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表《格兰其庄园》后，我原来打算就此搁笔，不再把福尔摩斯先生的事迹写下来。我朋友不愿再发表自己的经历是我动了这个念头的真正原因。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他决意要离开伦敦，并且再三告知要我尊重他的意愿，不再发表他的经历。我对他说，《第二块血迹》发表之后，就结束我的故事，因为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做为全书的结尾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同意了，我这才能给公众讲述一下这个事件。
一年秋天(请你们原谅我不能讲明具体年份)，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我们的住所来了两位声名显赫的客人。一位是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倍棱格勋爵。另一位就是崔洛尼·候普——英国一位前途无量的政治家，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他们到这里来，一定是有事相求。首相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憔悴的脸上呈现出无限哀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心神不宁地时而摸摸胡须，时而又摸摸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是首相要我来找你的，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遗失了重要文件。”
“您报警了吗?”
“当然没有报警，报警就意味着把文件公布于众，我们不希望公众知道这件事。”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很重要，一旦公之于众很可能会引起欧洲形势复杂化，这份文件将决定战争与和平。追回文件一事，必须绝对保密，他偷走文件的用意是把文件公布。”
“我明白了。崔洛尼·候普先生，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六天以前我们收到了一封外国君主寄来的信。事关重大，每天我都把它带到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我打开箱子，里面的文件好好地放着。可是今天上午却不见了。我和我的妻子希尔达睡觉都很轻，而文件箱一整夜全放在我卧室的梳妆台镜子旁边。夜里没有人进屋，可是文件却不翼而飞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
“睡觉前您做了些什么?”
“我的妻子出去看戏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我们到十一点半才进卧室睡觉。”
“这就是说，文件箱有四个小时是无人看守的。”
“那里只有我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去，其他时间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都很忠诚。而且，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这么重要的东西。”
“什么人知道有这封信呢?”
“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的妻子呢?”
“她不知道，今天上午丢了这封信以后我才对她说的。”
前任首相点了点头。
他说：“先生，您有很强的责任感，我相信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保密问题会重于家庭中的私人感情。”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
“谢谢您。今天早晨之前我妻子没听到过有关这封信的一个字。”
“她会猜到这种情况吗?”
“她想不到的。”
“以前您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国内的人还有谁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各位内阁大臣昨天都被通知到了，每天内阁会议都强调保密。”他神情沮丧。
“不过，内阁成员以外，还有两三名官员知道这封信。除此外，全英国没有人知道了。”
“英国以外呢?”
“国外没人看过这封信，当然写信人除外。我相信写信人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这件事是按私人渠道办的。”
我朋友想了一会儿。
“先生，我想问一问，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丢失了会造成这么重大的后果呢?”
他们两个人很快交换了一下眼色，前首相说：“信封是淡蓝色的，又薄又长，上面有红色火漆，盖着印记，……”
福尔摩斯说：“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为了调查方便起见，我总要知道内容吧?”
“我不能告诉你，因为那是国家机密。请你将信封和信找到，我们会奖励你的。”
我朋友站了起来。
他说：“我这个小小的侦探很忙，要接待很多来访的人。很抱歉，这件事情我不能帮助你们。”
前首相立刻站了起来，眼睛里迸射出两道凶光。他说：“对我这样说话……”可是，他突然抑制住了自己的愤怒之情，又坐了下来。大约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四个人都静静地坐着。前首相说道：“福尔摩斯先生，你说得对，只有完全信任你，你才会采取行动的。”
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说：“我也同意。”
“你和你同事华生大夫的信誉，我能相信，我对你们的爱国心也信任，因为一旦泄密，我们国家将面临深灾大难。”
“您完全可以信任我。”
“由于我国殖民地发展很快，一个外国君主就写来一封代表他个人意见的信表示了他的愤慨，他的大臣们并不知情。这封信写得不合礼仪，一公开就会惹恼英国人。我敢打赌，一旦公开此信，不到一周就会发生战争。”
我朋友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交给了首相。
“是的，就是他。”
“你通知了写信人没有?”
“密码电报已经发出了。”
“他也许想让这封信公之于众。”
“不，这个人已经感到这样做操之过急了。一旦公开此信，他自己国家的损失将大于我们英国的损失。”
“既然这样，那么公开此信又于哪些人有利呢?他们为什么要偷走并公布此信呢?”
“这跟国际政治关系有很大关系，整个欧洲是个武装起来的营垒，有两个对抗的军事联盟，而我国保持中立，推行‘均势’政策。如果英国与某个盟国打仗，另一个联盟的各国必然就占了优势。”
“也就是说，这位君主的敌人想得到并公开此信，以使这位君主的国家和大不列颠结仇。”
“是这样的。”
“如果某个敌人得到了这封信，他会交给谁呢?”
“交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高官。”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懊丧地呻吟了一下。首相说：“亲爱的朋友，没有人责备你。福尔摩斯先生，你认为如何办才好?”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先生们，找不到信就意味着战争?”
“很可能。”
“那好，先生们，备战去吧。”
“可是，还是有望找回来的。”
“你们想想，那信是昨晚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偷的，很有可能是七点半才过一点儿的时候，偷信人知道信在箱内于是极早下手了。这种设想成立的话，那么现在信在什么地方呢?他肯定是尽快给了需要的那个人。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找到这封信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这个我也想到了。”
“为了便于调查，我们假设信是女仆或男仆拿走的……”
“他们在我家很多年了，十分可靠。”
“你们睡在二楼，没有直接通到楼外的门，如果有外人走过就会被发现。那么肯定是内贼，可这个内贼把信件交给谁了呢?交给一个国际间谍或是国际特务，我对这些人很熟悉。他们中有三个可算得上头子了。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我们就有一点儿线索了。”
崔洛尼·候普先生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就不会给各国驻伦敦大使馆?”
“这种可能性很小。这些特务是独立完成任务的。他们和大使馆一般是不和的。”
首相点点头。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有理，他一定会亲自把它交给总部。我们还要处理别的事情，有了什么新情况，会告诉你的，并希望你也把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
两位政治家离开了。
客人走后，我朋友思考了好一会儿。打开晨报，我读起了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凶杀案。此时，福尔摩斯叹息一声，站了起来。
他说：“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是谁拿走了这封信。这些人的眼里只有钱，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撑腰。如果他肯卖，我们就买，无论开价多少。这个偷信人，肯定是看看每一家买主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而能冒这种险的人，只有三个：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头找他们。”
我看了我手中的晨报一眼。
“艾秋阿多·卢卡斯?是高道尔芬街的那一位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他昨晚在家里被杀害了。”
他惊异地从我的手中抢过了报纸。下面就是刚才我读过的那段报纸：
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
高道尔芬街十六号，昨天晚上发生一起谋杀案。这是一条位于泰晤士河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的寂静的街道，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在十六号楼房住了许多年。卢卡斯先生，三十四岁，至今未婚，家中有一名女管家和一名男仆。女管家住在阁楼上，很早就睡觉了。男仆外出探亲，当晚也不在家中。晚上十点以后，卢卡斯先生一个人在家中，到了十一点四十五分，巡逻经过这条街的巴瑞特警察，看到十六号的门是半关的。他敲了敲门，无人回答。看到前面的屋子有灯光，他便走进过道又敲门，还是没有声响。于是他推门进去，只见屋里乱七八糟，一把椅子倒在屋子正中央。椅子旁边倒着房主人，一只手抓着椅子腿，心脏被一把刀子刺中，他当时已经死了。杀人的刀子是一把印度匕首。屋内没有丢失贵重物品。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的众多朋友一定会为他的死亡而感到悲伤的。
“华生，你对此事怎么看?”
“纯属巧合。”
“巧合!我刚才所说的三个人中他嫌疑最大了，正在此刻，他却死了。华生，这两件事一定有关系。把它们的关系找出来是现在必须做的。”
“现在警察一定什么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