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人才兴邦，得人才者得天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尤其重视对人的评价和研究，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发现和使用的知识系统。
“元曲四大家”之谜
“元曲四大家”，是对于在元杂剧剧本创作中成就较高的四位剧作家的尊称。元代是我国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一批文人出身或艺人出身的作者，今知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就达二百余人，姓名未见于记载者，更不知有多少。“四大家”应该是哪四位呢？
“四家”之说，在元代就已出现。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字德辉)、白朴(字仁甫)、马致远(号东篱)。周德清《中原音韵》以存世剧本和已知作家为基础。“序”曰：“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日忠日孝，有补于世。”关汉卿作剧六十余部，对社会有深广的概括，又能粉墨登场，当时就被誉为“捻杂剧班头”。郑光祖“锦绣文章满肺腑”，“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威望也很高。白朴的《墙头马上》、《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今日视之仍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周德清是音韵学家，他虽然主要着眼于音韵，但“关、郑、白、马”或“关、白、马、郑”之说，则为后世曲家如王国维等所崇。
明初，朱元璋之子朱权站出来排斥关汉卿。他所着的《太和正音谱》曰：“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没有功劳有点苦劳，但不能列于四家之首。朱权认为“宜冠于首”的应该是白朴。而马致远“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冠之于首也不够，应“列于群英之上”，是特等作家。这位皇子戏剧家的世界观不可能认识到关剧的思想意义，他的美学思想也无法欣赏关氏的本色风格。朱权又是个道教徒，使他对于在剧作中阐扬神仙道化，被称为“马神仙”的马致远表现出特别的感情。结果，“四大家”的排名被他搅得一片混乱。
嘉靖时人何良俊从辞章之品评立论，又倡一说：“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曲论》)
今人谭正璧则认为自周德清以来，对“四大家”都有误解，元代所谓的“四大家”应该是关汉卿、白朴、庾吉甫、马致远。元末贾仲明《录鬼簿吊词》“关汉卿”名下有“姓名香，四大神物。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等句；谭氏认为“四大神物”就是“四大家”的誉称，这几句话“乃是说，关是四个伟大作家之首”。而“马致远”名下的吊词中有“共庾、白、关老齐肩”一句，“正说他是和庾吉甫、白仁甫、关汉卿并驾齐驱的”，因此“关、白、庾、马，毫无可疑”(《曲海蠡测》)。周德清的“关、郑、白、马”说历来有个使人疑惑不解的缺陷：关、白、马都是金末元初人，突然将一个晚于他们一辈的郑光祖与之同列，总觉不伦不类。如将郑光祖换成庾吉甫就不存在这个疑问了。谭氏认为很可能在周德清的时代庾吉甫的作品已很少流传，就抓来一个当时名声较大的郑光祖来顶替他。但由于庾吉甫的十几个剧本全部失传，我们今天也无法给他“恢复名誉”，需待搜得更多资料才能定论。
嘉靖以前，论曲诸家虽然对“四大家”各有所据，但奇怪的是以《西厢记》而显示出极高艺术成就的早期剧作家王实甫，却被排斥于“四大家”之外。虽然贾仲明曾给他很高评价：“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他不受重视很可能和封建卫道者认为《西厢》“诲淫”有关。至王世贞等一些戏曲评论家，开始为王实甫鸣不平，或曰“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他传奇不能及”(王世贞《曲藻》)，或曰“丽曲之最胜者，以王实甫《西厢》”(张琦《衡曲麈谈》)。王骥德更直接否定“四大家”的传统排名，曰：“世称曲手，必曰郑、关、白、马，顾不及王，要非定论”，他认为“古词惟王实甫《西厢记》经帙不出入一字”，所以“四大家”应该以王实甫居首，不及郑光祖，“王、关、马、白，皆大都人也”(《曲律》)。
当代一般的戏曲史论着，都是以关汉卿居元曲家之首，王实甫次之，几成定格。然而以《西厢记》的研究而获誉国内外的蒋星煜最近着文，认为解放以来的研究中有对王实甫估价不足的问题。看来，在弄清历史上的“元曲四大家”的同时，又必然带出了今天怎样恰当评价这些“胜国诸贤”的课题。
“金陵八家”之谜
“金陵八家”是明末清初享名于画坛的八个画家的合称。这个称谓起于何时，已无从细考。目前可见的文字记载，最早的当推清人张庚的《国朝画征录》，兹将张氏原文转录于斯：“龚贤，字半千，号柴丈人，家昆山，流寓金陵。为人有古风，工诗文，有《香草堂集》若干卷，善书画。家贫，殁不能具棺殓，会曲阜孔东塘客游金陵，为经理其后事，抚其孤子，收其遗文。半千画笔得北苑法，沉雄深厚苍老矣，惜秀韵不足耳。同时有声者：樊圻，字会公；高岑，字蔚生；邹哲，典之子，字方鲁；吴宏，字远度；叶欣，字荣木；胡糙，字石公；谢荪，字大令，号金陵八家。”(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三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张氏之说，问世不久，清乾隆《上元县志》也列出“金陵八家”之目，这八位画家是：陈卓、吴宏、樊圻、邹哲、蔡霖沦、李又李、武丹、高岑。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张氏之说，尤其是现代的论着，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傅抱石《中国的人物画和山水画》以及俞剑华的《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等。诚然，这并不意味着张庚说的这8位画家就是“金陵八家”。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张庚在我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不无关系。
张庚(1685-1760年)原名焘，字溥山。更名庚，字浦山。号瓜田逸史，又号弥伽居士、白苎桑者等。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他善诗文，画事亦佳。曾提出绘画必须表现“气韵”。着述极有见解。“有《强恕斋诗文集》、《国朝画征录》等。反映其绘画美学思想的主要着作是《浦山论画》，又称《图画精意织·画论》。约成书于1750年前后。”(郭因着《中国绘画美学史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8月版)可以想见，张庚是位才华横溢的画家、美术理论家、美术史家。话说回来，对张氏之说，也有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如今人张光福说：“按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一书记载，把画家龚贤、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谢荪等人，号称金陵八家。为何定为金陵八家，张庚没有说明。”(见《中国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岂止是没有说明，张光福接着说：“其实，‘金陵八家’这个名称并不合适，它既不是一个画派，同时明末清初生长或寓居金陵的画家，又何止他们八人是名家呢？”是的，不管哪8位画家是“金陵八家”，他们在艺术创作上没有突出的共性，且各家的风格和绘画题材也不尽相同。至于为什么说龚贤等8人为“八家”，不妨先读一下龚贤在给周亮工题程正揆山水画册里的一段话：“今日画家以江南为盛，江南十四郡以首郡(即今南京)为盛。郡中着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奚啻千人……金陵画家能品最多，而神品、逸品亦各有数人，然逸品则首推二溪。”龚贤讲的“二溪”是程正揆和石溪。
显而易见，当时金陵画风之盛，能人之多就连龚贤本人也感叹不已。再说名噪一时的曾鲸，是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精于人物、花卉，张庚说他：“全用粉彩渲染，此江南画家之使法，而曾氏善矣。”南京博物院藏有他的《顾与治小像》，是金陵画家张风补景，张风是南京人，画山水、人物、花卉。这二位与龚贤等8位画家是同年代的名画家，张庚为何不将他们收入“八家”呢？这：本身也是个谜。
尽管如此，张氏之说的影响还是深远的。这里再以《南京博物院藏画集》(上、下两册)为例，此画集的下册有龚贤、樊圻、吴宏、高岑、胡、叶欣等人的名作。在《清龚贤千岩万壑图卷》的跋语里写道：“所画山水沉郁浑莽。与高岑、樊圻等被并称为‘金陵八家’。”此画集也是将龚贤列于“八家”之首。相映成趣、令人玩味的是，此画集也藏有清乾隆《上元县志》里提出的“金陵八家”第一位画家陈卓的《红树青山图轴》，跋语是：“陈卓，字中立。北京人，久居金陵(今南京)。生卒年不详。此幅参取界画法，结构工整。款署癸未，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所作。”只字未提陈卓是“金陵八家”之一。至于蔡霖沦、李又李、武丹也是当时名家，就不必赘述了。
这里我们对清乾隆的《上元县志》也应有所认识。清乾隆年间，清政权渐趋于巩固，是所谓经济繁荣的盛世。为笼络人心，乾隆竭力提倡汉文化(如令纪晓岚等人编纂的《四库全书》)、而上元县自唐上元二年，下迄明清两代，上元、江宁二县同城而治，历为升州、金陵府、江宁府、建康府、集庆路、应天府治所，是着名的“六朝故都”，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这堂而皇之的《上元县志》是官方记事之册，绝非等闲之辈胡乱涂笔的稗史野传。它既然也列出“金陵八家”之目，没有一定代表性的画家是不可以轻率载人史册的。县志本身就具有权威性。可是，其他画家且不说，把龚贤这一大家排在“八家”之外是不能服众的。
龚贤的前半生，一方面从事诗画的学习与创作，另一方面还和当时的复社在一起，从事改良朝政的爱国事业。1645年，清兵进入南京后，龚贤抱着复国的志向四处奔走。历经10年而归来，定居在南京的清凉山，称居住处为“半亩园”，并自绘“扫叶僧小像”。深为时乱所迫，隐居不仕，以卖书画和教学生绘画为生，其内心之悲痛，与时政之格格不入，是可以想见的。其画名已不必多说，其书法在“八家”中也是首屈一指。再说其诗名，就连名贯京都的“诗圣”王士祯编辑诗集《感归集》时，也将龚贤七篇诗作收录于内。后来德州名士卢见曾(号雅雨山人)补作《感归集小传》称龚贤是“江南上元布衣”。说他“名不可逃，俗不可向”。依笔者臆测，《上元县志》不承认龚贤为“八家”之首，是妒恨他虽才名天下又不肯与当政者合作。这只是一管之见而已。
“金陵八家”与稍后出现的“扬州八怪”不同。前者在艺术风格上个性大于共性，后者是共性大于个性。而张庚在《国朝画征录》里只提出龚贤8人为“金陵八家”，并没有说明在众多有影响的名家中，为什么是这8个人。而《上元县志》所列“八家”之目，又不能服众。故“金陵八家”究竟是哪8位画家，至今还是个谜。
强项令董宣
汉光武帝统一了中国，便把洛阳作为都城。为了和刘邦建立的汉朝区分开，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为“东汉”，也叫“后汉”。
汉光武帝建立了东汉王朝之后，深知老百姓深受战乱之苦，便也学着西汉的做法，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汉光武帝一面扶持发展农业，一面注重施行法令。不过法令也只能管老百姓，要拿它去约束皇亲国戚，那就难了。
洛阳令董宣是一个执法严格的人。就是皇亲国戚犯了法，他都同样办罪。
汉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有一个家奴行凶杀了人，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董宣不能进公主府去搜查，就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守着，等那个凶手出来，以便捉拿。
有一天，湖阳公主坐着车马外出，那个杀人凶手也跟在身边侍候。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自带衙役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他不管公主阻挠，吩咐衙役把凶手逮起来。然后，就当场把他处决了。
湖阳公主怒气冲冲地赶到宫里，向汉光武帝哭诉董宣怎样欺负她。汉光武帝听了，十分恼怒，即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责打董宣，替公主消气。
董宣说：“先别动手，让我把话说完了，我情愿死。”
汉光武帝瞪着眼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董宣说：“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现在陛下允许公主放纵奴仆杀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用不着打，我自杀就是了。”说罢，他仰起头就向柱子撞去。
汉光武帝连忙喊内侍拉住董宣，可是董宣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
汉光武帝认为董宣说得有理，不该责打他，但是为了照顾湖阳公主的面子，便要董宣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
董宣宁愿不要命了，怎么也不肯磕这个头。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可是董宣用两只手使劲撑着地，挺着脖子，不让内侍把他的头摁下去。
内侍知道汉光武帝并不想责罚董宣，可又得给汉光武帝个台阶下，就大声地说：“回陛下的话，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
汉光武帝也只好笑了笑，下令说：“让这个硬脖子的人下去！”
后来，汉光武帝不但没办董宣的罪，还赏给他30万钱，奖励他执法严明。董宣领了赏钱，全分给了手下的差役。
从此以后，董宣不断打击那些违法犯科的豪门贵族。洛阳的土豪听到他的名字，都吓得发抖。于是人们给他取了个名号--“卧虎”(意思是“躺着的老虎”)。
“八仙”之谜
八仙是民间所喜爱的仙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成语，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那么，八仙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八仙的神话传说又是怎样演变的呢？据有人研究，“八仙”一词，比铁拐李等八仙的出现要早得多。他们认为汉六朝时已有“八仙”一词；原是指汉晋以来神仙家所幻想的一组仙人。盛唐时有“饮中八仙”，在汉唐时代，“八仙”只是一个空泛的名词，与铁拐李、钟离权等有名有姓的八仙还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公认的铁拐李、钟离权、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仙，似乎到明中叶才确定下来。据赵景深《八仙传说》指出，在元代，甚至在明代前期，八仙究竟是哪几位，尚无定论。八仙并不是人们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以历史人物为依据的，但到底是哪几位历史人物，说法一直各异。
铁拐李，一说姓李，名洪水，隋朝峡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中，又说铁拐姓李，名玄；赵翼《陔余丛考》中记载，铁拐本姓刘；也有的书说他姓岳、姓姚等等。张果老，原名张果，有关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郑处海的《明皇杂录》等书。张果其人，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说他诡称生于尧时，长生不老，因此不知他的籍贯和生年，武则天、唐玄宗似乎都信以为真，派使者去请他出山，曾出入宫廷，等等。何仙姑的事迹见于宋人着《集仙传》，说她是唐代零陵人；《续通考》则说她是武则天时代的人，生于广州增城，是何泰之女。韩湘子，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韩愈的侄孙，进士出身，官至大理丞。他成仙的传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至于曹国舅，据《续文献通考》及明代陈仁锡《潜确类书》所载，是宋丞相曹彬的儿子、曹太后的弟弟；然而《宋史》中记载曹彬之子、曹太后之弟曹佾，未尝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别无曹国舅成仙的记载，因此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对此提出了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