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血宰相
“当我在议会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要听那些稚气和激昂的政客们说一些很奇异的傻话。这个机会给了我几分钟的却并非我所愿的闲暇……当我当大使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位官员，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上等人；但是一当了内阁大臣就有一种做奴隶的感觉。人们同时聚集在这里，但是之所以聚来的动机却各不相同，他们的争吵就不足为奇。他们以自相残杀为乐事，这是采取这种体制的必然后果。这一群只善空谈的人是不能治理普鲁士的。我们必定要抗拒这群人。他们没有什么灵气却过着过于舒适的生活。他们性情愚钝却狂妄自大……我用这个“愚”字（用其普通意义）也许用得不太得当。他们也还算聪明，也还有些知识。是德意志大学教育的优质产品。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就很懂得政治，如同我们当学生时一样——制度其实有的还不如我们那时懂得多！说到外国的政治，拿他们一个一个地说来，都是些不懂世事的孩子。说到其他事情，当他们齐聚于议会中时，都变成了小孩子。”
这就是俾斯麦写信给他少年时代的朋友莫特利的信。在他执政的头几个月里，他就怀有这样一种态度。他看不起这群人，看不起他将与之奋斗的理想家们，但是他却认为这群人中有些人还是有知识的。谈论起欧洲的有关事情，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内心很痛苦，因为他要不停地与自己顾及体面的感觉相斗争。从前遇到他看不顺眼的事他定会毫不保留地回击它，如今他却不再这样锋芒外露了；从前他可以明论他的对头，在他当议员时，也常常会将演说台当成战场，在他当一个外交官时，也可以在报告与书信中论战。从此以后他却不再如此，他开始隐藏他的思想与计划，不让那些代表们晓得。不然的话，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让外国人知道，所有的计划都得重新制订。他一出来执掌大权，他又开始独来独往了。
有一张柏林的报纸说了一番恭维他升官的话，他见了后极为诧异，文章这样写道：“他初出来做事时，是一个乡绅，有适当的政治知识，无论在见解还是在学问上他并不比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们更高一筹，他在议院的名声在1849年与1850年达到了最高点。在他的演说中常常露出自己是个粗犷而残暴的人，将一些事情看得很淡。有时他好说一些俏皮话，常流于粗俗。这样的一个人何曾发表过一个政治观念呢？”众人的眼光确实有些瞧不起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在最后十年间为和平起见做了哪些重要事情。他的许多行为，虽不是教士的性格，却是极为秘密的。弗莱塔格在《边疆报》中撰文说：“即便是一个有更大魄力的人，一旦与议院的强大势力相碰，也会触礁沉没的。我们可以让俾斯麦这样做一年。”不愧为诗人的预言，他掌权有二十八年。
这时在他身边有一个人极为留心观察他，常怀疑他的神经有问题。过了几个星期后，他的一个下属这样写道：“俾斯麦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神经病，有时我看见他不太在意自己行为的结果。例如，当他给报馆发布训条的时候，思想犹如一匹奔腾的野马，使记录的人往往赶不上他的口授。柏林的外交界有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不会长寿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注意休息。”
如今俾斯麦做每一件事，都会用很科学的方法很平和很迟缓地细细考虑一番。打定主意后还要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试验后才很小心地进行。不久前他曾给罗恩说过这样一封信，说倘若他大权在握，群众们肯定会说：“现在我们要向魔鬼还债了。”他的对头们会猜想他会有激烈且糊涂的举动，他决意要这些人失望。他一到任先取消了1863年的决算，就用这种手段同议院停战。他还同那些老自由党们磋商，准备从他们中选几位入阁。他提议时的状态甚至比提议的内容更令这些人惊愕。有一个议员有些瞧不起俾斯麦，俾斯麦却并不怕他，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无什么意识的君主党。但是他却同这个议员长谈，好像是很了解君主的举动，却又很批评君主，事后这个议员会对他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还有一个名叫厄特克的自由党议员，他说与俾斯麦初次见面时，原先认为俾斯麦定会是“一个奴性十足的贵族，一个游手好闲且又喜游戏人间的赌徒。谁知几分钟后，我对他已完全是另一种印象，他并非如我所料想的那样。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有力气却很轻柔地走到门口，极其客气地欢迎我。同我拉过手后，随手将椅子拖过来与我坐下，他带着令人喜欢的微笑对我说，‘好呀，原来是你，有失远迎了’。他随即说，自从那次他很激烈地反对那些在街头闹事的民众以来，时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法兰克福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极力地咒骂《十字报》，他那些骂人的语句是我所从未说过也从未听过的。”
俾斯麦的许多对头猜测他待人会极没有礼貌的，然而他却另有手段来对付他们。他会很客气地接待他们，态度显得极为开诚布公。这位厄特克既非一个小官吏，也不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又不是在乡下俱乐部谈政治的那类俗人。他是黑森的诸多领袖之一，是一个律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来访受到了俾斯麦的盛情款待。厄特克为此也满心欢喜，这并非是因为俾斯麦是以首相之职来迎接他，其实这位和气的首相还是一位普鲁士的贵族少爷。因为在那个时候，自大无理是地主乡绅们的传统。人们都以为俾斯麦仍会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孰料他却打破了这一印象，一反常态，举动极其自然。他会当着对头们的面，讲反对自己党派的话，说他们太过火了，表示他既不会因为现在人们称呼他“大人”而就变得古板，也不像一个贵族公子那样只讲理想。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人，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却仍是个模范的普鲁士官员。
对俾斯麦初掌政权时期最为关注的人就是施勒策，在这段时期，他有好几次机会同俾斯麦喝酒。施勒策写道：“俾斯麦很透彻地上演着他的滑稽戏，尝试去惊吓君主与各党派。他将任何人都敷衍得很好，这让人觉得极有趣。他正在尝试劝说君主对兵役期限问题让步，他对上议院将他提议的问题讲得极为严重，他期望能够将他们唬住。对于下议院议员们，他有时会用很毒辣的手段，有时也不然，他的一切举动的目的就在于让他们答应他的提议。对于德意志的各内阁，他却使他们相信，君主也难以阻止他那新执政的加富尔主义。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是以他那天才般的能力给人心目中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印象。让人们称赞他是个男子汉！”
他虽然在他的尝试中饱尝了许多苦处，但目前他对人还是极其客气的。在他执掌政权才一个星期。他就利用一次开议会委员会的机会，坦白了自己所做的事。当辩论的时候，他打开自己的雪茄烟盒子，拿出一小条橄榄树枝给他的对头们看说：“这是我新近从亚威农拾来的，准备送给民众的党派，作为议和的纪念品。现在我却觉得这样做的时机还未到。”尽管他表现出蔑视的神情，但却说得很客气，好像是从捡橄榄树枝的地方带回客气。过了一会儿，这个政治上的行家改变了腔调，说报纸所控诉他的话（报上说他用谋划宣战，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关注于国内的纷乱）都是不实的，他接着往下说道：
“我们诚然难以避免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战乱，但这并非我们的过错，德意志不顾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却只顾发展它的势力。南部德意志诸邦很想无拘无束地实行他的自由主义，所以没有人愿意将普鲁士的地位交与他们！普鲁士必须聚集兵力，为这样好的机会准备，好机会已经来来去去有好几次了。自从数次与维也纳订立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定得不好，不适合于一个强健的政治体制。关于时局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是靠演说与大多数的议案就能决定了的（这原是1848年与1849年的大错），唯有用铁血政策方能解决。”
这样的话是他站在一张绿桌子旁边，对着一二十个议员和几位阁员说话时说出来的，并不是有人激他说的，表面上看来是临时的即兴演说，实际上是早已预备好的。尽管当时并无速记员将这话记录下来，但是当这句话如一阵野火烧遍德意志时，当报馆和人民将这句话的节奏变为“铁与血”且发表出来，造成或真或假的恐怖气氛时，俾斯麦并不否认他说过这句话。
但是他却悔用了这两个字。十四年前俾斯麦当议员时的第一次挥拳，同现在他当了内阁主席的第一次挥拳相同，都是挥在了空气中。这一次也与前一次一样，得罪了全部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对头。罗恩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知己，当他俩一道结伴回家时，罗恩也责怪他说这种话，他说：“它原是新鲜的有香味的题外话。”俾斯麦对一个议员解说这件事情时说：“我的意思是说君主需要军队。我的演说其意并非是要帮助德意志问题再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不过是对维也纳与慕尼黑的一种警告，并不是要以武力反对其他德意志诸邦。‘血’就是指‘军队’。我现在才明白我应该小心的选用字眼。”俾斯麦所说的话中以这一句最让人注意，却是他最后的战略错误。
君主读到这两个字眼也觉得很是恐怖，他在巴登受到了王后的指责，等到了王后的生日时，又受到了来自太子与太子妃的指责。他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宰相充满了担忧。这位新宰相不过在一个星期以前对他宣誓过效忠，而且他还答应过皇后要对他严加约束。王室诸人甚至包括路易十六、斯德拉福与波林雅克等都对这话极为生气。巧的是说这话时正值王后生日的那一天，所有的庆贺生日的欢乐都消失了。俾斯麦预料到他的演说会在巴登带来什么效果。君主虽未写信也未发电报给他，但他仍能猜到君主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想象过了几天，威廉从巴登回来，耳朵里装满了怎样的一些警告与责备。所以此时俾斯麦秘密出行，开始用手段来对付君主。事前他既没有告诉君主也没有告诉内阁，打算赶在君主回来之前准备到半路上去见威廉。
在买车票时他遇到了温鲁，他是一个自由党的成员，他认识俾斯麦。他俩住在一间车厢里，二人很谨慎地谈些关于时局的话题。等车一到朱特博，俾斯麦就下车了，说是要去探望一个亲戚。下去后他坐在一所未盖好的车站里，“在黑暗之中，坐在一辆小车上”。四周有许多工人和不相干的人。他问一个驾驶员，君主要坐哪一趟火车时，这位驾驶员很粗暴地回答了他的话。当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时他就与凡夫俗子并无什么不同。他向来主张人们向他那个高贵的阶级致意，却好像不要人们向他的官阶致意。此时此刻那个人人都知道的主张铁血政策的人，那个全世界都在谈论的人也是全世界都在指责的人正坐在一辆被推翻的小车上，等候着君主的到来。
那时普鲁士君主乘坐的列车还只是一辆普通车，俾斯麦找到他时，他正一个人坐在一间灯光很暗的单间里。看起来很沉闷的样子。当俾斯麦请君主允许他解说政局的时候，君主拦住他说道：“我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将会是什么样。在奥本巴拉兹，就在我的窗子底下，他们会来杀你的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来杀我的头。”
俾斯麦似乎看到在君主的背后有奥古斯塔的影子在闪烁，他回答说：“陛下，那么再后来呢？”
“再后来吗，我们都已死了！”
“是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死了！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还有比这样死更体面的吗？我应该为我的君主我的领袖奋战而死。君主愿意以您的血来祭奠上帝所赐给您的权力吗？为了上帝的恩泽，拿自己的身体与牺牲生命作赌注，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君主切勿想到路易十六，他在活的时候和死的时候都是一个懦夫，在历史上也并非是一个出色的人物。陛下还不如想一想查理一世，他为自己的权力而战，战败后，不动声色地走向绞架，带着一种王者之气从容就死，他在历史上永远不失为一个高贵的人物。陛下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您是不能投降的，哪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您都必须抗争到底！”
“我越是这样说，君主的精神就越发振作，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军人，决心要为自己的王位与国家而奋斗。他是一个普鲁士军官中的模范，如果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不会畏惧死亡，会去拼命打仗，会听从一切命令。但是当要他为自己而斗争时，他却畏惧那些在他之上的人们或是害怕世界对他的指责，这时他就会变得很懦弱。当他在巴登为夫人祝寿时，他已失去了自信，现在我的鼓动下，在不过几分钟之内他的自信又恢复了，也开始高兴起来。我们还未到柏林，君主的兴致极高，浑身充满了劲，从他对那些前来迎接他的大臣与官吏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俾斯麦是在事过三十年后写这段，事情的前后变化犹如一出戏剧那样令人惊异，这件事也是俾斯麦的诸多杰作之一。这次他并不是强逼一个对头投降，也不是强逼他的君主主战，他不过是尝试引诱这个发怒的君主改变立场转而赞同他的演讲，然而他自己却也认为这番演说是不该说的。俾斯麦坐在那辆小车上，觉得良心上有点过意不去。他虽然可以对一个对头承认他不该说“铁血”这两个字，但是当他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宰相后，却不向君主认错。所以他激励自己要努力说服君主。威廉的好战心被俾斯麦所激发，为将来的局势打下了基础。
即使俾斯麦的所有手段可以归功于他天生的机警与善于谋划，但这却也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感觉。从他最初的几次决斗起，俾斯麦一直是做好活到老，战到老的准备。他生平没有一次会害怕过要牺牲生命。这位宰相的勇猛却是极其真实的，君主原是个军人，浑身都是胆，他是最能真实地领略俾斯麦的胆识，这也是激发君主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君主只要一犯懦弱病，俾斯麦就用这种良方来治他的病。
二、君臣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