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美学家的苦恼是找不到一个公认的关于美的定义；《伊索寓言》里的蝙蝠的苦恼是无家可归，无法归类。本文要谈一谈明确概念的两种方法：定义与划分。
樊莘生、高若海著《美与审美》这本美学读物告诉我们：有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东西，往往对它知道得很少。美就是这种现象之一。
两千多年来，有多少哲学家、美学家都曾试图作出完满的回答，众说纷纭，结局仍不免莫衷一是。
古希腊的柏拉图试图找到美的本质，当他把“美在恰当”、“美在有用”、“美是有益”、“美是视觉听觉的快感”等一系列流行说法都否定以后，仍然找不到一个简明的定义，他不得不叹息说：“美是难的。”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说：“多少博学的思想家写了堆积如山的讨论美的书，‘美是什么’这一问题却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且每一部新的美学著作中都有一种新的说法。”
美的定义之所以会层出不穷，原因在于下定义的着眼点不同。黑格尔说：“乍看起来，美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但不久我们就会发现，美可以有许多方面。这个人抓住的是这一方面，那个人抓住的是那一方面，纵然都是从一个观点去看，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也还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东西，往往对它知道得很少。人们谈论中医，敢说真正知道“中医是什么”的人比知道美的人更少。
据中新社报道，著名《周易》专家、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为“中医”正名。他说：“中医不是中国医学的简称，而是以《周易》‘中’的概念医疗、平衡人体以恢复健康。将中医理解成中国医学是一大误解。”刘教授认为，“中医”两字的本义，是一个“易”、医结合的概念，是对中医理论最高度最简洁的概括。他还指出这一误解的原因，是由于近人将西方医学称为“西医”，与西医对应，人们由此播下将中国之医简称为“中医”的种子。日本学者还将中医称为“汉医”、“汉方”，并编写了《汉方大全》，更是推波助澜、错上加错。
确定美和中医的本质是给美和中医下定义的关键。形式逻辑无法越俎代庖，没有能力为你找出美和中医的本质，因而仅仅依靠形式逻辑是无法为你下出一个确切的定义来的，但是形式逻辑可以为任何概念包括美和中医提供一个下定义的方法。
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明确概念的内涵就是明确事物的本质属性。形式逻辑的定义方法对任何科学都是适用的。
定义的特点是言简意赅，使用精炼的语句揭示出对象的本质。因此，定义的作用是以压缩的形式把对事物的认识加以总结。通过定义，可以把握一个概念或语词的内涵，明确官们的区别，确定各自的适用范围，以使交际顺利进行。例如：
宪法就是国家的根本法。
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以上是用得最多的属加种差定义。“宪法”称为被定义项，“国家的根本法”称为定义项，“就是”是定义联项。一个完整的定义由这三部分组成。“法”是属概念，“国家的根本的”这一性质就是种差，种差把宪法与其他法区别开来。
被定义项的外延与定义项的外延相等是定义的一条规则。
古今中外，“人”的定义很多：
人是会走路的动物。
人是会哈哈大笑的动物。
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直立的动物(柏拉图)。
人是城邦的动物(亚里士多德)。
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荀子)。
柏拉图的一个学生跟老师开玩笑，他把一只鸡拔光了毛，说：“这就是柏拉图的‘人’!”这一嘲讽，暴露出柏拉图的定义过宽。类人猿就能二脚直立且没有羽毛。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许多动物都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有辩)，但与万物之灵的人仍有天壤之别。
“人”的正确定义应为：人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
1990年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决赛的辩题是：人类和平共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
正方认为：和平共处是与战争相对而言的。按照联合国的文件，所谓人类的和平共处是指国家、民族、集团之间不使用武力地平安相处。其被定义项与定义项外延相应相称，非常恰当。
反方却认为：人类的和平共处是与暴力相对而言的。参考美国社会科学大辞典的解释，所谓人类的和平共处，从积极面来说，人类应该放弃用一切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彼此的冲突；而从消极面来说，人类应该免除暴力的威胁。
针对反方主张“放弃一切暴力的手段”这一种差使得定义项外延过大的错误，正方讥讽说：“如果两个小孩为了一块糖果而打了一架，这也是对人类和平共处的一种威胁吗?”
什么是新闻?一位美国记者说：“新闻嘛，就是关于离奇的、非同一般的、出乎预料的事情的报道”，他举例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由于很多新而不奇的事情也是报道的内容，因而这个定义太窄了。
有人说：“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信仰某一种宗教的自由。”这个定义也太窄了。宗教信仰自由既包括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自由，也包括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循环定义是常见的错误。有人说：“麻醉就是麻醉剂所起的作用。”在定义项“麻醉剂所起的作用”中直接包含了被定义项“麻醉”，自然什么也没说明。
“欲望就是为了欢愉的欲求。”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欲望都是为了欢愉的，因此，为了欢愉与欲望就是同语反复。
梁启超先生在《学问的趣味》中说：“怎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成为趣味的主体。”这一循环定义究竟告诉人们什么呢?
有本台历，把下面这些对爱情的不同理解称为“较著名的定义”：
爱情是生活中的诗歌和太阳(别林斯基)。
爱情，不是两人相对而看，而是朝着一个方向看(圣·埃格祖佩里)。
爱情，不是一颗心去敲打一颗心，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伊萨柯夫斯基)。
爱情是一根魔杖，能把最无聊的生活点化成黄金(西班牙谚语)。
爱情是一位甜蜜的暴君，恋人都心甘情愿地忍受它的折磨(德国谚语)。
可惜的是，凡定义都不能用比喻，这些“较著名的定义”都是比喻，虽然对爱情作了直观的生动形象的说明，但不能准确地揭示概念的内涵，达不到定义的目的。
在各种定义中，语词定义的使用率很高，语词定义就是说明或规定语词意义的定义。“炊饼者，馒头也。”就是一个说明的语词定义。
1942年，剧作家曹禺的《日出》在延安上演获得成功，他收到一份从延安拍来的贺电，引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务。搜查者从一本油印小册子上发现四个奇怪的字——“第四堵墙”。“啥事叫‘第四堵墙’，这是你们的什么暗语?说!”曹禺听了，啼笑皆非，说道：“这个?请你们听我的一年级戏剧概论课就懂了。”最后，这些人扫兴而回。“第四堵墙”是戏剧术语，指挂幕帘的这一层空间。
北京距渤海约150公里，然而有不少“海”，如中南海、北海、什刹海都在城内。有人解释说，“海”是蒙古语“海子”的简称，意即花园。这是元代沿袭下来的名称。
1958年，著名进步诗人柳亚子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位民主斗士，周恩来总理指示，应将柳老的书稿、遗物作为革命文物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清点其家属捐献的遗物时发现有两枚印章很特殊。有一枚的印文是：“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另一枚印文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保管人员对印文含义大惑不解，以为用这样的词加之领袖大不敬。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则说：“话出有典，未必是不恭之辞。”印章就登记入藏了。
可是“文革”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批示：“反动之极，二印立即销毁……有关人员必须追查。”史树青等五六人被关进了牛棚，一再挨批斗。
其实，祢正平就是三国时赤身击鼓骂曹的祢衡，他性格傲岸，没有媚骨。王尔德，是19世纪著名的英国文学家。柳亚子以二人自比，是自我欣赏。“大儿”、“小儿”则典出《后汉书·祢衡传》：“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此处的“儿”，是男儿、男子汉之意，相当于现代的“健儿”美称。诗人柳亚子是以古喻今大大称颂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他比斯大林小，比毛泽东大，于是他说像对兄长一样看待斯大林：像对小弟一样对待毛泽东。
以上对“第四堵墙”、“海”和“大儿”、“小儿”以及“兄事”、“弟畜”等语词的意义的解释，都是属于说明的语词定义。说明了一个语词的意义，也就同时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即概念的内涵。
作出一个科学的定义，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必须具备科学的知识，其次是要掌握下定义的方法和规则。
如果说概念的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方法，那么概念的划分则是明确概念外延的方法。
在古今中外的寓言里，有不少是以蝙蝠为主人公的。在中国的民俗中，蝙蝠之蝠与福谐音，蝙蝠是吉祥物。但在西方的著述中，它每次出场，名声都不大好听，是个反面角色。
伊索的一则寓言说到，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奔于禽以四足被逐，归于兽又以双翅见排。从这则寓言可以看到，蝙蝠被孤立于集体生活之外，日子是不好过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叫它长成个“四不像”呢?
其实，从生物学的知识来看，蝙蝠是哺乳动物，理应划分到“兽”类里去，“兽”类不纳是没有道理的。但寓言毕竟是寓言，我们总不能去责怪兽类既不懂生物学，也不懂逻辑学吧。
还有鸭嘴兽，它的归属也曾引起人们的误会。19世纪中叶，当英国博物馆展出澳洲的哺乳动物鸭嘴兽所生的蛋时，有的生物学家提出抗议，要求取消这一图谋赢利而不惜哗众取宠的展览。那时的常识是，它是哺乳动物，而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年轻的恩格斯也把这一展览视为愚蠢之举。在生物学家到澳洲实地考察了鸭嘴兽的卵生、哺乳过程之后，在哺乳纲动物中增设了单孔目鸭嘴兽科。面对科学的结论，恩格斯在给朋友的信中，郑重地向鸭嘴兽请求原谅。
把事物分门别类，在逻辑上表现为概念的划分。概念的划分，就是把属概念分为若干种概念的逻辑方法。通过对概念的划分，我们就明确了该概念的外延包含哪些对象。
要明确一个单独概念的外延，我们可以指出这个对象。对某些有限的普遍概念如“人造卫星”的外延，也还有可能把它包含的对象一一列举，但天下的树有多少，就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我们可以说树有两种：针叶树和阔叶树。把树分成这样两个小类，“树”这个概念的外延就较明确了。
划分有三个要素：母项、子项与划分的标准。母项就是被划分的属概念，子项是划分所得的种概念。每次划分必须以一一定属性作根据，这作根据的一定属性就是划分的标准。
把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和祈使句的标准是语气；把战争分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标准是战争的性质；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是生产方式。
划分的标准可以是本质属性，也可以是非本质属性。划分包括分类。科学分类的标准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因此，分类的结果可使人们对某些对象的知识系统化，并固定在每门科学之中。
划分以什么为标准，这要从实际出发。处理一批古旧书，你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值不了几个钱，因为那里是以纸张的形式——大小规格以及纸质来归类和论价的；倘若送到古旧书店就不同了。这里是以书的内容或版本等作为取舍和定价的标准。不同的标准，体现了不同的实用价值。鲁迅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
每次划分只能根据一个标准，所划得的子项不得兼容。下面一个例子编得实在好：有人跟一个小朋友开玩笑，要他来分四个苹果，挑一个最大的给爸爸，最好的给妈妈，最红的给姐姐，最圆的留自己。这可难为了他，因为有一个是最大的，也是最好的，还是最红的，而且是最圆的。给谁好呢?在一次划分中提出了“大”、“好”、“红”、“圆”四个标准，可面对的实际情况是，所分对象兼容，无法操作。这种在一次划分中用两个以上标准的做法，在语言文字表达上便会造成层次不清，子项势必交叉重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