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将军夫人也死去了，不过细心的她没有忘记在遗嘱里给这两个孩子每个一千卢布的教育遗产，专供他们受教育之需，而且特别注明要完全花费在他们哥俩的身上，但必须维持到足够长的时间，等到他们成年，对于这两个苦命的孩子来说，这份布施已经完全足够了，谁如果愿意，那么就请他自己掏钱，如此等等。笔者本人的确未曾看到过那份遗嘱，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遗嘱里的确有着这样怪异的条文和不同寻常的措辞。不过，老太太的主要遗产是由那个省的一位口碑极好的正人君子、也是该省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德罗维奇·波列诺夫来继承的。他曾经主动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交流过，而且他一下子就彻底明白了，想要此人为他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而出钱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他从未直接的拒绝，但他却总是得心应手的使出应付此类事情的绝招——拖，甚至有时候竟能做到声泪俱下。正因为如此，叶菲姆·彼德罗维奇便开始着手亲自抚养和照顾那两个孩子了，而且他对最小的男孩——阿列克塞表现了特别的喜欢，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阿列克塞就是他的亲生儿子。我想让读者从故事一开始就记住这一点。倘若说，那苦命的哥儿俩应当对自己所受的抚养和教育之恩终身不忘，那么他们应该答谢的只有这位叶菲姆·彼德罗维奇，一个极富人道主义精神而又无比高尚的人，虽然这样的人很少见。他把两个孩子从将军夫人那儿得到的两千卢布一文不动的为他们保存起来，使得这笔钱到他们成年时连利息翻了一番，而一切用于抚育他们的费用都由他自己负担，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花在他们俩每人身上的钱远远超过了一千卢布。关于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情况，我并不想在此详细描述，而只是拿出一些最主要的情况介绍给大家。关于那个哥哥——伊万——我只是交代一点，他后来长成了一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少年，虽然并非胆小怕羞，但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就早已明白他们兄弟俩终究是寄人篱下，依靠别人来生活，而他们自己的父亲却是一个让人根本不愿提起的人，诸如此类，等等。早在这个孩子幼年时期（至少传说如此），他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学习能力。我虽然不太了解确切的情况，但据说他在十三岁那年便离开了叶菲姆·彼德洛维奇的家，就读于莫斯科的一所普通中学，他的食宿全由当时一位极富经验并且在那时名噪一时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德洛维奇安排。后来伊万曾自己说起过，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叶菲姆·彼德洛维奇的那份“行善的热心”，他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个主意：应该由一位培养天才的教师来培养这样一位天赋极高的少年。但令人遗憾的是，叶菲姆·彼德洛维奇和那位天才的教师都还未等到伊万考入大学就已离开了人世。由于叶菲姆·彼德洛维奇事先没有做出明确的安排，加上各种各样的在我国必须操办的手续和一些无故的拖延，致使伊万从那位专横的将军夫人那儿得到的那笔钱迟迟不能拿到手，也就是那笔连本带息共计两千卢布的教育费用。所以，伊万在最初的两年大学生活中受尽了清贫，因为他在这整整两年里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同时还要搞好学习。必须讲明的是，那时他甚至根本不想与他的父亲通信——也许是出于年青人的傲气，抑或出于对他的蔑视，也可能是长时间冷静思考的结果，因为理智的他十分清楚，他根本不可能从父亲那儿得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帮助。尽管如此，这个年青人却没有丝毫的气馁，而且他居然设法做一些零工，先后做过许多不同钱数的工作，比如给人家的小孩复习功课，收费二角钱一次，后来他又经常出没于报社，送去一些报道街头琐事的只有数十行的小豆腐块儿文章，署名为“目击者”。据说，这些小文章每一篇都文采飞扬，写得引人入胜，很快就被报社采用并发表，单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这个年青人在智慧和实干方面都不弱于我国的大多数青年男女学生——他们总是穷困潦倒，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从早到晚奔波于各家报社和杂志社，在这里他们反反复复做的不是请求抄写一些乏味的材料，就是干一些将法文译成俄文的工作，此外他们就再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了。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跟报社的编辑接触过几次之后，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念大学的最末几年里，开始陆续发表一些很有才气的有关不同专题的评论，以致于逐渐在写作的圈子里名声望了起来。不过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偶然有机会在大范围的读者群中引起别人的关注，当然这样的情况虽不多也有些突如其来，致使当时为数不少的人猛然间便注意到了他并且很快就记住了他。现在想起来那的确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当时已经离开了大学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正准备用那两千卢布去国外转一转，突然，他刚刚发表在某大报社上的一篇奇怪的文章，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甚至还包括那些非专家在内的学者，特别是他对那篇文章的主题显然一点儿也不熟悉，原因是他的专业学科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文章是对当时到处都在纷纷议论的教会法庭问题展开讨论的。他在认真的分析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已经发表的各种看法和意见之后，也谦虚的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关键还在于文章论证的基调和它的不同寻常的结论。当时，教会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毫无保留的把文章的作者当做自己人。忽然，他们发现和他们持相同意见的不光有许多非宗教主义者，甚至还有许多无神论者。后来，一些明白人觉得，这篇文章只不过是一场放肆的恶作剧。我提起此事的目的，尤其是因为该文章在一段时间里竟也传到了我们城郊的一座颇有名气的修道院内，那儿的人们本来就对议论中的教会法庭问题兴趣浓厚，文章传入后却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困惑。他们于是开始探问作者的姓名和情况，对于他原本生于本城而且“就是那个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儿子这一点也大加关注。恰恰就在这时，文章的作者本人突然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小县城。
当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来到我们的城里究竟有什么目的呢？——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就曾带着不安的心情不止一次的向自己问起过这个问题。那次莫名其妙的家乡之行之后，便有一连串的后果极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以致于在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无法搞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直到今天它对我来说仍是一团无法解开的谜。如果按常理推断，君子自然也有一些奇怪，一个学识颇为渊博、自尊心又很强而且看起来处事极为谨慎小心的年轻人，忽然走进这样一个不成体统的家里去见这样一位遭人唾骂的老子——虽然做老子的根本未曾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也根本不了解他，甚至都不记得他；尽管如果儿子伸手向他要钱，那根本不用说，他是绝对不会给一个子儿的，但即使这样他仍整日担心他的儿子——伊万和阿列克塞——有朝一日会来向他要钱。谁都想不到的是，这位年轻人竟然会在这样的老子家里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一个月、两个月，而且爷俩儿的关系竟然那样的融洽。特别是这最后一点，不但令我吃惊，也使城里的其他所有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惊讶。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就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前妻的那个远房亲戚，那时也恰巧从他已经定居下来的巴黎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小县城，住进了他那座落在近郊的田庄。我还记得，他在认识了伊万之后表现出的诧异比其他人更加强烈的多，他不久便开始对这个年轻人非常的感兴趣，他们的随意的交谈往往会变成双方在学识方面的一场较量，结果却常常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内心感到疼痛不已。
“他有很强的自尊心，”那时他曾在闲暇时与我们这样谈论伊万，“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可以靠自己去挣到钱，他现在就有一笔足够他出国的钱——那他究竟又为什么要来到这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来找他的父亲，不是为了钱而来，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绝不会给他钱。他根本不喜欢喝酒、玩女人，可现今他父亲居然根本离不开他了，他们竟然能够相处的如此融洽！”
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事实，那年轻人对他父亲的影响之大简直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老头儿有时候真的还听他的话，虽然老头儿的性情极其怪异，有时也会蛮不讲理；而现在他的言行竟然也变得多少有一些体面了……
事后大家才弄明白，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多半是受了他哥哥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请求为他哥哥的事而来的。伊万此时才知道他还有一位哥哥，也是在这次的家乡之行中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兄长，不过，在来此之前的日子里，伊万从莫斯科就开始和他通信，讨论的主要是一件与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有重大关系的事件。关于此事的具体细节，读者以后会有详细的了解。然而，虽然我已知道了这一特殊的情况，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神秘面纱仍然没有摘去，对我来说，他的此次家乡之行仍然是一个无法猜透的谜。
还有一点我想说明，那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父兄之间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像一位调停人或者是和事佬，因为那时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正准备与老头子大闹一番，甚至打算将他正式告上法庭。
我再重复一次，那时这家人破天荒的头一次相聚在一起，甚至有些家庭成员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谋面。三个儿子中只有小儿子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曾经在这个城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说他的两个哥哥比他更晚来到这儿。在此我想，阿列克塞在这部小说中正式登场之前，先在这部分情节和人物的交待中把他介绍给大家，但这对我来说恰恰是最难的。但是尽管如此，有关他的情况我还得写一段楔子，至少要交待一个十分奇怪的情况，那就是：在我向读者介绍本书未来的主人公时，不得不让他一出场就穿上见习修士的黑色长袍。的确如此，那时他已住在我们那儿的一座修道院里有一年多时间了，而且似乎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已准备在那儿终生隐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