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反害己
1932年4月9日，我上司得到报告，苏俄的商行正把大量的大豆运输到海参崴去。
“我们必须阻止苏维埃，当他们的火车驶进穆棱市的时候，让土匪们去破坏火车。”他说。
我把这道命令下给了我们的匪首老“影”，他说，他立刻训练驻扎在穆棱附近的手下，并要求我给他提供50磅的炸药。我把提供炸药的这件事委派给了我的第二号助手。
4月11日下午5点钟，老“影”打电话来，说要立刻见我。“这事你怎样办的呢？”他见到我问，“你说你的助手已经带了50磅炸药去到那列火车上了，可是我方才得到电报，说他并没有在车上。”
我急忙去报告处长，他立即让宪兵队打了几十通电话到沿线的各站去。但没有人见到我的第二号助手。
事态紧急，第二天清晨5点钟，我和两名宪兵乘飞机到穆棱调查。沿路在阿城和苇沙河两个地方停留了一下，我们于下午两点钟到穆棱。但搜寻许久，到处都没有二号助手以及炸药的影踪，他们失踪了。他原来给我们回电，说是他在穆棱等我们。下午6时左右，正当我们商讨计策的时候，一个下级军官来报告，说车站的站长刚才接到电话，声称穆棱以西一百里有个叫横道河子的地方有一列日本的军车被炸毁了，火车被地雷炸毁的时间是5点30分，伤亡了数百人。
我们急忙赶到机场，我们告诉飞行员，直飞横道河子，晚上7时我们到达目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可怕的景象：这是一条流水湍急的河流，小桥已在机车通过的时候被炸毁，7节装满日军的列车已掉到河底里去了，还有11节脱了轨的车厢，滚下河岸，也被大火焚毁了。
一名日军少佐接管了这里，二十来个路警以及一大批中国小工，都在忙碌地从破车中搬运尸体。少佐告诉我们，救护已经初步完成，马上就要开始讯问工作。
数分钟后，一列十节车厢的火车开到，这是过来运送伤员的火车。直到清晨2时左右，才把最后一具尸体从已成炭火的破车中挖出。192具尸体躺在了河岸边。除了死亡者外，还有374个受伤者，其中包括两个开车的司机，一个俄国人和波兰人。伤者中有60人属于重伤员。
救护火车载着受伤者到哈尔滨去了。日本人的尸体，照日本的风俗举行火葬，把骨灰放到瓷瓶中给日本的家属，但一些面貌无法辨认的尸体，就进行集体火葬，再把骨灰分成许多份，分别放入瓷瓶中。
将近黎明时分，另一列载着大批调查员的火车到了。铁路官员和一小队日本兵，还有数目巨大的日本、中国、白俄的密探跟着他们一起来到现场。要找出爆炸的地点并不困难。枕木和铁轨下的一大块基石已被移去了，这个孔穴就被当作安放炸药之所。离桥不远发现了一条细钢丝，一直通到200码以外的河边矮树丛中，并和一个电池联结着。
当我仔细观察这一切的时候，我的脑子本能地回想到另一次爆炸案，日本人就是在皇姑屯的铁路桥上安装炸弹杀害了奉军的领袖张作霖将军。那次爆炸结束了满洲督办张作霖的生命，还杀死了他的挚友吴俊升将军。
当看见这些被炸死的日本人时，我会有恻隐之心，可是一想起张大帅的死，我的心又平静下来了。在中国的20年来，满洲的中国人已成了我的国人，我已逐渐爱上他们了，看到他们遭受压迫，我的内心也无比痛苦。现在看到爆炸发生在日本人身上，我觉得我们无须表示怜悯的。
在查出了火车是如何被炸毁之后，日本的宪兵和侦探开始在横道河子铁道两旁的乡村中挨户搜查“嫌疑人”。到4月13日下午1时，已有四百多个中国人、俄国流亡者以及苏联的公民被捕了，可是从他们那里，没有搜查出有效的信息。
到下午2点，一位日本宪兵大佐从齐齐哈尔乘着飞机到了。我们把他叫作禽兽还嫌太客气了，这个十足凶恶的魔鬼是毫无人性的。他是一个有中国名字的日本人，你们要知道，在满洲和蒙古有许多日本军官已经起了中国或蒙古的名字，并穿上了中国或蒙古的军服。他们的目的是欺骗。所以我多次看到了这样的场景：身着蒙古和中式服装的蒙古和东北高级官员们和东北的日本占领当局的高级官员秘密接头。这些人还时不时地表达对于日本的“亲善”，这些穿着蒙古和中式服装的高级官员是掩藏在一个中国名字之下的日本特务。
我给这位新来者起了一个适当的绰号，叫“托克马达第二”（托克马达是中世纪西班牙异教裁判所的大裁判官），他的身材矮小得可笑，腿是弯曲的，看去令人讨厌。他的牙齿飞出唇外，形成45度角，舌头老是舐着他厚厚的嘴唇。他懂得几句俄文，说得一口很差的英语。
他到了就说，必须找出凶手，即使把爆炸地周围的人口施加酷刑或尽行杀戮亦在所不惜。和我乘飞机同来的宪兵武藤大尉充满嘲讽地告诉我，“托克马达第二”是一个十足的浑蛋，他很希望这个家伙永远不要回哈尔滨，死在外头最好。我非常赞同他说的，看来这个家伙在日军内部也是臭名昭著，日本宪兵都不愿与之为伍。我给处长打了个电话，请示下一步行动。处长告诉我们留在原地待命。
这400个被捕的嫌疑犯被关闭在一间很大的货仓中，中国人、俄国人、乞丐、士绅、男的女的都像一群绵羊般地挤在一处。至少有100个日本兵，拿着步枪和机关枪，守着这个屋子。
大约下午3点钟，“托克马达第二”叫我立刻到车站去，他已在那里占了两间房屋，当作办公室和起居室。当我走进去的时候，这位丑陋的大佐正很不雅观地坐在一张大桌子上面，旁边站着两位日本军官。他见我走进屋子，开口说道：“我听说你是哈尔滨参谋本部的译员，而且听说你是意大利人。那就最好了，我不喜欢俄国人，不管他是什么颜色的，是红色的共产主义者，还是白俄。我厌恶一切俄国人，他们毫无价值……我也不喜欢中国人……他们只会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干暗杀的勾当……他们不敢在白天出来和我们正面战斗。我要杀光他们，杀光4亿5千万中国人和1亿6千万俄国人。这些劣等民族我要一个不留全部杀光，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吗？”
我保持着沉默。
“你不回答？好，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6亿1千万的猪猡。他们是猪猡！猪猡！”他吼道，“你对我的看法有意见吗？好了，不说了，和我一起去审讯犯人吧。”
我们4个人就走到那个关着400个嫌疑犯的货仓里去，20个宪兵跟在我们身后，保护我们。他们打开了货仓的大门，宪兵们端着装上刺刀的步枪，用刀尖指向犯人们。门一打开，有些犯人想冲出去逃命，宪兵们开枪了，向这些惊魂未定的可怜人射击。很快人群就不敢动了。在刀枪的威胁下，犯人们逐渐安静了下来。宪兵收拾出一个空处，拿进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来，“托克马达第二”大佐和他的两个助手坐在了椅子上。“托克马达第二”开始审判那些“异教徒”。日本的“异教法庭”就开庭了。“托克马达第二”充任审判官，而一圈手执步枪和机枪的宪兵面对着那些犯人。
俄文和日文的案卷放在桌上。“托克马达第二”抽出一张来，看了一眼就交给我。
“把这个人叫出来。”他说。
我读了这个名字，并叫道：“斐奥特而·伐西立维支·阿斯塔金。”一个约四五十岁年纪的俄国工人走上前来。宪兵们收起了他们的刺刀，好让他走到“托克马达第二”面前。
大佐又对我说：“这家伙是看守桥梁所在地这一段铁道的看守夫。他是一个苏联的公民，因此也就是共产党，因为他是目击者，他就应该知道是谁在桥底下安炸弹。你叫他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否则我就要把他枪毙了。”
我把大佐的话对阿斯塔金译述了一遍。
“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能够说出的一切了。如果他们要杀死我，随他们好了。”他说。
在我把这话向“托克马达第二”翻译了之后，他像猩猩一样暴跳起来：“你不怕死吗？我杀给你看？”
他这样说着，拔出了手枪对准阿斯塔金的额头，然后把头转向我说道：“把我刚才问他的再重复一遍，警告他，如果他不如实回答，我就崩了他。”
我执行这个命令，但是这个看守夫镇静地直视着我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审判官”看着我，咆哮着说：“他怎么说？”
我支吾着，但还是照实说了：“他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的最后一个字刚出口，就听枪声一响，这可怜的看守夫就一声不响地跌倒了，他的脸上顿时鲜血四溅。仓库里顿时乱了，男人的怒骂声、女人的尖叫声混成一团。一个身高力大的中国人忍不住愤怒，突破了宪兵的警戒线，向着“托克马达第二”冲来，“托克马达第二”迎面就给他吃了三粒子弹。
“你告诉他们，”他咆哮着，“如果他们再喧闹，我就要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了。”我爬上了桌顶，大声地喊着才让他们安静下来。
两个日本兵抓住尸体的脚，就把他们拖到外面去了。
“托克马达第二”接着审问。他耀武扬威地享受着他人生中难得的威风时光。好像在他身后有数百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等待着他的命令，只要他一声令下，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无辜者就会被他斩尽杀绝。有五十多个中俄男女受过严讯了，但没人知道爆炸的事情，只有一个中国孩童空洞地说着，发生巨变那天的早晨，他曾经看见两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躺在离那座被炸毁的桥不远的地方。
每次询问之后，他让有嫌疑的目击者分成两群，站在我们面前的空地的左边和右边。
到了将近晚上10点，“托克马达第二”的审问终于结束了。他发令把尚未审过的犯人再关起来，把站在右边的人释放了，站在左边的人则带出去枪决了。在被枪毙的人当中，有三个俄国女人和一个中国女人。
在这一天，有两百多个日本陆军和宪兵游弋在乡间，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被屠杀了，他们的家被劫掠，数十个少女被强奸，有五个竟被奸杀了。小酒铺无一幸免，酒铺主人们被日军杀害。在喝饱了酒之后，醉醺醺的日本兵们又开始了他们的搜查，随后发生的暴行更加令人发指。喝醉了酒的日本兵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近在眼前的车站里，暴行也在进行着，当我们转过车站的屋角时，遇见一队醉酒的日兵拉扯着十几名俄国少女和中国少女前进，其中有几个已经是被脱得一丝不挂了。大佐看了这景象，笑着对我说：“我确信在这个地方不会再发生炸车的事件了，只有用恐怖手段才能使俄国人和中国人得些教训。”
在我们走进“托克马达第二”的临时住地门边的时候，他让我留下来陪他吃饭。为了不让他起疑心，我接受了他的邀请，走进了屋子。一起用餐的一共五个人，“托克马达第二”和两个与他同路来的军官，还有武藤大尉和我。
他们从店铺中抢来了大量的食物以及各种美酒。大佐尽情地吃喝着，一旦喝醉之后，他和他的同伴就忘记了一切礼貌，恢复原形了。他们脱去了衣服，干脆坐在地板上豪饮。他们大半说着日语，时不时地发出高声的大笑。
忽然，大佐像想起什么似的对一个勤务兵说了几句话，这勤务兵就立即离开了房间。这时所有的眼光都转向着我，他们都笑得比以前更响了，而我感到莫名其妙。
“喝酒！”大佐高声叫着，“我曾经听人说过，意大利人是不喜欢喝水的，他们是只喜欢喝酒的，他们甚至在酒中洗澡，是这样的吗？”听着听着，我走神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幸和四个日本军官坐在一块儿，这应该让你骄傲和快乐，然而你反而忧郁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佐问我。我这才回过神来。
然后他再用日语向他的同伴们说了几句话，他的同伴们都笑起来了，在看着我发笑。
有一个军官倒在一旁睡着了，旁边大声的说笑并没有影响到他，他的嘴巴开着，露出了难看的一排牙齿，不久他就像一条肥猪般起着鼾声了。
“托克马达第二”还是喝着酒。“你愿意做一名日本人吗？你立即回答我！”他含糊地号叫着。我决意不回答他，但他还是唠唠叨叨地说下去：
“即使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还是做不到日本军官呢。你可能在几年之内变成一个美国军官、英国军官、法国军官或俄国军官，但你永远得不到做日本军官的荣誉。做日本军官是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大的荣誉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华盛顿的街道上走，当时我穿着日本军官的制服，人人都在看我，我看到他们的眼里都有嫉妒。他们知道，他们用尽一切财富以及一切尊严，他们都永远做不到一个日本军官。
“日本的军队是最完善最荣耀的，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组织。它是唯一不打败仗的军队，它已经击败过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中国和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