前225），秦军水灌魏国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王投降，魏国灭亡；二十四年（前223），秦将王翦攻入楚国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楚王被俘，楚国灭亡；二十六年（前221），秦军由北向南攻齐，齐国军无斗志，土崩瓦解，齐王建被俘，齐国灭亡。至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东方六国先后被秦国歼灭，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六、厉声严辞斥分封
秦王嬴政志得意满，认为传统的“王”的称号已经不足以标志自己前无古人的功业，应该有个更加崇高、伟大而神圣的称号。因此他决定将上天神界之“上帝”和古来圣人之“三皇”结合在一起，给自己冠以“皇帝”的新尊号，来显示他一统天下的盖世功勋，并企图使秦的帝业由他这位始皇帝开始，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于是原来的秦王嬴政变成了秦始皇。在一片欢庆胜利的氛围之中，君臣上下无不认为秦王朝已经奠定了稳如磐石的万代基业。
但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求得长治久安，使这个高度统一的新王朝运行不已牢不可破呢？在这个问题上，大臣们提出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意见，分别指出了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规划了两个不同的蓝图版本。
丞相王绾提出：“秦王朝国土广大，中央不适宜都来直接进行管理，应该在原燕、齐、楚等边远地区，分别分封皇帝的几个儿子为王，由他们单独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还是实行自商周以来传统的那种分区治理的方式为好。”这种意见得到许多大臣的赞同。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之下，由于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尤其是中原以外的边疆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中央政府不容易做出迅速而适当的反应，所以还是利用传统的分封制比较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