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10月下旬的一天，尼采在房东开的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了一本1818年出版的叔本华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从未见到过这本书，拿在手里随便地翻着。这时不知是哪个魔鬼向他耳语：“把这本书买回去吧。”照尼采平时的习惯，他是不急于买书的，但是这次却违背了这个习惯，并且回家以后便躺在沙发上读起来。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书里的每一行都发出超脱、否定与超然的呼声，我看见了一面极为深刻的反映整个世界、生活和我内心的镜子，那本有力但沉默的天才之作开始占据了他的心。尼采觉得，叔本华就像是特地为他写了这部著作一样。在以后的两个星期中，他强迫自己每天夜里两点钟才上床睡觉，早晨六点又准时起床，废寝忘食地读叔本华的这本书，心中充满着神经质的激动，真是相见恨晚。如果当时有可能的话，尼采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去拜见这位心灵的大师。
可惜的是，在这五年之前叔本华就已经离开了人世。叔本华（1788—1860），生于波兰，后迁居德国汉堡，其父是银行家，母亲是小说家。他本人起初从事商业，不久又弃商进入大学，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理性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争夺听众遭致惨败后，他便愤而辞职，闭门著书立说。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叔本华的所有著作中居于最主要、最核心的地位，从这本书中基本可以了解作者思想的全貌。叔本华自己对这本书的结论是：“我活着就是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也就是说，我活在世界上，所企求和所能奉献的99%都已完成了，其余的只是些次要的东西，我的生命和命运也是如此。”
在这部著作中，叔本华把世界二重化为表象和意志。他的第一个命题是“世界是我的表象”，意即世界上的一切都要以主体为条件，他们只为主体而存在。叔本华还进一步指出，“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仅仅是世界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表面的，还有一个方面那才是真正内在的、本质的，这就是意志。所以叔本华的第二个命题是“世界是我的意志”。他认为，意志是我真实的自我。身体的活动是客体化了的意志活动。最后叔本华的结论是——世界是意志和表象，意志是世界的自在之物，一切现象都是意志的客体化即表象。
这样，意志就成了叔本华整个哲学大厦的基石。在叔本华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们都把主客体对立起来了。叔本华认为，物质第一性否认了认识对象依赖于认识的主体；精神第一性否认了认识主体是相对于客体存在的。于是他提出了意志本体论。
叔本华的作为世界本质的意志，其实是生存意志。他的生存意志，一是指个体求生存的本能：这股奔流于人周身的本能欲望的冲动，不就是一股最原始、最深沉、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吗？我吃、我喝、我穿、我行、我哭、我笑、我争名求利、我寻欢作乐……这一切，原来都是由我的求生的意志支配的，我的一切行为原来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叔本华认为，大象不可能有走过不甚坚固的大桥而掉下去的惊险，但是它拒绝走不坚固的大桥；小狗不可能有从高处跳下去就会摔伤的推理，但是它不从高高的桌子上跳下去。这些现象如果用传统的理性主义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只有生存意志才能说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的第二层意思是指种族求延续的生殖本能。如人类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折磨自己，如雄蜘蛛完成授精后被雌蜘蛛吃掉等，这些也只能从延续生命的意义上说明。这样，叔本华就从人和动物的某些本能活动推出宇宙万物这种共同的本能，又把这种本能看做是求生存的意志，从而勾画出了一个意志本体论世界。
在这种生存意志的基础上，叔本华推出了一幅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的人生哲学图画。在他看来，为什么人生是悲观的呢？其一，欲望是困乏之苦。生存意志的本质是欲望，而人的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痛苦与人生是终生伴随的。尽管在生存意志的驱使下，人要与痛苦命运抗争，但这只能是改变痛苦的形态，立即又会有诸如嫉妒、恐惧、疾病、情敌、虚荣等接踵而来，苦难的人生同地狱乃是异曲同工，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其二，满足是无聊之苦。他认为人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即使暂时得到满足，也是一种空虚、乏味和无聊之苦。“星期日代表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则代表困乏。”就这样，人生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着，循环反复，陪伴终生。其三，私心是害己之苦。叔本华指出，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总是处处以自己为中心，甚至不惜牺牲他人和毁灭世界。其后果无非是得不到满足而陷入痛苦的深渊，或者由于加害于他人，导致他人的不幸以及“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造成自身的痛苦。其四，意志越强越痛苦。他说，意志越完善，对苦的感受越深刻，那些智力高超、知识渊博、意志坚强的天才人物是最为痛苦的。所以，个人应自觉否定生命意志，进入人类似印度教的归入梵天、佛教的涅盘那样的解脱境界。总之，人类总是一幕悲剧。这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悲观与失望袭击社会时的思想反映。
本来已经悲观抑郁的尼采，当他目睹叔本华描绘的这一幅阴郁的人生之画的时候，他感到何等的战栗和痉挛！何等的激动和绝望！他的耳边总是回想着叔本华的无情呵斥：放弃生命吧！听天由命吧！
尼采相信了，却又不甘心。他早年的经历，忧郁的气质，再经过叔本华哲学的启示，使他这个充满人生疑虑的心灵似乎清晰了，意识到了自己最需要的应是以探求生命意义为使命的哲学。他觉得，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站在人生画面之前，解其全部画意给我们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就应该从人生之画的全景中寻找你自己生命的意义。尼采对叔本华描绘的人生悲剧十分叹服，对他探索人生的真诚态度十分赞同，一时间，叔本华成了尼采心目中的上帝。尼采在后来服兵役期间的隆隆炮声中还低声呼喊“叔本华保佑”。
三、服兵役
尼采在莱比锡上大学期间，先后两次参加了统一德国的战争。
一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了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联邦，永远消除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地位，于7月发动了普奥战争。当普鲁士军队入侵萨克森，萨克森宣布战争状态时，尼采再也无心呆在学校里听课了，他迫切希望能够应征入伍。他认为，当祖国进入了生死存亡的战斗的时候，在家里坐着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一个月后，奥地利军队被普军击败，使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得以确立，成立了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联邦。尼采认为俾斯麦这一政策是高尚的目标，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是个伟大的成就，并对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将来表示乐观。但是他又痛惜奥地利的失败，抨击俾斯麦的入侵，说俾斯麦的高尚的目标是通过邪恶的手段来实现的。
二是1867年，当时莱比锡受到了流行性霍乱的侵袭，他离开大学参加了志愿军。9月，在瑙姆堡参加入伍体检，由于他的近视在当时普鲁士标准的合格范围之内，被瑙姆堡的地方炮兵部队录取，服役期为一年。在那里，他每天除半小时午饭以外，要从早晨七点训练到晚上六点，但他享受着每天住在家里的待遇。这样，每晚还可以继续学习。当时他在给罗德的信中说：
我的哲学现在有了用的机会，迄今为止我从没有感到一种屈辱，但我又常常像对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那样发出嘲笑。有时我也藏在马肚子下面悄悄地喊“叔本华帮助我”，即使我每晚回到家时筋疲力尽，浑身汗水，可只要一看到桌上叔本华的照片，我就感到安慰。
起初，尼采在部队主要是进行队列和骑术训练。1868年3月，他骑马时发生事故，胸部肌肉拉伤，当天两度昏迷，卧床两天后接受了手术。两个月后，医生诊断出他在原来的训练中胸骨所受的损伤，而且炎症开始渗入骨腔。于是尼采被送到海尔会诊。医生对他进行了水浴治疗，效果明显。这次骑马受伤，病休达五六个月。1868年10月，尼采过完了他的24岁生日后，退役回莱比锡大学读最后一个学期。日后他的妹妹回忆说：“那次重病给哥哥带来了莫大的恩赐。在这半年中，他享受着完全自由的生活，不为大学的课程左右，也不需为学业或交际耗费时间，从繁重的军务中解放出来，一心沉潜于自我孤独之境，遂倾全力于哲学问题的思索，这段时间所撰写的文献学论著，也不知不觉带有哲学意味。”
在服兵役期间，尼采虽然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伤员的呻吟和痛苦，但是他也感受到了胜利的喜乐、人力的伟大和战斗的悲壮，从而他体察到了人生的活力与乐趣，认为应该思考一种行动起来的人生哲学。
就在尼采退役后不久，德国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统一，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很快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可是德国帝国主义是迟到者，当它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世界已被瓜分完毕。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当然要求按实力对比重新分割殖民地，所以德国帝国主义表现出急于扩张领土、扩张势力、张牙舞爪、气势汹汹的特征。关于这种现实，尼采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德国正处于胜利的狂潮之中。当时的德国国歌唱道：“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尼采没有卷进这股狂潮之中。在他看来，武力的胜利并不等于文化的胜利，一切物质上的进步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奢侈与舒适。所以在他的眼中，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彻底毁灭了德国精神，这时的德国已变得自满而没有灵魂。尼采认为，一次巨大的胜利是一次巨大的危险，人的本性忍受这种胜利比忍受失败更困难，如果以为德国军事的胜利乃是教育文化的成功，这是十足的谬见。于是尼采惊呼，德国文化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没有目标，只不过是所谓的“公共舆论”。
四、结识瓦格纳
在莱比锡学习快要结束时，尼采结实了他崇拜多年的德国作曲家、文学家理在德·瓦格纳。他们初次会面是在1868年秋，当时尼采已同瓦格纳的姐姐认识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当瓦格纳到他的姐姐家看望时，尼采同瓦恪纳认识了。尼采曾向好友罗德通报了这一情况：“在吃饭前后，瓦格纳衷演了卓越的歌唱家们所有重要的唱段，他模仿一切声音而且毫无拘束。他是一个非常活泼而热情的人，说话很快，很诙谐，往往使得人们在聚会时感到非常亲切、愉快。在这当儿我同他就叔本华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啊，你会理解，当我听到他用无法形容的热情谈到叔本华时我是多么高兴，他说他对叔本华十分感激，叔本华是认识音乐的本质的唯一的哲学家！然后他打听现在教授们对叔本华采取什么态度，他嘲笑在布拉格举行的哲学家大会，并且谈到这些‘哲学走卒’。以后他朗读了一段他正在写的传记，是他在莱比锡大学生活中的十分有趣的一页，现在我想到它还不禁发笑。此外他善于写作，很有才华。”尼采日后在他的自传中也述说了当时的激动心情：“第一次接触到瓦格纳，也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深呼吸。我尊敬他，把他当做一个和德国人不同的外国人看待，把他当做是反抗‘德意志道德’的化身。”
两个星期之后，瓦格纳在尼采心目中已成为仅次于叔本华的第二位崇拜对象。
在他和瓦格纳的多次交往中，瓦格纳常常欺辱他，几句笑话就把他折磨得烦躁不安，而瓦格纳却像疯子似的说得更加起劲。瓦格纳也确实像个疯子，在生气时暴跳如雷，高兴时则在沙发上竖蜻蜓，在钢琴上跳上跳下，跑到花园里爬树，相形之下，尼采却显得恬静而又带几分羞涩。
瓦格纳和妻子科西玛对这位年轻学者颇有好感，彼此很快就亲密起来。不久尼采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在这个家里，尼采不仅是受欢迎的客人，而且长期使用着两个房间，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任意出入。在这个家里，他不仅因为能随时接近他十分尊敬的音乐天才而感到快慰，同时，在这种脱俗的家庭气氛中也感到明显的舒服。他称瓦格纳是叔本华在精神上的兄弟。他感到热爱瓦格纳胜过除自己父亲之外的任何人。
尼采很早就崇拜瓦格纳的作品，现在他对瓦格纳的为人也十分崇拜：“而且我发现了一个人，从没有像他那样，向我显示了叔本华称之为‘天才’的形象，他被那奇妙的感人的哲学彻底渗透。这不是别人，正是理查德·瓦格纳。关于他，你不可相信报纸和音乐评论家对他作出的评价，没有人了解他，也没有人能够评论他，因为所有的人都站在另一个基础上，对他的气氛感到不习惯。在他身上存在着绝对的理想性，一种深切而动人的人性，一种崇高的生命的品格，以至我在他的近旁就感到像在神的近旁一样。我已经在四林湖旁的诱人的村庄里度过了不少天，这美妙的人自然无比新颖而无穷无尽。”
尼采声称，与瓦格纳相处的日子为最舒适、最有收获和价值的日子。在这期间尼采曾向瓦格纳倾诉了他对德国知识界的处境的迷惘与忧虑，瓦格纳也曾向尼采推荐了被人忽视的学者，并给尼采看了他早期所写的美学与哲学方面的杂文。一时间，瓦格纳的观点成了尼采思想的要旨，使得尼采对古希腊悲剧的认识也开始有所改变。尼采在当时的笔记中写道：“歌剧旋律的发展是对音乐的一种叛逆”“纯音乐与日常戏剧是音乐剧的两个分支”。在瓦格纳的直接影响下，尼采为自己第一部书确定的主要思想是：悲剧是纯音乐的产物。该书的基调是：音乐——悲剧之母。这时的尼采认为，正如叔本华是自柏拉图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瓦格纳代表了现代音乐发展的高峰。可以看出，此时尼采对当代文化的忧虑，表现在了对瓦格纳理论的归依上。
尼采和瓦格纳之间的友谊，不仅是建立在对音乐艺术的热爱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叔本华的哲学。尼采在给他的朋友罗德的信中，曾详细地叙述了他和瓦格纳第一次会晤的经过，他这样写道：“我设法同他进行了有关叔本华的相当长的谈话。喔，你会理解，当我听到他带着如此难以形容的热情谈论我们这位大师，谈到他在许多地方得益于叔本华，说叔本华是唯一认识到音乐的本质的哲学家时，我是多么高兴啊！”会晤结束时，尼采向瓦格纳告别，瓦格纳热情地邀请他去访问，一起谈谈哲学。在另一封信中，尼采告诉朋友说，他发现了一个人最好不过地展示了叔本华所说的天才的形象，并彻底地渗透着叔本华哲学的精神，那个人就是瓦格纳。1869年，他在给罗德的信中还说，与瓦格纳相处是他学习叔本华哲学的实习课。
尼采带着对人生的疑虑进入大学校门，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神学而专攻语言学，在迷惘之中发现了反映自己内心世界的镜子，体验到了勇敢和战斗比消极颓废更有意义，结识了代表音乐发展高峰的大师等。这些作为他人生的重要环节，使他的人生酝酿起一种寻求真实的人生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