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八九四年的工作被写成了三本厚厚的手稿。在这些手稿里，可以看到令人深恶痛绝的红水蛭事件以及银行家罗斯倍的惨死；看到阿得尔顿惨案以及英国古墓内奇异的葬品；还能够看到著名的史密斯—莫梯麦继承权案。这一年里，福尔摩斯由于追踪并逮捕了布路瓦街的杀人犯贺芮特，而接到法国总统的亲笔感谢信以及由总统亲自颁发的法国勋章。可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事情都比不上约克斯雷旧居的事件，此案中有许多扣人心弦的情节，其中就有青年威洛比·史密斯的惨死，同时又夹杂着许许多多起伏跌宕的插曲。
事情发生在11月底的一个深夜，我和福尔摩斯坐在一起，他用放大镜辨认一张纸片上面残留下来的字迹。我走近窗户，向着那寂静无人的街道望去。一辆单匹马拉着的出租马车，正从牛津街的尽头驶到楼这边来。
福尔摩斯放下放大镜后卷起了那张纸片说：“华生，我们今天晚上幸亏没有出去，刚才我已做了很多的事。喂!喂!这是什么声音啊?”
在呼呼的风声中传来嗒嗒的马蹄声，接着那辆出租马车就在我们门前停了下来。
一个人从马车里走了下来，我对福尔摩斯说：“他要干什么?”“他要找我们。可是我们还要准备大衣、围巾、套鞋等坏天气用的东西。等等，那辆马车走了，这正合我意!如果他想请我们出去的话，他一定会留下马车。华生，还是你去楼下开门吧。”
客人刚刚走到门厅的灯下，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位年轻的斯坦莱·霍普金，一位很有前途的侦探，对他的工作福尔摩斯是很感兴趣的。
“亲爱的朋友，”福尔摩斯开玩笑地对霍普金说，“请上来吧，希望你在这样的夜晚不会对我们怀有什么不良企图。”
霍普金上了楼梯，在我的帮助下，他脱掉了雨衣，福尔摩斯则捅亮了壁炉里的火焰。
福尔摩斯说：“亲爱的霍普金，你这么晚来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您说得很对，我今天下午忙得不可开交，你看到报纸上报道的约克斯雷事件了吗?”
“没有。”
“报纸上只是那么一小段，而且均与事实不相符，所以阅读与否没有什么区别。我是在下午三点十五分接到电话的，五点就赶到了约克斯雷故居，对现场进行了调查，然后来到你这儿寻求帮助。”
“直到现在你肯定是还没有把这个案件弄清楚吧?”
“是的，事情的起因我还没搞清楚。我认为此事目前和调查前一样模糊，可是刚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好像很简单而不致出错。使我烦恼的是我找不到行凶的目的。”
福尔摩斯说：“那么你把事情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吧。”
这位年轻的警察说：“经过调查，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一位年长的名叫考芮斯的教授买下了这栋位于乡村的宅邸，即约克斯雷旧居。他因为有病，所以总是半天躺在床上，另个半天就拄着手杖，一跛一跛地在住宅周围走走，或是坐在轮椅上，由园丁推着他在园内来回转转。他家里有一位管家马可太太，和一位叫苏珊·塔尔顿的女佣。自从他来这儿以后，一直就是由这两个人在伺候他，据说这两个女人的名声还不错。教授正在写一本专著，一年以前，他需要雇佣一位秘书。虽然曾经请来过两位，但都不合适。第三位威洛比·史密斯先生，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教授对他很满意。秘书的工作就是上午记录教授的口述，晚上查阅资料和与第二天工作有关的书籍。他的证明书证明他一直以来都品行端正，性格温和，在工作上他也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是这样一个青年，却在今天上午被害于教授的书房内。”
霍普金继续说：“教授家几乎是全英格兰最与世隔绝的家庭。一连几周，他家的任何人都没有走出过园子的大门。教授专心于他的工作，对其它的事则不闻不问，几个仆人也过着和他主人一样的生活。这两位妇女也没有必要走出园子，推轮椅的那个园丁名叫莫提迈尔，他从军队可以领到抚恤金，也是一个好人。居住在这栋房子里的只有这么四个人。不过，花园大门与凯瑟姆到伦敦的大路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百码。门上有个门栓，因此谁都可以随便进来。
“下面我讲一下苏珊·塔尔顿的证词，只有她还能把当时的情况说明白一些。事情大概发生在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那时，她正在楼上，教授还没有起床，女管家则在房后忙着干活儿。虽然她并没有看到他，但她很熟悉威洛比那迅速有力的脚步声。她没有听到书房门被关上的声音，可是不一会儿，楼下就传来了十分可怕的叫声。叫声嘶哑、绝望，同时这声音也很怪、不自然，所以连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都分辨不出来。同时，重重的脚步声震得这所旧房屋都摇晃了，然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她被惊呆了，一会儿以后她才有胆量下楼去看看。她看见书房的门关上了，打开门以后，她猛然发现威洛比躺在地板上。当她抬起他时，看见了顺着他脖子一直往下流的血。脖子被刺了一个不大但很深的伤口，颈动脉被切断了，凶手用的就是那把放在写字台上的象牙的，刀背很硬的，封文件用的小刀。这是教授书桌上的用具之一。
“开始的时候女仆以为他已经死了，当她用冷水瓶往他的前额上倒水的时候，他睁了一会儿眼睛，低声说：‘教授，是她。’他还试图想说什么，还曾经把他的右手举起来过，但是立刻就放下手死了。
“此时女管家也到了现场，但她还是晚来了一步，没有能够听到威洛比临终前所说的话。她留着苏珊看尸体，自己跑到楼上教授的卧室。教授正坐在床上。他知道已经发生了不幸的事。园丁一般情况下是十二点钟才来帮教授穿衣服的，教授说他听到了远处的叫声，可其余的都不知道了。他对青年临终的话‘教授，是她’，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但是他认为这句话可能是青年人在神智不清时说的胡话。他认为威洛比不可能有什么仇人，对死者被害的原因无法解释。他马上吩咐园丁莫提迈尔去叫了警察。不大一会儿，当地的警长就把我叫去了。到达之前，那里的东西都原封不动，警长还规定严禁有人从小道上走近那所房子。福尔摩斯先生，条件已经具备齐全了，你可以在此案中好好运用一下你的智慧。”
福尔摩斯说：“都齐全了吗?还缺少我呢?霍普金先生，你认为这起谋杀案是怎么一回事?”
“先生，请你先看看这张简图，从上面可以粗略地看出教授书房的位置以及各个有关地方的位置，这样你会很容易地了解我的侦查情况。”
他把那张简图打开，把它放在了福尔摩斯的膝盖上。我也照样画了一张。
“这张图很简略，我只画出了认为重要的几个地方。我们首先假设凶犯走进了书房，可他又是怎样才进了这个房间的?很显然，他一定是经过花园的小路，从后门进来的。因为这是一条直通书房的捷径，而从别处走都是要绕远的。同时我认为杀人犯也一定是从原路回去的，因为书房的另两个出口，一个被苏珊下楼时锁上了，另一个则是通往教授的卧室的。因为最近几天雨下得很大，小道都被弄湿了，所以在那里一定能够看得出足迹。
“侦查中我发现凶手很是谨慎老练，因为小道上无法看出足迹。不过那个人绝对是沿着小道两旁的草地走过去的，从那里被踩倒的草就可以看出来。我认为这个人一定是个凶杀犯，因为园丁和别的人昨天早上都没有去过。”
福尔摩斯说：“请等一下再讲，这条小路通往什么地方?”
“是通向大路的。”
“这条路大概有多长?”
“长度大约有一百码左右。”
“那样一定可以在大门附近找到痕迹吧?”
“不过大门旁边的路是铺了砖的。”
“那么，在大路上有痕迹吗?”
“大路已经完全被踩成了烂泥。”
“很是不幸，那草上的足迹是进来的还是出去的?”
“因为不是很明显，分不出方向来。”
福尔摩斯露出了很不耐烦的样子。
他说：“雨一直下，要分辨出脚印来是很难的，我看那张纸片也没这么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霍普金，当你感到有些失望时，你将如何进一步工作?”
“先生，但是我认为我还是弄清了一些情况的。我敢保证肯定是有人从外面悄悄走进了屋里，我还检查了过道，但垫子上没有什么痕迹。我从过道走到了书房，书房中没有放多少家具，主要的是有一张写字台，下边有个固定的柜子。抽屉一般是开着的，里面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小柜里装有一些重要文件，但看上去没有被翻动过。教授说没有丢失什么东西，并且看上去也的确好像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我走到尸体旁边，看见死者的脖子右边挨了一刀，是从后面向前扎进去的，这就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
福尔摩斯说：“如果他是摔倒在刀子上的呢?”
“是的，我也曾这样想过，可是刀子放着的地方距离尸体足有几英尺远，所以这是不可能的。还可用死者的话佐证这一点。另外，在死者的右手里握着一件最重要的证据。”
斯坦莱·霍普金从他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小纸包。打开后里面包着一副金边夹鼻眼镜，眼镜一端垂着一条断成两截的黑丝带。他说：“史密斯先生的眼神很好，根本不用戴眼镜，显然这是他从凶手脸上或身上夺下来的。”
福尔摩斯接过了眼镜，他把眼镜放在自己鼻子上，透过它看东西，又走近窗户向外远眺，然后又来到灯光下，仔细地对这副眼镜进行了观察。最后坐在桌子旁边拿起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扔给了对面的斯坦莱·霍普金。
他说：“我只能做到这样了，可能会有些用处。”
霍普金大声地读起上面的字：
“去找一位穿着体面，打扮得像贵族的妇女。这个妇女的鼻子很宽，眼睛跟鼻子之间紧挨着，前额上有皱纹，面容呆滞刻板，可能还有点儿削肩。根据我的观察，她在最近几个月里至少有两次去同一家眼镜店。她很近视，在这座城市没有几家眼镜店，很容易找到这个妇女。”
我和警官都露出了非常惊异的神色。而福尔摩斯微笑了一下，又接着说：“很容易就能得出以上结论，这副很特别的眼镜很能够说明问题。从眼镜的精致程度以及听死者临终遗言，我们就可以推论出这副眼镜是一个妇女的。为什么说她是一个文雅的穿着体面的人呢?因为在我看来这副眼镜是不会跟邋遢的服饰在一起搭配的。你注意到了吗?这副眼镜的夹子很宽，这表明女士的鼻子底部是很宽的，而一般来说，这样的鼻子一般是又短又粗的，但也有很多例外的情况，我是不希望过于武断的。这还说明这位妇女的眼睛非常接近鼻子。镜片凹陷，度数很深。一个平时总是眯着眼睛看东西的人，一定会对她的心理产生一系列影响，使她的外部特征具备了我刚才说的情况。”
我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认为她在几个月内两次去过同一家眼镜店。”
福尔摩斯摘下眼镜把它拿在手中，边指给大家看边做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