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它还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难”这个字，惟有在愚人的字典里才有它。我们如果能历尽艰难险阻，百折不回，艰苦奋斗，铢积寸累，持之以恒，自然大有可观。
孔子在回答樊迟问仁时说：“仁，就是先历尽艰难而后有收获，这就叫做仁了。”如果不是先艰难就不会有收获，先容易不能说是有大成，先乐不能说是有善终。所以说逆境是人生中最适宜于奋进的环境，也是最能磨练人、增长才学的环境。
文王的《周易》集成于被拘禁之时。孔子的《春秋》作于受厄难之时。屈原的《离骚》赋于被流放之中。左丘的《国语》成于双目失明之后。《孙膑兵法》出于被砍断双脚之后。吕不韦的《吕览》出于迁蜀之后。韩非子的《说难》、《孤愤》出于囚秦之时。司马迁的《史记》出于被残体之后，这些，都是在困难中不低头、不灰心、继续奋斗而造就的历史纪念碑。所以谚语说：“久经磨难。终成大器。”
一个伟大的人物与一件伟大的事业，最少都要经受几次的磨难、屈辱与失败。以必死的心情，在危难中奋斗，才能冲破艰辛危险的难关。忍耐劳苦，人死出生，不畏惧任何肉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摧残，以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魄力，最刚的胆力，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人们常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不是甜美的格言，而是通过辛酸苦辣得到的事实教训。经过一次失败，便加一分知识，长一分经验。失败越多，最后取得的成就也越大。
因此，只要在失败面前不灰心、不悲观、不消极，最后一定有收获、有成功。
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虽然与客观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决定因素还在于每个人自身。因此，要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持之以恒地努力奋斗下去，要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特别是在失败后处于逆境之中，更不要自暴自弃，被失败压倒了。要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自身的潜力和长处，树立起坚定的生活信心，振奋精神，重新拼搏。“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相信一定会找到成功的起点。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但要靠你抓住它，把握好它，虽然中途也有失败，但只要你坚强的信念还一直屹立着，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压倒你、毁灭你的。即使是那些浪荡公子和身在铁窗之内的人，只要不是自取灭亡，谁也不能使他消亡；只要树立新生活的信念，则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管仲是有志之土，自然能经受大磨难，绝不会灰心丧气，屈时则屈，伸时则伸，而且是大伸拳脚。可见英雄气短，怨天尤人，不是有才者的气量，唯能屈能伸者，方可成大器，成大业。’
管仲自是一位贤相的化身。然而，自古英雄多磨难，多经磨难方显出英雄的才智。管仲不死守僵死的臣节，能权衡利害而通人变；危急之中显机智，作歌鼓动众人摆脱敌手；自知之明极强，又能知人善任，推荐人才，共辅王业；经纶满腹，韬略无数，兴邦治国之策频出，辅佐君王，以图霸业。这些都展现出他的雄才大智。
齐桓公即位后，管仲、召忽等陪同公子纠继续在鲁国避难。齐桓公为了翦除后患，遣派鲍叔牙率领大兵压境，迫使鲁国庄公杀掉公子纠，引渡管仲和召忽回齐发落，在将要进囚车的时候，召忽仰天痛哭道：“为儿子者死于车，为臣下者死于忠，这是人的本分。”说罢一头撞在大柱上，倒地而死。管仲却说：“自占有死臣也有生臣，我要人齐为于纠伸冤。”说完，便径自走人囚车之中。
在场的鲁臣施伯见此情景，私下对鲁庄公说：
“臣观管仲之相，必将不死。此人是天下奇才，如果不死，受到齐国重用，必然使齐称霸天下。君干不如请求齐国不要杀他，他必定感激我们，这样，就能为我们所用了。”庄公说：“管仲是齐侯的仇人，我们不好求情。”施伯说：“如果不能为我们所用，就不如杀了他，将尸体归还给齐国。”庄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其实，鲁臣施伯的分析是准确的。齐国名义上足讨回管仲发落他实际上是要重用管仲为齐国的振兴服务。因此，当鲍叔牙得知鲁庄公要杀管仲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去同庄公交涉，说：“管仲曾经亲手射杀我们的国君，我们国君对他恨之人骨，想要亲手杀死他。”庄公无话以对，只得将管仲连同子纠、召忽的尸体交给齐国使节：
管仲在囚车上悟出了齐桓公和鲍叔牙的用意，也猜测到鲁国会反悔，派人来追杀自己。于是，心生一计，编了一首《黄鹄歌》，教给推囚车的士卒们唱，歌词曰：
黄鹄，黄鹄！其翼，挚其足，不飞不鸣兮笼中伏。高天何呼兮，厚地何蹐丁阳九今逢百六。引颈长呼兮，继之以哭。
黄鹄，黄鹄！天生汝翼令能飞，天生汝足令能逐。遭此网罗令谁与赎？一朝破樊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衢而渐陆。磋彼戈人兮，徒旁观而踯躅！
推囚车的士卒边走边唱，高兴得忘记了疲劳，快速奔走，只用了一天时间，就走出了鲁国的地境。鲁庄公果然悔悟，急忙派公子偃来追’赶，但为时晚。管仲得知这一消息后，仰天长叹道：“我真是再生了一次啊！”
管仲能死里逃生离开鲁国，除了他善于正确地分析形势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临机应变之谋，面对险境，胸有对应之策。
管仲回齐国之后，人朝去拜见齐桓公，便向桓公谢罪。桓公亲手将其扶起，对管仲说：“寡人有事要向你请教。齐国是大国，先君僖公曾经威服过诸侯，人们称为小霸。但是，自从襄公以来，政事荒废。国力空虚。现在我刚刚即位，人心不定，国势不张。我想修理国政，立纲陈纪，不知你有什么良策？”
于是，管仲向桓公陈述了怎样治国图霸的观点。
管仲说：“礼义廉耻是立国的根本，这样才使民众为自己所用。但要使民，必先爱民。”桓公问：“爱民之道是什么呢？”管仲答道：“爱民之道就是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民相亲。省刑罚薄敛税，使民能够富裕。让贤士教于国，使民知有礼节。”也就是说，与百姓事业相连，俸禄互相补充，人民相亲相近；宽免旧罪，救助旧宗，为没有后代的人立嗣，这样人民就能生育繁殖；减轻刑罚，薄收赋税，人们就会富裕；在各地选用贤士，向国民实施教化，人民就能遵守规范。这样做就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争取到民心，也就巩固了国家政权。管仲还向桓公谈了许多关于内政和外交上的改革设想。据说，两人一直畅谈了三天三夜，桓公觉得管仲的话，句句投机，字字中听，一点都不觉得疲倦。
拜相以后，管仲着手落实其“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民本思想。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他主张不误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他打破过去井田制的限制，收农赋按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肥瘠等级和年景收成征收，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补收；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他将工匠安置在靠近官府的地段，商人安置在市场附近，以利于各安其业。并加强货币的铸造和管理，注意调整物价，放宽关、市的征税，做到通货积财，富国富民；坚持以“四维”（礼、义、廉、耻）教导百姓，令百姓臣服，君令得以顺利推行，国势大振。
为国为政，图谋远略大计的人，必然有高瞻远瞩的见识，有不可预料的准备。为国家策划宏谋远略，主要在于明白“因革损益”的方法、“杜害防弊”的策略。管仲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措施，使齐国由一个分封在海滨的百里小国，一跃成为春秋时期举足轻重的大国，说明他正是明白了这点。
凡是策划谋略，就要以利害得失作为度量的准绳。在这里就得知道什么事有利必有害、有得必有失的道理，不能只看到利而看不到害，只看到得而看不到失。所以，在“因革损益”的时候，必须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从而有“圆通周备’的措施。力求做到“杜害防弊”，才能说达到了至善至美至尽。不然，就会顾此失彼，难以达到目的了。
计谋防备于前人的所失，而我没有所失；计谋防备于前人的所败，而我没有听败。这里面的奥妙。只有大智大谋的人才能参透。
各有所整治，而各又有所败。因革损益而作为防备，备于适当的备，而忘它的所不防所以终究失败。
所不防，也就是失败于所说的利与得。
如果不知道害存在十利之中，失存在于得之内，这就像老子所说的“福中隐藏着祸，祸中潜伏着福’
的辩证道理一样。如果能在远略大计制定、施行之后，执守的人与继承的人，都是随时做到因革损益，随时做到杜害防弊，自然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新境界。新就无弊端，所以在日新的境界里，就永远没有弊端，没有失败。
为人处世遇事都要有让人一步的态度方称高明，因为让一步则为日后进一步做好了准备。所以，无论是为了大事业，还是为了与人方便，让人一步都是日后替自己留下方便的基础。
为人处世，退让与得失古代多有训诂唯列子在这方面有其独到的理解。列子在《天瑞》篇中写道：
若使很聪明的人计算利害，估量虚实，揣度人情，所得一半，所失也一半。若是个不太聪明的人，不计算利害，不估量虚实，不揣度人情，所得一半，所失也有一半。计算与不计算，估量与不估量，揣度与不揣度，有什么不同？只有无所估量，才能无所不估量，则完全成功而没有失败。所以说，让人不是怯懦，“让”中有伸，“让”中有术。
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时，辗转来到楚国楚成王把他当作国君一样的贵宾看待。一次，成王在为重耳举的宴会上问道：公子如果回到晋国当国君以后，用什%么来报答我呢？”晋文公当时答道：“土石、美女和绫罗丝绸你们有的是，珍奇的鸟羽、名贵的象牙就产在你们国土上，流落到我们晋国去的，不过是你们剩余的物资，我不知道拿什么来报答你们。”越成王还是抓住这个话题不放，继续说：“即使就像你说的那样，你总得给给予我们一点报答吧？”重耳考虑了一下说道：“如果我托您的福，能够返回晋国，有朝一日不幸两国军队在中原相遇，我将后退三舍回避你，以报答今日的盛情。若这样还不得到您的谅解，我也就只有驱马搭箭与您周旋一番了。”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采纳中军元帅先轸的计谋，离间了楚国与齐秦的关系后，又离间了曹、卫与楚的关系。楚国被激怒，楚王命令尹子玉立即率军北上，征讨晋国。
晋文公见楚军逼近，便下令晋军后撤90里（古时一日行军30里称为一舍，叨里为三舍）。晋军将士对面临楚军来犯而自己后撤不大理解，他们认为：晋国之君躲避楚国之臣，这是一种耻辱的举动，何况楚军在外转战多时，宋国一直不能攻克，士气已经衰竭，晋军不应后退。晋臣狐偃向大家解释说，国君这样做，是为了报答当年楚国的恩惠，兑现“两国若交兵，退避三舍相报’的诺言。如果国君以前说的话不算数，我们就理屈了。
其实，晋文公下令退兵叨里，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诺言，更重要的还是军事上的需要，想以此法来激励晋军将士，同时也使晋军避开楚军的锋芒，进一步养成子玉的骄横情绪，然后选择有利的时机和地势同楚军会战。
果然，晋军撤到城濮后，宋、齐、秦等国也分别派来了军队，支持晋文公的行动。而在楚军中，一些将士见晋军撤退90里也主张就此撤军返楚。但是，子玉却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晋军的后撤是惧怕楚军的表现，于是率领楚军紧追不舍，一直到城襥的一个山头下驻扎下来。结果，城襥一战，楚军被晋文公率领的联军打得大败。
距今2400年前的战国时代，七国争雄，其中“魏”、“齐”都是强国。
某年，魏、齐缔结了同盟条约，相约军事联合。而齐弃约，攻打魏。魏惠王恼怒非常，拟派杀手刺杀齐王。
为此，惠王召集重臣开会。结果，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一时难以决下。
这时，宰相惠子向惠王推荐贤者戴晋人。戴晋人被邀人座后，对惠王说道“大王可知蜗牛这种小动物吗？”
“当然知道。”惠王答。
“这个蜗牛的左角上有一叫触氏的国家，右角有个叫蛮氏的国家，两国为领土问题，不断刀兵相觅。一次，双方激战15天，死伤数万方才息兵。”
“哦，不是开玩笑吧？”惠王不解。
“这决非玩笑，大王，您是否想过宇宙上下四方可有尽头？”
“应该没有尽头吧！”惠王回答。
“那么，让一位可以以内心悠游于无穷世界的人来看，地上的诸国，不都是很微小吗？
“在这些国家里有个魏，魏里有个梁都，梁都里住着大王，以此来看，您与触氏、蛮氏相比，没有多大差距吧？”
“哦，是没有什么差别！”听了戴晋子的一席话，惠王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
的确，看问题应该有恢宏的视野。观照自身也是同理。只有把自己放进广阔的空间与时间里，才能知道自己存在和努力的方向。成功了可尽情地享受喜悦，失败了也可找到安慰自己的方法。
人生就是如此，只要我们走出蜗牛的视野，任何风都是顺风！
不善猜忌他人之人，往往被他人所猜忌；惯于猜忌他人行为不轨的人，又往往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使自己的言行落入轨道之中。孔子云：不预先猜测他人要蒙蔽自己，也不无端怀疑他人不老实，但遇到不老实的人或欺伪不实之事，却能及早觉察，如此才算得上是贤明之人。
《水浒传》中的林冲，已被人多次算计，还要诚实地赴约误人白虎堂，甚至到了黑松林还要说“无冤无仇，望祈饶命”的痴话，这是由老实而落人愚蠢。至于三国时期的刘备装呆作痴，则是谋略上的装作呆痴、韬光隐晦之术。刘备处在低谷时期，只有暂时投向走红运的曹操。而他暗地又参与了灭曹的组织，只好装痴，将自己的计划隐藏到深处，屈作一菜农。不然稍稍露出蛛丝马迹，就会遭杀身之祸。
曹操击败吕布，夺取了徐州，刘备因自己势单力薄，只好隐藏下自己独展宏图的宿愿，暂时依附于曹操。
曹操原本对刘备不放心，消灭吕布后，让车胄镇守徐州，把刘、关、张一同带回许都。既然归顺于他，也就得给些甜头，于是曹操带刘备进见献帝，论起辈份，刘备还是献帝的叔叔，所以后来人家叫他“刘皇叔”。刘备原先就是豫州牧，这次曹操又荐举他当上了左将军。曹操为了拉拢刘备，对他厚礼相待，出门时同车而行，在府中同席而坐。一般人受到如此的礼遇，应该高兴，刘备却恰恰相反。曹操越看重他，他越害怕，怕曹操知道自己胸怀大志而容不下他。更怕“衣带诏事发”来，献帝想摆脱曹操的控制，写了一道讨灭曹操的诏书，让董承的女儿董贵人缝在一条衣带中，连一件锦施一起赐给董承，董承得到这“衣带诏，就联合了种辑、吴子兰、于服和刘备’结成灭曹的联盟。因为此事关系重大，一点儿风也不能透漏。于是。刘备装起糊涂，在后花园种起菜来，连关羽、张飞都摸不透大哥为什么变得这么窝囊。
一天，刘备正在后国烧水种菜，许褚、张辽未经通报就闯进后国，说曹操有请，马上就去。当时关羽、张飞正对刘备那种悠闲自得的行为不满，一块儿出城练习射箭去了。刘备只得孤身一人去见曹操，刘备心中忐忑不安：难道董承之谋露了！“因为心里有鬼，所以越发紧张。曹操见了他，劈头就是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