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1533-1592），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着名思想家和散文家。他从个性自由的原则出发，反对当时的经院哲学，强调我研究的就是我自己，主张道德行为上的自然依归以及人的善良天性。他的作品对英国的培根、莎士比亚以及17、18世纪法国的一些先进思想家、文学家和戏剧家的影响颇大。他的代表作品是《随笔集》。
许多人因为经受不了恐惧的打击而上吊自尽，或者投河、跳崖自杀。这些都告诉我们，恐惧此死亡更难以忍受。
——蒙田
论说谎
我是没有资格说谈记忆力的。因为我的记忆力非常差，甚至在这世界上也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记性差的人了。我有种种平庸而不良的品质，可记忆力差得却与众不同，世上独一无二。
我记忆力不好可能是天生的，（柏拉图曾称记性为有权有势的女神）但由于在我家乡，如果说谁不聪明，就说他没记忆力，因此，每每我抱怨自己记忆力差时，人们就会责怪我，怀疑我，似乎我在埋怨自己是个傻瓜一样。他们把智力与记忆力混为一谈，这使我的处境很难堪。他们这样责备我，其实是在伤害我，因为，恰恰相反，经验告诉我们，良好的记忆力与低弱的判断力正好成正比。其次，他们这样异口同声指责我，证明他们薄情寡义，而我却历来待人友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在伤害我。他们说我记忆力不好是因为缺乏感觉，把一个天生的弱点看成是意识问题。他们说我忘掉了这样那样的请求和承诺，忘掉了朋友们，说我从来不记得应该为朋友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或者应该隐瞒什么。诚然，我经常遗忘些事情，可对于朋友要我作的事情，我是不会不重视的。人们可以认为我这是无能，可是，不要把这种无能当成邪恶，因为我生来不会戏弄他人。
虽然我的记忆力很差，但我还是感到欣慰。首先，这一弱点有助于我克服在我身上可能产生的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利欲熏心。因为对于热衷社交的人来讲，记忆力差是一个不可容忍的缺陷。随着记忆力的衰弱，我身上的其他功能却有了加强的可能。这一现象，在自然界中不乏其例。假如别人的独到见解借助于记忆力而能留在我头脑里的话，那么同大家一样，我的思想与判断力会很容易地受他人的影响，而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华。我的记忆力不好，说话就会更简洁，因为一般记忆库的存货会比想像库的更充足。如果我记忆力好的话，那我就会对我的朋友们唠叨不止而吵坏他们的耳朵，就能够借题发挥这一才能，让我的言辞变得热烈而有吸引力。那就太不幸了。我在我几个好朋友那里验证过：他们愈是回忆出事情的全部细节，他们的叙述就愈显得冗长啰嗦，就是精彩的故事，也会因此变得不精彩；故事不精彩，你就会诅咒他们的记忆力太好或他们的见解太差。话头一旦拉开，是很难收住或中断的。一匹马如果能干净利落地收住脚步，也就非同寻常了。甚至我看到有些说话不东拉西扯的人，一旦说起话来，也是欲罢不能。他们想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收住话头，却又继续拉扯下去，就像快要昏倒的人拖沓的脚步。老年人则更可怕，对遥远的事情都还记得，却忘了他们已翻来覆去地说了好多遍。我曾亲眼目睹，原先颇有趣味的故事，被一位绅士叙述得枯燥无味，因为听众没有一个不听过上百次。我为我的记忆力不好感到欣慰的第二个缘由，是我很少记住曾经受到的凌辱，如同一位古人所说的。不然的话，我就得专门雇一个提台词的人，像波斯国王大流士那样，为记住雅典人对他的侮辱，每次吃饭时，都让一个年轻人侍从在了耳边唱上三遍：“老爷，勿忘雅典人。”而我每当重读以前曾读过的书本，或重去我去过的地方，我总会像第一次那样有新奇的感觉。
有人说，记忆力差的人不会说谎，这是有道理的。我知道，语法学家对说假话与说谎是作过区别的。他们说，说假话是指说不真实的、却信以为真的事；而说谎一词源于拉丁语（我们的法语也源于拉丁语），这个词的定义包含着违背良心的意思，因此只涉及那些言语和内心相违的人。我指的就是这种人。然而，这类人要么捏造主要事实甚至全部事实，要么掩盖与歪曲事实的真相。如果他们常常在同一事情上予以掩盖与歪曲，就难免不露出马脚，因为真实的东西通过认识的途径已率先印入头脑，且根深蒂固，它会经常显现在我们的想像中，驱赶根基不稳的虚构；而那些最初获得的情节，每每都会潜入我们的脑海，使我们忘记那些被我们歪曲过的细节。至于那些纯属捏造的东西，因为没有相反的印象来揭露他们的伪装，他们便以为自己的胡编乱造可以高枕无忧。然而，由于其内容空乏，不着边际，连他们自己也很容易记不确切。我常常遇到这类人。让人好笑的是，那些人说话善于随机应变，擅长讨上司的喜欢。他们妄想把信义与良知服从于千变万化的情况，因此他们说话也得随机应变。对于同一件事，他们一会儿说成是灰色的，一会儿又说成是黄色的；一会儿在这人面前这样说，一会儿又在那人面前那样说。若他们偶然将他们几次自相矛盾地话当成胜利成果拿出来比较的话，这一超人本领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命运呢？他们不只是经常因一着不慎而陷入尴尬的境地，而且要记住对同一事实编造出来的各种形式，这实在要有过人的记忆力！我目睹时下有不少人渴望获得谨慎的美名，殊不知即使美名远播，也是徒有虚名者。
实际上，说谎是一种应该诅咒的恶习。我们完全信赖语言来维持相互间的联系。假如我们对说谎的危害与丑恶有足够的认识，对它就会比对其他的罪恶更不留情。我发现，人们往往会因为孩子们无辜和不合时宜的过错而惩罚他们，会因为冒失却不造成任何印象与后果的行为而折磨他们。我认为，只有说谎与略为次要的固执，才是我们要时刻防止其萌芽与生长的缺点。这两种缺点会随孩子们的成长而成长。令人惊讶的是，一旦说了谎，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因此，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原来非常诚实的人，一旦撒谎，就从此会一撒到底，再也改变不了。我有一个颇为称职的裁缝伙计，我从未听到过他说实话，即使说实话对他有利他也不说。
倘若谎言同真理一样，只有一张脸面，我们还可以与它和平相处，因为那样我们毫不费力地从反面理解说谎者的话。然而，谎言却有千面张脸面，实在难以确定其范围。
毕达哥拉斯派的善恶观认为，善是有限与可定的，恶是无限与不定的。背离目标的道路有千百条，而到达目标的道路只有一条。当然，假如能用无耻的一本正经的谎言来避开一个明显的极其严重地危险，那我也无法保证自己可以坚持原则。
有一位神父曾经说，宁愿和熟悉的狗相处，也不要同操不同语言的人为伍。普林尼曾说：显然，陌生人常常不被人当人看待。在社交中，谎言较沉默更难令人接受。
弗朗索瓦一世就可以夸耀自己曾把米兰公爵的使者，能说会道的弗朗西斯克·塔韦纳驳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塔韦纳是因一件后果严重的事件，受其主人米兰公爵的派遣，来向法国国王道歉的。事情是弗朗索瓦一世被驱逐出意大利，可是他想和意大利，甚至与米兰公爵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便派遣一位绅士，实际上也是使节，来到米兰公爵身边，表面上装成有私事处理，而不是公事。米兰公爵弗朗索瓦·斯福扎同查理五世皇帝的侄女，丹麦国王的女儿，享有亡夫遗产的洛林寡妇签了婚约，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靠近查理五世。为了不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不让皇帝察觉到他与法国人有任何接触与往来。法国国王把这一使命交给了王家马厩总管，米兰人梅维伊。此人带着秘密国书以及作掩护用的给公爵的引荐信来到米兰。然而，他在公爵身边呆的时间太长，查理五世便有所察觉，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公爵制造谋杀的假象，深夜派人砍了使者的脑袋，并在两天内结了此案。法国国王所有基督徒国王与米兰公爵本人发函询问原因，为此，弗朗西斯克·塔韦纳阁下早已准备好了一份和事实有违的长篇论述。他在国王早朝时叙述了许多看似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作为使者被杀的原因。他说，他的主人从来只把我们这位使者看成是来米兰处理私事的绅士，那人也从未以其他身份出现过；米兰公爵甚至不知道那人是否为国王效劳，是否认识国王，因此，谈不上把他们当成使节看待。弗朗索瓦一世向他提出许多疑问与异议，并步步紧逼，直到最后逼他回答是不是在夜晚悄悄处死法国使节的。这时，弗朗西斯克狼狈不堪，只好如实回答说，出于对国王陛下的尊敬，公爵不敢让这样的极刑的白天进行。大家可以想像，他在法国国王面前，是怎样被驳得体无完肤的。
尤里乌斯二世教皇为煽动英国国王反对弗朗索瓦一世，特派了使者到英国。当使者陈述完使命后，英国国王答辩说，要和如此强大的国王作战，准备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他还提出了其他几条理由。使者对英王说，他自己也想到过这些困难，并对教皇讲过。这一不恰当的回答，和他促使英王迅速对法作战的使命是背道而驰的。这一来，倒让英王找到了一条重要理由，那便是使者本人倾向于法国。他将此事禀告教皇，教皇下令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他也差点因此而死。
论忧伤
我与忧伤是无缘的。尽管人们对此种情感推崇备至，我却丝毫不喜欢也不欣赏。人们常常给明智、美德与衷心披上这件外套：这完全是一种蠢笨且可恶的装饰。意大利人倒是恰到好处地将邪恶称作忧伤，因为忧伤历来是荒唐无益、胆怯卑鄙的一种情感，也正因为如此，斯多噶派不允许他们的哲人有这样的情感。
然而有传说讲：埃及国王普萨梅尼图斯被波斯国王康比泽打败并俘虏后，看到被俘的女儿穿着仆人的衣服替波斯人打水。当女儿从他面前经过时，他所有的朋友都围着他伤心落泪，他自己却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眼睛盯着地面；接着，他又看见儿子被敌人拉去处死，依然无动于衷。然而，当他看到自己的一个仆人也在战俘中，却开始拍打脑袋，显得异常悲痛。
无独有偶。我们的一位亲王近来也发生了此类事情。他在特朗特得到了他的长兄——他们整个家族引以为荣并赖以支撑的顶梁人物战死沙场的噩耗，紧接着又获悉他家的第二希望——他的二哥也离开了人世。他以超出凡人的惊人毅力经受住了这两个重击。然而没过几天，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却再也承受不了这新的打击，陷入极度的痛苦和悔恨之中。有人认为，他只为这最后的打击所撼动。实际上，两位兄长相继辞世，他早已悲痛欲绝，稍稍增加一点，其忍耐的堤坝就会垮掉。我们可以同样地看待我们历史上的事情，即使历史已向我们表明：当康比泽问普萨梅尼图斯，为什么对子女的悲剧无动于衷，而对朋友的不幸悲伤时，后者回答说：“对朋友的哀痛能够用泪水来表达，而对子女的哀痛是无法用任何形式来表达的。”
有关这一话题，古代一位画家的创伤倒与此相似。这位画家画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典礼。他根据在场的人对这位美丽无辜少女殉难的关心程度来描绘他们各自不同的哀伤。他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当画到少女之父时，画家已感到山穷水尽，便将他的脸部用手掩住，似乎再也没有任何形式能表达出他哀痛的程度。这也能说明为什么诗人们要虚构出尼俄柏这位不幸的母亲，来表现极度悲痛时的麻木状态：她先痛失七个儿子，接着又痛失七个女儿，失去了太多的亲人，使她因过度悲伤而变成了一块岩石，悲苦得变成了石像。
当然，过分的悲哀会震撼整个心灵，使其行动受限制。这正如我们刚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时，会一下子惊得呆若木鸡，像灵魂出窍一样。然而在放声痛哭和悲恸诉说以后，心灵就会找到疏通的渠道，得到放松和宽慰，悲哀到最后，终于哭出了声。
弗迪南国王和匈牙利国王的遗孀在布达附近战斗时，德军统帅雷萨利亚克看到一匹战马运来一具尸体。跟大家一样，统帅因死者在战斗中有出色表现而对他的死深表同情。出于和别人一样的好奇心，他想知道死者是谁。当死者被卸下盔甲时，他才明白这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所有的人都在哭泣，只有他一句话也没有，一滴眼泪也没掉下来，站在那里，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直到这巨大的悲痛使他停止呼吸，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正如恋人们说的那样：能表现出来的爱火是温火。
卡图鲁斯还用如下的诗句来表达爱情的煎熬：
可怜的我！身心全已陶醉。
当我看见你，累斯比，
心灵与语言便不听使唤；
微妙的火燃遍我的全身；
耳边响起了嗡嗡的声音；
沉沉的黑夜罩上了双眼。
可见，感情处于最强烈最炽热的时刻，是难以对我们的痛苦和思念进行表白的。因为，此时的我们心灵已被沉重的思绪压得难以喘息，躯体也因爱情变得脆弱而忧伤。
于是乎，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有时会一下子找不到感觉，爱到极点，即便在温柔中，也会突然冷下来。大凡能够品尝与忍耐的情爱都是不足挂齿的。塞涅卡曾说，小悲则言，大悲则静。
同样的，突然降临的欢乐也会使我们受惊。维吉尔曾写道：
她一见到我和特洛伊军队，
就失去理智，神情恍惚，
目光呆滞，脸色苍白，昏厥倒地，
好久才得以重新说话。
历史上因兴奋过度而猝死的人并不少见：一位罗马妇人看见儿子从战败的坎尼回来，高兴得一命归天；索福克勒斯与暴君狄奥尼修斯也是因为过于兴奋而导致死亡；塔尔瓦则是得知自己被罗马元老院授予荣誉称号时，客死于科西嘉的。至于本世纪（16世纪），这样的例子也数不胜数：莱昂十世教皇获悉攻克米兰这一他期盼已久的消息时，惊喜若狂，结果一命呜呼。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人类的这一愚蠢行径：古人记载，辩证法大师狄奥多罗斯因在他学生和听众面前不能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而羞愧不已，当场毙命。
这种激烈的情感我很少感觉到。我生来感觉迟钝，而且每天用理性将感情约束住。
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