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堡庄，前往母亲的家乡沙沟，这次乘的可不是公共汽船，而是公社领导专门为我们派的小汽船。沿途水泊一望无垠，蓝天白云，碧波荡漾，水域开阔得就像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水面上几乎见不到任何船只，有时我们乘的小汽艇穿行在芦苇荡的河道上，河道两边都是浓密高大的芦苇丛，很有神秘感。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的汽船在沙沟停泊了。一上岸，我就被沙沟的兴隆景象吸引住了，街面上繁华热闹，人头攒动，有琳琅满目的铺子，有沿街叫卖的小摊，令人目不暇接。母亲带着我们找到了她小时候住过的院子，从大门的规模就可以断定这个院落不如父亲家的房子好，母亲说，外公后来在常熟城里做官时住的房子比她小时候沙沟的房子大多了，是一座小楼。母亲敲开了大门，仅仅是想环顾一下小时候住的地方，但是主人一听说吓坏了，还以为我们是来讨回房子的，母亲赶紧撤离，生怕造成误会，别让住家担心。
小汽艇又把我们送到了兴化县城，家住兴化的大堂姐热情地款待了我们，离开时盛筵为我们送行，我吃得最多的就是螃蟹肉，那里的人请客吃螃蟹时，都是事先把螃蟹肉全都剔出来，一大盘子蟹肉，没有一点儿壳，从来就没有这样过瘾地吃过螃蟹。有段小插曲不但让人啼笑皆非而且至今提起都念念不忘：第二天在兴化县城的街上，母亲买了一杆很精致的秤，由我负责提着秤杆和秤砣在兴化大街上几个人转了半天，还去参观了郑板桥故居，但是在回扬州的长途汽车上，母亲让我把秤砣放在脚下，她把秤杆挂在椅把上，秤杆和秤砣在一起游历了大半天之后终于分家了。下车时只把秤杆拿下了车，却把秤砣落在了车上，当我发现时汽车早已开远了，几个人哭笑不得。真荒唐，没有秤砣那还能叫秤吗？提了一路，真是劳民伤财！
返回扬州后，父亲带我们走访了扬州教育学院去看望他的一对中学同学夫妇俩。见面后，父亲介绍给我们，其中一个就是当年仰天长叹“既生茹，何生云”的同班女生，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是扬州市政协的一位负责人，可是父亲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中科院院士，临走了扬州市政协才知道此事，父亲丝毫没有摆排场，做事廉洁低调，还真有几分微服私访的意思，她对我们这次还乡赞不绝口。
我从小填写任何表格时，在籍贯一栏中总是填上“江苏兴化”四个字，但是我从来就不知道父母的老家是个什么概念，这次我也总算了却了一个寻根的心愿。正是因为这里有父母亲怀念的生活，所以我每到一处都感到一种亲切感，都带着浓重的亲情，认真仔细地观察、体恤着所见到的一切。
父亲终于完成了还乡的夙愿，我却深深地感受到时间犹如架在通往人生彼岸上的小木桥，感受到四十八年浪迹天涯的游子对故乡发自内心的眷恋之情，不堪负重的记忆，强烈地拨动着父亲的心弦，并且在他的耄耋之年留下了冗长的回声。
俄罗斯情怀
近三十年来不但因为我长期坚持自学英语，需要学会很多英语歌曲，而且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给了当今中国作曲家施展才华的无限生机，不断有杰出的歌曲问世。然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基本上都是唱着苏联歌曲和雷振邦的电影插曲长大的，所以对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至今情有独钟，特别是多年看了那么多苏联电影及俄罗斯名著，更加深了我的苏联情怀。
1989年，父亲应邀代表中国，赴莫斯科出席国际能源俱乐部的一次国际会议，我作为父亲的秘书兼助理，陪同父亲来到了莫斯科。
会议的组织者专门派了一个英语翻译负责在机场接应我们，来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我仿佛有一种儿时的梦境变成了现实的感觉。3月3日的北京已是早春，而莫斯科却仍然是冰天雪地，不过莫斯科的冰河已开始解冻，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冰块儿笨重而不动声色地顺河漂流着，非常壮观。
我们被安排在莫斯科市中心最大的旅馆乌克兰大饭店。一进房间，父亲就把箱子里所有的东西全取了出来，分门别类，很有条理地放进了衣柜和抽屉里，虽然我知道这是一种很有条理的好习惯，也深深地记住了，但是我为了省事，又怕走时落下东西，所以在后来自己住旅馆的时候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许这就是一个科学家与普通人之间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微妙差别吧。
晚上，大会主席为各国的来宾举行了欢迎酒会。我不爱喝酒，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漫不经心地观察着在座的人们：除了我和父亲以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日本人，其他的来宾都是清一色的欧洲人。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意大利老太太，用英语和我聊了几句，就转过身对旁边的人说：“现在中国也好多了。”好像她生怕别人会看不起中国人，多善良的老太太。
乌克兰大饭店的服务员一个个都像中国的“千金组合”肥美人，不同的是都上了点年纪，而且没有一个懂英语的。有一天我不慎打碎了房间橱柜里一只小盘子，等我们从外面回来时，一个肥胖女人送来了一张写着阿拉伯数字的纸条，并且指了指茶几上的两半儿的盘子，我明白是要赔款。更有甚者，旅馆的每三层楼梯口都有一个小吃厅，我们几乎所有的早餐和晚餐都在这里吃，而且顿顿都是煮鸡蛋、泥肠、面包、黄油、果酱和红茶。服务员不懂英语，一概用手指头交流，比如要两个鸡蛋就先指指鸡蛋，再伸出两个指头。因为不习惯喝红茶，没有两天嘴里就长了小脓包——上火了。
在会议期间，各国的男性代表基本上都是上午开会，而家眷或随从此刻被旅游大巴载着各处参观游览。我们参观了画家列宾的故居、由真枪实弹警卫看守的宫殿珠宝展厅、俄罗斯美术馆、历史博物馆、东正大教堂、苏联宇航基地博物馆，还欣赏了莫斯科一流的服装模特表演。在参观苏联宇航基地博物馆时，我们乘的大巴刚开进大院时，一个妇女赶着三头中等个头的粉白肥猪走在柏油马路上，看起来人和猪很和谐，但这样庄严的地方出现这样几头白猪显得很滑稽。中午饭都是在莫斯科国际会议中心享用品种丰富的自助餐，下午基本上都是组织全体来宾一起参观或自由活动，只有一次晚餐是边看俄罗斯歌舞演出边用晚餐。那天晚上我也学着欧洲人的模样，在长羽绒服里穿上了长裙子和一件胸前镶着点点闪光饰物的黑毛衣，虽然在下车走进会议中心这段路上，我冻得直哆嗦，后悔不该穿裙子，但是我那件廉价的黑毛衣居然被一位同桌妇女称赞为那天晚上最漂亮的晚礼服。
在英语翻译的陪同下，我随父亲来到莫斯科近郊的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坐落在列宁山上，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而是郊区的一大片高地。当我目睹了像所有欧洲校园一样没有围墙的莫斯科大学，我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英语“在校园里”的介词不用in而是on，就是因为校园都没有围墙。来到列宁山最著名的景点观景台，我和父亲合影留念后，转过身，一个偌大的莫斯科城尽收眼底，一览无余，我情不自禁哼起了苏联歌曲《列宁山》：
亲爱的朋友，
我们都爱列宁山，
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
从高高山上我们了望四方，
莫斯科的风光多明亮……
我们参观夏宫时，不但觉得中国的故宫只是面积大而营造了宏大的气势，而故宫里的装潢及设施实在不能和俄罗斯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沙俄宫殿同日而语，而且夏宫的巨幅壁画不是在墙上，而是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当时在莫斯科一座现代化高楼都见不到，克里姆林宫内最高大的教堂、红场上具有标志性的一群造型别致且色彩缤纷的东正教尖顶建筑（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宽畅整齐的街道、无数竖立着各种气概非凡雕塑的街头广场、各种带有豪华典雅的大窗户的高大房屋建筑，这一切都在向人们提示——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和伟大。
苏联人不管在任何场合下，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就很自觉地排起了队，这和中国当时像打仗一样争先恐后挤公共汽车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反差。我们住的乌克兰大饭店旁边不远是莫斯科最大的古姆百货商店。当时的苏联正面临着解体，物资紧缺，里边真没有什么值得买的东西，和正在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状况相比，真可谓相形见绌。当时我正在对服装裁剪着迷，自然就首先找到了布店，懵懵懂懂地进了去，看了两眼布料就走了出来，门口却有两个妇女怒视着我，看见她们身后长长的娘子军队伍，我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里边只允许有两个顾客，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其他的人都要在店外排队等，可见那时苏联人的生活节奏是相当慢的。
我们在莫斯科大剧院晚上看过两次演出，一次是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一次是苏联传统芭蕾舞剧《天鹅湖》。那场芭蕾舞剧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是青少年，但是秩序井然，我只和父亲说了句“怎么小孩儿这么多”，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儿回过头用力地瞪了我们一眼，示意不许我说话。在莫斯科参观的几天中，几乎走到哪里都能见到一队队小学生，他们不是参观就是观看演出，可见苏联人很重视儿童的人文教育。
父亲托一个正在莫斯科做访问学者的学生带我去参观地铁（当时北京还只有两条地铁线），我不但看到了像北京市交通图一样复杂的莫斯科地铁示意图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而且在深得几乎望不到底的扶手电梯上，尽管是上下班的高峰时间，所有的人都自觉地站在电梯的左侧，让急于上下电梯的人在右侧有活动空间。
苏联人遵守公共秩序的好习惯和传统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和各国来宾的交往中，我深感欧洲人和中国人都一样：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在每天上午的参观活动中，我有机会和这些欧洲的妇女近距离接触。由于法语是欧洲的贵族语言，也许她们都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出身，几乎所有的人讲的都是法语，只有一个据父亲讲，她丈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的夫人（德国人），长得相当漂亮，也和她丈夫一样还比较年轻，在一个小店购物时，她和我用英语聊了一会儿，羡慕中国妇女在家里掌管经济大权，而她们向丈夫要钱时如何困难；由于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说，更听不懂，所以特别怕和她们走散了，她还嘲笑我胆小；但是有一次参观一个教堂后出来等车，我穿的是长羽绒服，而她只穿了一件黑呢子长大衣，冻得她牙齿直打颤，我关心地只问了一句：“你冷吗？”她非常生气，看都不看我一眼，咬着牙说了声：“No！”还有这样对别人的关心表示愤怒的人，我可长见识了！
一次在旅馆的大厅里等大巴，我发现身旁一个法国妇女带了一个特大号的手表，而且表盘上的数字随着递增而渐渐变大，看惯了中国人带的小坤表，见到这样新奇的大坤表我不由自主地想看个究竟，就在她看完时间准备放下手时，我顺势拉起她的手想仔细看看表，并且同时还用英语说了句：“劳驾，让我看看。”她冷冷地把手甩开了，我这才想起这不是在中国。
有一天中午参观结束下了大巴回旅馆，我和那个一开始就向我表示友好的意大利老太太、那个漂亮的德国女人、还有那个戴大坤表的法国妇女，四个人偶然走到了一起。突然，意大利老太太绊倒了，摔碎的眼镜片划破了额头，鲜血顿时流了一身，我急忙把她搀扶起，然而，那个德国女人和法国女人早已扬长而去，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周围的人很少，我又不会说俄语，好不容易过来一个好心男人，我用英语问他这个旅馆的医务室在那里，他耸耸肩，摊开双臂，表示听不懂就走了，我急得直想哭，因为血还在不停地流，她曾经告诉过我，她已经78岁了，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走过来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我同样问了他旅馆医务室在哪里，看他听懂了，就把她流血的原因告诉了他，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接过老太太手里已经沾上血迹的白手帕，压住伤口，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起搀扶着老太太来到旅馆医务室，打开手帕时血早就止住了，我这才想起妈妈早就告诉过我，压迫止血是最好的止血方法，在这个镇定、沉着的男人面前，我真为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惭愧。他把老太太交给护士之后对我说：“我住在11层1101房间，有事给我打电话。”我非常受感动，这么有教养的人，就是在中国也很少见。护士给她上了药，盖上纱布，我问了她的房间号码，又想起问她的眼镜碎了是否还有备用的，她都一一回答了我，看着她进了房间我就离开了。第二天父亲告诉我，她丈夫知道后一再反复地向父亲表示感谢。在最后分手那天中午的自助餐厅里，老太太搂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我知道这是欧洲人的最高礼节，我也深深地懂得，自己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中国人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有一位和丈夫一起在丹麦工作的英国妇女在丹麦中学教英语，她和我一样不会讲法语，我知道以后，吃饭、参观，大多数时间都和她在一起，还带她到购物中心逛商店，陪她照相，我们很谈得来，所以她也总是在很多场合来找我聊天。同样，在最后分手的时候，她也搂着我，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而且互相留了地址，回国后我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通信联系。
离开莫斯科我们就要乘夜晚的火车去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参观，临出发前的晚饭，来宾们建议自己自由组织、AA制聚餐一顿，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参加，因为把卢布带回来也没有用，我当然同意参加，结果有了一个重大的意外收获：我们聚餐的这个高级饭馆里有个小乐队，还有几个独唱演员，唱的全是小时候听到的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从乐队的伴奏到歌词都是原汁原味，太过瘾了，听得我几乎都忘了吃饭。
苏联的火车软卧和中国的完全不一样，每一间都是两个人的标准间，间壁上还有可以打开放行李的小网子，最让我爱不释手的就是茶桌上铸有俄罗斯风格的漂亮而且图案规则、铜制大茶杯托儿，尽管笨重，但是太实用了，车厢即使有再大的颠簸，茶杯托里的茶杯也是纹丝不动。
一觉醒来就到了列宁格勒。正像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城市都是坐落在一条河上，不但因为用水方便，一开始的交通也都是靠水域。难怪英语中讲“一个城市坐落在一条河上”用onariver，而从来没有听英语中说过“一条河流经过某一个城市”。列宁格勒的涅瓦河也和莫斯科河一样刚刚开始解冻，我们下榻的旅馆就位于涅瓦河畔，从房间里就可以看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静静地停泊在涅瓦河上，供游人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