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高士奇侦察到康熙在阅读某一部书，就立即找来同样的书阅读。一巳康熙偶尔谈及此书，他也就能说出个大概来，所以更加得到康熙的宠爱。康熙曾经说过：“廷臣中知识渊博并能和我论古的，非高士奇莫属。”
高士奇越受康熙的恩宠，别人对他的忌恨也就越深。高十奇最初因明珠的举荐才得以进人内廷，现在明珠却要反过来向他探听消息。每次人值归来，其府第前的小巷则被各部九卿的轿子塞满了，明珠也在其列。高士奇目不斜视，踏步人门，仿佛什么也没看见。诸贵客都派仆人去打听，回来报告说“在洗脸”、“在用餐”，过了一会，才传呼请明相国人内，两人总是要谈很长时间，其他大臣能相见的仅一、二人。第二天又重复如此，声势显赫异常。
也有博言说，当初高士奇扛着被子人都，今天看看他的家资就可知全是招权纳贿的。康熙某日问及此事，高士奇跪着说：“督抚诸位大臣因我蒙您的恩宠，以为馈赠的东西不少。实际上圣明威福从未旁落，我有何能耐参预过一字呢？在他们也并未得到好处，在我则是寸丝粒粟都是由恩遇中得到的。”康熙听了笑了笑，再也没过问此事。后来因为弹劾他的人太多了，康熙才罢了他的官。
无论是领袖，还是圣人、贤人、哲士，或是普普通通的凡八，都有自己的弱点，而目都有特有的弱点。掌管人、使用人的技术，就是制服人的这些弱点的技术。就像牛要穿鼻子，马要勒口一样。你如果把握住了人们的弱点，一切都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
同时也要了解自己的弱点，你能利用人们特有的弱点，人们也会利用你特有的弱点。人们都是在相互利用，是使你成功还是失败，是得还是失，这就要看你技术运用得如何。
人无时不在为着名，无时不在为着利。有为名甚于为利的人，有为利甚于为名的人，有既要为名又要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名，实际上是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利，实际上是为名的人。所以你不得不做精确细致的观察，从而使你利用的技术有新的提高。
时势造英雄，乱世出来雄。聪明者善据时势，需要居时就屈，需要伸时就伸，能屈则屈，能伸则伸。屈于当屈之时，是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也是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一起一伏，犬牙交错，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满丰富的人生。明智者，在“退让”中求发展，绝下会拘泥于一着。
1912年1月1日，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永矢不忘的一天。上午10时，孙中山偕各省代表由上海乘沪宁线专车赴南京。下午5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人了下关车站。当晚，孙中山到达总统府所在地：旧两江总督署。晚上10时举行总统受任札，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
中国的君主专制从此结束。
孙中山没有忘记举行祭祀天地祖先的仪式。他带着一群同甘共苦的党人，亲自到明太祖孝陵拜祭。孝陵在钟山之阳，当年诸葛孔明登临此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钟山龙蟠；据说晋元帝曾看见山上有紫气缭绕，因此又把钟山称作紫金山。风水学认为这田是“众山之杰”。康熙年间，洪门五祖立下“反清复明”、恢复炎黄甲胄的宏愿，在经历237年之后，终于由洪门的弟子实现了。
孙中山站在钟山北麓，眺望茫茫大地，一时间胸中血气翻涌，不能自己。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真正掌握北方局势的人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袁世凯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他能够左右北京那个小朝廷，他以制造军人骚乱和拉拢党人的办法，使不少人相信；孙中山无法驾驭各个党派，使之协调一致。
事实上，孙中山对领导这样一个混乱、衰败的国家，确实缺乏思想准备。有一次安徽军人索饷，孙中山随手批了20万元，但当时财政部的金库里只有10块大洋。孙中山对此竟一无所知。不仅如此，外交方面临时政府也一筹莫展。外交使团对孙中山并不看好，他们宁可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是袁世凯的地盘。
不久，孙中山便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场艰卓啦绝的斗争。几乎所有的老党人都反对继续战争，黄兴断然表示：“就算和议不成，我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先生一定要打，我只有切腹以谢天下。”
只要宣统退让，一切条件均可接受。这是残酷的现实。孙中山必须让位于袁世凯，尽管他们都看出此人是一代枭雄，但迫于形势，也无可奈何。在经过痛苦犹豫之后，一心想独揽大权、推行三民主义的孙中山，被迫让位，但条件是废黜宣统皇帝和定都南京。
袁世凯一口应允。2月12日，宣统皇帝退位。紧接着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但袁世凯宣称他的国家元首职位，是受命于清皇室，而不是民国。孙中山觉得被自己的同志出卖了。
一种愤怒而屈辱的感情压在心头。
4月24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换乘兵轮，次日下午抵达广州。省城万人空巷，热烈欢迎这位下野总统。
孙中山的南下，对于北方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虽然孙中山一再表示下野之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但没有人相信他真的会把精力投放到经济问题上来。
袁世凯邀请他到北京一晤。孙中山慨然答应了。“你不能去”，人们吃惊地劝他，“袁世凯这人是个大象雄，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怕你进了北京就出不来。”“此行不外是调和南北感情，’孙中山微笑着说，“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如果袁总统有问，我一定会尽我所知告诉袁总统；如果他不问起，我也不会过问。”
8月18日，孙中山启程北上了。8月24日，孙中山由天津人京，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当他乘坐的专车驶人前门车站时，军乐队奏着欢快的乐曲，儿童队伍唱着欢迎歌，礼炮轰鸣，人们挥动着帽子，掌声雷动。孙中山乘坐一辆金碧辉煌的朱轮马车，车内衬着黄缎，驾以白马，前有30名骑兵开路；后有几十名军警拥护，从正阳门直入迎宾馆。
继孙中山进京之后，黄兴、陈其美等人也联袂北上。他们和袁世凯举行了十几次会谈，话题无所不包，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孙中山向袁世凯谈到了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平均地权等问题。袁世凯几乎一律表示支持。这反倒使孙中山觉得十分奇怪。
关于铁路，孙中山说他打算在10年之内筑20万里的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嗯，嗯，”袁世凯问道，“听说你计划借外债来建铁路，是吗？”
“是的，”孙中山用热情洋溢的语气说，“20万铁路之费，可由十大公司自行借外债。铁路线归民有，40年后收归国有。事权不落于外人之手，国家不负债务，到期收路，不出赎资。”
“那很公道，那很公道。”袁世凯摸着光光的脑袋说。
“总统是带兵出身的，”孙中山说，“自然应该明白，铁路与练兵，应以铁路为先，无路，有兵也用不上。”
“有道理，有道理。”袁世凯大笑。
9月16日，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共同协商，制定了8项《政治纲领》；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人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孙中山和袁世凯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南方对北方的中央行政不加干预，但北方对南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用人也不要干预。
如果这8项政治纲领真的能付诸实行，将是一次由南方人发起的大规模的“经济北伐”，由于强调开放门户和引进外资，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肯定比洋务运动，以及所有的军事北伐更为巨大和深远。
可惜，由于政治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南方既没有从事经济建设，袁世凯也不能遵守自己的诺言。
做事业有成功就有失败，一个人如果能洞悉此中规律，凡事就不会过于求得成功。事业之中，总有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总有些无法做到的事情，总有够不着、达不到的、无可奈何的事情。一句话，总有限定，总有不如意，总有失败。怎么办？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就是平静突然地接受那必然到来的最后的结果和事实。总的说来，随时势可屈可伸，柔顺如蒲席，可卷可张，这不是胆小怕事；刚强、勇敢而又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