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厅独占下的卖淫业
日本女人从呱呱坠地一直到死都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她们生来就服侍男人--她要服侍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还有工厂的主人和满屋子的嫖客。所以日本妇女所学的头一门功课便是：“男人高似天，女人低似地”。
日本男人就是因为相信他的地位高似天，所以把女人看成奴隶和机器，无论哪种阶级，不论贫富，全都如此。只有极少数学得一些文化皮毛的日本人当着外国人面前，对他们的妻子才有一些尊重（他们这也是顾面子而不是真正尊重）。甚至日本贵族的妻子们在遇到家里的男仆的时候，也要抢先向男仆鞠躬，因为她尽管知道自己的身份虽然尊贵、男仆地位低下，但是她也要遵从“男人高似天，女人低似地”的日本传统。
在哈尔滨与我隔室而居的是一对日本青年夫妇，田上喜之衙和他的妻子千须子。田上是“满洲国”财政部的“顾问”（在满洲的日本人没有一个称作“雇员”的，全都是某个机关或组织的“顾问”）。他身材矮小，体力、智力两样都很差；而千须子是一个海军大将的女儿，毕业于东京某大学，英、法、德文造诣都极深，又擅画画，网球、高尔夫球都打得很好。总而言之，是一个学识精纯的女人，而且面貌极美。
但是田上对她漠不关心，甚至视若无物。他很少和她说话，即使说话也从不温言细语。因家里没有雇用仆役，她得做包括烹饪、洗涤、洒扫在内的所有家务，从早晨到夜晚都得取悦于她的丈夫。他下班回家时，她要替他脱鞋，洗脚找拖鞋，然后摆桌子开饭，他安坐独自进餐的时候，她则在一旁伺候他。她只能在丈夫吃完饭后，吃他剩下的东西，而且她只能在桌子的角落“谦卑”地吃。
晚饭后，田上差不多每晚都去茶馆叫艺妓以消磨长夜，清晨两三点才回家，而千须子则睡眼惺忪地坐着等候他。因为在日本，丈夫如果不睡，妻子是不得先睡的。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年轻貌美的妻子总是对她的男人千依百顺，对于男人的飞扬跋扈和粗暴无礼逆来顺受，哪怕男人在社会上也不是“高似天”，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是“低似地”。
奥康洛教授在日本过了大半辈子，他在东京的一所军校教书，也曾到其他的几所大学任教。他娶了一位日本贵族做太太，他对于日本的语言和日本的习俗都有着精深的研究。在他所著《日本威胁》一书中，他对于日本妇女有这样的议论：
“妻子对敬事丈夫的法则极不妥协，妇女如有败德行为，会被认为罪孽深重，而男子则在外任意寻欢，自由行动。事实上日本妻子对于丈夫的出轨行为也只能忍气吞声。日本社会道德沦丧，男人将在外寻欢作乐视为常事，日本妇女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但是我发现日本女人根本比一般男子聪明得多，她们也有西方妇女的种种嫉妒和羞辱的自觉心，她们也同样富于教育，只因为她们具有自卑的意识，所以她就没有了反抗之心。日本妇女的逆来顺受是日本的家庭文化造就的，日本的男人始终在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长久以来，日本妇女就成了男人的附属品，成了天经地义服侍男人的女人。她们的不反抗，也是一种文化的遗传，这造就了日本女人的悲剧。日本男子的自尊自大是被无限放大的。他会带艺妓或娼妓回到家中，并让妻子伺候他的宾客，他甚至会命令妻子铺床叠被供他和娼妓寝宿，并让妻子再烫一壶酒送到床边。日本妇女也只能照做。日本男人让自己的妻子站在床边看自己和娼妓欢爱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淫荡的心理。
“如果违背命令就等于犯了戒条，她的丈夫有权抛弃她，会给她一纸三行的休书让她离开。对于日本女人，没有什么比被休掉是更为耻辱的事了。”
奥康洛教授说：“我永远忘不了看到的那一幕：一个16岁的日本女子结婚才一周，丈夫便带娼妓到家里来了，让年轻的妻子铺床并伺候于门外。我看见她时，她正跪在一张草席上颤抖，手握得紧紧的。她跪在地板上磕头，每次俯下身去都连撞三下。在我看来，她似乎是要将她的丈夫正在和娼妓做爱的事实赶出她的脑子。突然间，她崩溃了，热泪夺眶而出。她的泪水滚滚而下流于颊面。但她嘴角咬到鲜血冒出，撩起和服衣角发狂似的扭成一团塞进抖颤的嘴里，堵住失声痛哭……我的出现显然得罪了她的丈夫，半年多我都不敢去造访。到我再去的时候，好像天公作弄一般，又遇到同样的事情，但这次她泰然自若地读着报纸，看见我，鞠躬行礼后，立即起身跪上来含笑欢迎我。她已经学会服从了。”
早稻田大学喜多泽教授于1934年6月为《泰晤士报》撰文说：“日本妇人或女孩在男性权力下无可奈何，而殖民地的几百万妇女，她们遭遇的悲剧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朝鲜少女与台湾少女简直是无生路的。”
台湾发生反日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日本警察绑架年轻妇女和克扣工资，任何女子遇日警来犯，如加拒绝必遭处罚，或锁禁起来捏造罪名罚缴巨额赎金。
朝鲜有日本人组织的贩卖妇女的株式会社，纯以女人肉体营业，施行虐待以养成妓女。妓女若接不到新嫖客，便施鞭打，并罚一夜不准睡。妓女身上永远背着老鸨子的债，就像她们的脖子上永远被缠着一根锁链。她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老鸨做的，以四倍至十倍的价钱卖给她们的，老鸨子卖过收回，再卖若干次。在朝鲜创行公娼制度的是日本人，强迫朝鲜女子堕入奴隶地位的也是日本人。
1932年的第一个星期，成百上千的日本女子由专利公司运达满洲，她们被供给各家妓院、茶馆、跳舞场及日本酒楼之用。日本人对于用专列来运送妓女毫无羞耻感，日本人觉得这没什么，他们将大批妓女输入满洲，在他们看来这很正常，没有什么可害羞的。
在日本，贩卖妇女被视作正当营业，日本的大商家与银行界会有巨额的金钱投资于这种不名誉的商业。在哈尔滨，专利贩运日本女子的公司设有很大的事务所，写字间有11个之多，有所长、秘书各一人，雇员达20人。这些雇员手下掌管着来自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妓女，白俄妓女、朝鲜妓女、日本妓女对他们来说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摇钱树，只是价格不同而已。这些雇员手下掌管的妓女数量不等，多的管100个妓女，少的只管1个妓女。他们把妓女送去的服务场所也千差万别，妓女既可能被送到高档的妓院，也可能被送到最低等的小娼寮。专利公司的门口还有日本宪兵把守。
有顾客光临时，由穿漂亮衣服的秘书接待，引入一个房间，里面的布置是半西式的，极其华丽。顾客说想要多少女子，供何等场合使用，秘书就会给他看内附有女子照片的大本的相簿：处女或非处女、身高身矮、体肥体瘦、教育程度，技能等都在相簿里一一说明。谈妥后，顾主先付两成半的定金。只用等15天至20天，顾客接到“女子已到”的通知，付清余下的七成半价款，交易就算完成了。
买妓女的人到银行取了用于付清尾款的支票之后，他就会出现在专利公司的办公室里，然后一个雇员就会陪他去一个日本小旅馆，将准备“运输”的日本妓女交给他。自此，那些女子就变成了购买者的绝对私产，他对她们拥有随意处置的权力。
这些日本女子的“服务”年限多数是5年，合同到期之后她们就可以回国出嫁，所以经常听见她们这样说：“再过18个月，我的合同到期，就可以回日本与我的未婚夫结婚了。”日本是没有立法保障这些不幸的女子的。老鸨子和日本茶馆的老板们是不会同情她们的，而且她们还经常被转手，从一个妓馆转到另外一个妓馆，不管哪个妓馆都想尽量多地从她们身上赚取钱财。
娼妓私逃是常发生的事，警察像捕缉逃犯一样缉捕她们，一旦被缉获便交还妓院老板，这些被抓回来的女子会被妓院老板毒打。日本法律对此是不过问的。
哈尔滨街头常有一景，妓院每新进一批女子，便给她们穿上花花绿绿的和服，把她们载于一辆汽车上在街上巡游。车上还竖着广告牌，说明这些新到女子的特点，当然也会标明妓院的地址。
日本人靠女人发财的恶名在远东已是家喻户晓了。老鸨子将她们手里的姑娘当作奴隶使用，年轻的姑娘一旦落入火坑，就只能堕落，要么她就要受到虐待、鞭打，有时候甚至会被杀死。日本妓院的娼妓经常被杀死，可是没人过问。
《日本纪事周报》英文版有一次论及运输日本妓女入满洲的事，记者对此批评道：“这种事可以不干还是不干吧！因为这并不能使中国人增加对日本人的尊敬之心，但当局对于这点似乎并不顾忌，反而赤裸裸地让所有人知道贩卖女人是一个能赚取暴利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