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拜相后，首上十议，其大略为：一议国是，反对屈辱求和，主张战守；一议巡幸，认为皇帝驻地“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一议僭逆，主张处死国破僭位的张邦以为乱臣贼子戒”；一议伪命，提出“国更大变，士大夫屈膝伪庭者，不可胜数，宜依唐肃宗六等定罪，以励士风”；一议战，认为“军政久废，宜一新纪纲，信赏必罚”；一议守，主张“沿河及江、淮、措置抗御以扼敌冲”一议本政，反对政出多门及阉官、恩幸、女宠干预朝政；一议责成，主张“择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议修德，主张“宜益修孝梯恭俭之德，以副天下之望就当时的形势来看，李纲所上十议，应该说是御敌安邦的宏猷良策，高宗如果真能切实贯彻实行，或许会有中兴之望，但黄潜善等人却大加阻挠。他们作贼心虚，对其中“僭逆”、“伪命”二议尤为讳忌。李纲进“十议”后，“帝与潜善等谋之”，黄潜善等人为高宗出谋划策，将李纲的“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纲据理力争，但黄潜善坚持异议，“主邦昌甚力”。李纲对高宗说：“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天子哉！”’纲“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绩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但当时李纲为举国军民希望所在，高宗还不能舍李纲而不用。后来，李纲虽然作了让步，提出“邦昌罪当诛，陛下以其自归，则贷死而窜之”，但黄潜善仍然百般庇护张邦昌，说什么“在远不如在近”，结果，仅贬张邦昌节度副使，潭州安置。
赵构称帝后，在皇帝应驻何处的问题上，朝廷内形成了两派的对立。李纲志在恢复中原，认为“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天子应该“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李纲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具有长远的战略预见，其主张是正确的。
但是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迎合高宗避敌苟安的心理，力主“巡幸东南”，阻止李纲之议，将李纲的诸多论柬“留中不报”。建炎元年七月，高宗“诏幸东南”，“李纲极论其不可”，并且详细论述了驻跸西的好处，指“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委而去之，岂唯金人乘间以扰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且不可得，况治兵制敌以迎还二圣哉！为今之计，或当暂幸襄、邓以系天下之心。盖襄、邓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部，可以进援，南通马蜀，可以取货财，东连江、淮，可以运谷粟，山川险固，民物淳厚。今冬汁且驻，候两河就绪，即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在李纲的力争之下，高宗不得不收回手诏，“许兴南阳，以范致虚知邓州，修城池，治宫室”。但“既而潜善与汪伯彦力访幸东南”，使高宗既许之议复又动摇。看到黄、汪等人的阻挠和破坏，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于是李纲向高宗进言说：“臣近者屡蒙震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进机务，多未降出，此必有间臣者。”又“极论君子、小人不可并立，且言疑则当勿用，用则当勿疑”，但高宗惑于黄潜善等人之言，并不能真正倚信李纲，“后数日，遂有并相之命”，授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用以牵制李纲。
金兵虽灭掉了北宋，但北方人民出于民族感情，并不愿接受金人的统治。河北、河东两路军民奋起反抗，他们“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李纲认识到了北方人民中间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认为“不早遣使慰谕，即为金有”，请求朝廷招抚。主张在河北、河东分别置招抚司和经制司，“择有才略者为之使宣谕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
对于李纲等人这样至关重要而又唯一可行的光复大计，黄潜善等人竟丧心病狂地加以百般阻挠和破坏。张所刚刚受命，黄潜善即指使其党羽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所置司北京不当，又言招抚司置后，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李纲据理予以痛斥：“所留京师招集将住，今尚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西群盗公行，攻掠郡县，亦岂招抚司过也！”但是高宗和这些奸臣本是一路货色，终于排斥了李纲。
黄潜善等人为了擅宠专权和主和投降，容不得任何主张抗战的忠义之士。他们在李纲罢相之后，便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在主战派的另一着名代表人物宗泽身上。
宗泽，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佑六年进土第。康王开大元帅府，以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曾屡畋金兵，因而成为举国瞩目的抗战派中坚人物。加之他“质直好义”，为官“国尔忘家”，故威望益着。
宗泽先是被汪伯彦所沮抑。汪鼓动康王让宗泽率兵在外作战，使宗泽“自是不得预府中谋议”，将其变相排挤出帅府。宗泽离开赵构后，率兵自大名转战开德、卫南，屡战屡捷，使金兵闻风丧胆。
就在宗泽在外力战之时，黄潜善被授副元师之职，与汪伯彦共同排挤李纲、沮抑宗泽，从而使主战派更难申其志。
建炎九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宗泽人见，“涕泅交颐，陈兴复大计，时与李纲同入对，相见论国事，慷慨流涕，纲分之”。赵构深被宗泽之慷慨忠义所感动，想把他留在南京，但“潜善等沮之”。最后，高宗除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而未能使其在朝廷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高宗刚即帝位，全国军民精神为之一振，巴望能重整河山，再图进取，因而全国义兵蜂起，纷纷抗金勤工。如果高宗能及时而有效地利用这种形势，当会大有希望。可是黄潜善、汪伯彦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迎合高宗苟且偷安的心理，力主议和，反对抗战。他们大力主张根据靖康时同金订立的屈辱和议，划河为界，割让蒲、解之地。他们甚至阻挠刑部把高宗即位的大赦文书下到河东、河北两路及河中府解州，以此讨金人好感，向其表示和议之诚意。在这种情况下，宗泽再次上疏，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希望高宗抓住时机出师抗战，以图恢复。他说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万世，奈何割河之东、西，又议割陕之蒲、解乎？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说以乞盟，终致二圣北迁，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涉，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云‘不得誊播赦文于河东、西，陕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之气，而自绝其民也1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宗泽的满腔报国热情，再次打动了高宗，“上览其言，壮之”。但由于黄潜善等从中作梗，仅是将时年已69岁的宗泽改知青州，仍然没有重用。
忠义识忠义，英雄惜英雄，李纲深知宗泽的德能，故大力向高宗推举。时开封府尹出缺，李纲对高宗说“绥复旧都，非泽不可。”朝廷因以宗泽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心隍惶”。宗泽既至，抚慰军民，惩治盗贼，修治楼橹，并屡出师挫敌，“民赖以安”。由于宗泽袜兵厉马，竭诚抗战，加之威望索着，此时广大军民无不闻风响应，乐于效命。在这种形势下，宗泽上疏请高宗“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并向高宗尖锐指出其唱为异议者，非为陛下忠谋，不过如张邦昌辈阴与金人为地耳！”“黄潜善等忌泽成功，从中沮之”，宗泽以极其焦灼的心请上奏20余次，恳请高宗早下回銮之诏，可是，“前后建议，经从三省枢密院，辄为黄潜善等所抑”。他们“每见泽奏疏，皆笑以为狂”。宗泽不得不哀叹吾志不得伸矣！”最后，宋高宗终于“用黄潜善计，决意幸东南”，从而失去了坐镇汴京、收复中原的太好时机。
在宗泽留守东京、知开封府时，金曾遣人以使伪楚(张邦昌僭号楚）为名至开封府，宗泽洞察其意，指出：
“此名为使，而实藐我也。”于是“拘其人，乞斩之”。可黄潜善等对金使竭尽保护之能事，他们“皆以泽拘金使为非”，说服高宗急诏宗泽将金使延置别馆，优加礼遇。
其奴颜婢膝、认贼作父之态令人作呕。
宗泽同李纲一样，也力主招抚两河义军，而且这方面颇有成绩。当时有“河东寇”巨王善，“拥众七十万，车万乘，欲据京城。泽单骑驰至善营，泣谓之曰：‘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位日：‘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时杨时号‘没角牛’，兵三十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往来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为患，泽遣人谕以祸福，悉招降之”。另外，宗泽还招抚了王彦的“八字军”，遣“八字军”渡河取怀、卫、浚、相等州。当时义军到处涌现，“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啻百万”，他们“引领举踵，日望官兵之至”。宗泽认为，如果把这一巨大的力量组织起来，“中兴之业，必可立致”。但黄潜善在国难当头之际，仍一味从最卑劣的私利出发，担心宗泽成功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因而又“从中沮之”。他不但诬义军是“以义师为名。的“盗贼”，禁止其勤王，而且还将招抚义军作为罪名，欲罢宗泽东京留守之职，幸有御史中丞许景衡为其出面说话，申明“得宗泽方能保东足，有东足，行在始安枕”，高宗从自身安全考虑，才没有罢宗泽之职。
黄潜善不仅完全阻挠破坏了宗泽诸多抗敌救亡的重大措施，而且派自己的亲信为东京副留守，以监视掣肘宗泽。宗泽眼见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已经出现的中兴有望的大好形势惨遭破坏，不禁“忧愤成疾，疽发于背”，最后终于在建炎二年七月含恨而死。在其临终前，“诸将杨进等排闼人问，泽矍然起曰：‘吾固无恙，正以二帝蒙尘之久，忧愤成疾耳。尔等能为我歼灭强敌，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愿尽死。’诸将出，泽复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语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泽将殁，无一语及家，但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犹赞帝还京。”泽死之际，犹愤愤以故国河山未复为恨，殷殷以赞帝还京、出民水火为念，这位英雄老将的满腔爱国忠忱直可动天地而泣鬼神！事过八百余年，今天抚读这段荡气回肠的悲壮史录，仍令人不能不为宗老将军的遭遇和精神而感泣之，由此对黄潜善等奸邪更增愤恨。
王振是看着小皇帝英宗长大的。这王振本是教书先生出身，有一定的文化，加上又能说会道，善于讨太子喜欢，慢慢就控制住了太子。英宗即位，王振自然得受重用。不过明正统初年，宦官王振的势力虽然有所增长，但由于受到张太后和大臣“三杨”的限制，还没有达到擅权的程度。
正统五年（公元14400年），杨荣病死，七年张太后离开人世，八年杨士奇死。“三杨”之中只剩下杨博在朝，但年老多病，无力过问政事。新选人阁的马愉、曹鼐等资浅势轻，难以左右朝中局势。英宗虽然年长，但无主见，事事依从王振。这就为王振擅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王振见到掌权的时机已经成熟，毫不手软，立即跑到前台，把朝中大权一把夺了过来，正式开始了专擅朝政的生涯。
首先，王振摘去朱元璋时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肆无忌惮地管起国政来（当年朱元璋曾有此种禁令严禁宦官干政。有一次一位老宦官因为在宫中供事长久，说话就比较随便起来，一次他不加注意，从容地谈到了政事，朱元津毫不留情，立即砍掉了他的脑袋）。接着大兴土木，役使军民在皇城内建造不亚于皇宫的府第。又修建智化寺，为他祝福等。
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显示自己的威风，大搞结党营私和排斥异己的活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奴捧气。
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按，最会逢迎。一天，王振问王按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按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
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谁要向他贿赂，也会得到提拔和照顾，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王振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同时，又大力排斥异己，陷害忠良。
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的一天，炸雷击坏奉天殿一角，英宗因遭此天灾，特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翰林侍讲刘球看到英宗不理朝政，王振擅权不法，引起朝政紊乱，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王振看到刘球的建议有侵己之处，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人狱。这时，正值编修官董林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狱中之时，王振便想通过董林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其党徒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林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董林被逼不过，只好屈服。
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支解为碎块。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还有，驸马都尉石景，一天在家里责骂用人太监员宝，王振又无事生非，硬说石景骂员宝是指桑骂槐，把矛头对准了他，于是，石景也被投入了锦衣卫大牢。
王振依恃英宗，靠手中大权，极力打击反对派，弄得人们胆战心凉，生怕得罪了王振而遭家破人亡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