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湖北省医药工业研究所成功研制了一种新型胃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当时，该研究所提出：谁出3万元，谁就能获得该胃药的生产权。某家制药厂与研究所是近邻，最先得到这个信息，但厂里决策层在“花3万元是否划算”的问题上，统一不了认识，最后不了了之。而广东“丽珠”制药厂得知这个信息后，知道此药大有前景，于是立即行动。厂领导亲自赶到武汉，以40万元获得该药的生产技术和新药证明书，并迅速投产。仅在第二年，此药的产值便达1．2亿元。
以企业理念办高等教育
1999年，一名浙江商人来到上海，在南汇康桥开发区，他要创办一所总投资4亿元、占地438亩、总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大学，一所与英国“剑桥大学”中译名称谐音的上海“建桥大学”。这个温州人就是身为上海建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周星增。
作为中国的大都会，上海早已成为浙江人寄托自己创富梦想的佳处。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购销大军闯荡上海，尽力施展着自己的拳脚。纷纷来到上海的数不清的浙江人，在这里从事着家乡产品的销售，利用各自的优势和才干务实创业，积累智慧的同时也积累着金钱。弹指一挥间，十多年过去了。20世纪90年代末，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上海发展的浙江人，大多都已成为不同规模的企业老板或企业股东，钱袋装得满满的，经验积得足足的，胆子练得大大的，头脑更加精明，自然今非昔比。周星增就是这样的一个。
对于这个一掷千金，气魄惊人，一口气买下数百亩地皮的浙江人，南汇区的上海人一开始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人猜测他要在这里建房办厂，也有人猜测他是一个地产商，要做房地产，还有人猜测他可能要建批发市场。但谁也没有将他的买地之举与办学校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知道，学校乃至所有教育事业都是清贫如水的，并没有什么油水好捞，所以当他们听说这数百亩的黄金宝地是用来盖校舍、办教育时，无不感到出乎意料，颇感诧异。在上海市南汇区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官员对周星增此举也颇为不解。在他们的眼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赚钱与办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办学就是要清汤寡水，就是要恪守安贫之道，换言之，就是只许贴钱，不能赚钱，要不怎么叫做“教育事业”而不叫做“教育企业”呢？正缘于此，当周星增在上海教委咨询办学问题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尽管是客气的、礼貌的，但婉转的背后却有着很严肃的潜台词：你们浙江人经商的确像犹太人一样精明，但办大学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慎重考虑、慎重研究。作为申办人的建桥集团公司要考虑和研究，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也要考虑和研究。因而，周星增要办大学，不仅教育主管部门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就连他过去的领导和朋友也表示疑虑。
可是，周星增仍然“痴心不改”。周星增曾在大学任教十年，下海后进入中国天正集团公司。他从财务部经理做到销售中心总经理、集团公司董事、董事长助理，最终进入了领导核心层，可谓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峰顶。但他是一个追求不止的人，认为人生是一条抛物线，每项工作、每项事业的运作都是一条抛物线。为了走得更高更远，就必须在一条抛物线到达顶点时换一条抛物线，走到另一条抛物线上，这样才会形成阶梯发展。这就要求做事要不断进取，勇于放弃。放弃就是改变，改变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改变中却蕴藏着生机和希望，不放弃、不改变也就不能进步，必然会走向衰落。按照自己的这一人生哲学，周星增下海后，为了走得更高更远，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人生价值，他毅然踏上了到上海创办大学的征程。
周星增认识到，在国家无法承担也不应过多承担教育经费的前提下，高校的民营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生事物，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趋势和方向。有鉴于此，首先他证明了自己能够办大学管大学的能力。周星增曾是一名大学的老师，同时又有着经营管理企业的经验，对大学的运筹了如指掌。但他对教育单位的经营和管理却有着一种与传统模式迥然不同的思路，他的学校肯定是要赚钱的——不能赚钱，任何单位和个人便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动力，如果不从建立自我供养、自我造血的机制着眼办学，便不能体现学校的民营性质，也必然会走向衰落。
但在当时，周星增之所以在国内教育事业发达的上海得不到足够的理解和支持，问题在于人们的观念此时还没有发生大的转变，还没有跟上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公众逐渐开始明白，办大学是一种极具经营价值的投资活动，而且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潮流。正是在1999年，当很多人还觉得办教育是一种冒险时，周星增却能够超前一步，看准发展方向，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大胆决定投资4亿元人民币，采取边建边报批，不批则反复申请的策略，痴心不改地办学。
多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一向是国家财政拨款，国家需要承担学生受教育的大部分资金，也正因如此，教育机构经费总是不足，教育事业发展也一直迟缓。为了改变这一情况，1999年的9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这对朝思暮想从事教育投资的周星增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喜讯。周星增在这一政策的鼓舞与支持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以自己投资教育事业的真诚打动了上海教育主管部门，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周星增的建桥学院办得是成功的。上海建桥学院实行了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走的是一条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道路，它用短短的时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上海之最：
规模最大。无论投资金额，还是占地面积，都居上海私人办学之首。
速度最快。“建桥”只用了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上亿元基建工程项目的开工到投入使用的过程；只用一个学期，就把一批高考落榜生培养成为上海学历文凭统考中的佼佼者；只用一个学年，就完成了从一所筹办学校到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的嬗变。
设施最好。“建桥”建立了一批先进的教学设施，如计算机校园网、闭路电视教学网、多媒体教室等；开设了14个时髦专业，如计算机应用、商务英语、电子商务等。在软件方面，周星增不惜重金求贤，云集了一批国内着名教授、院士、专家，组成了很强的师资队伍。“建桥”的系主任一律由国内一流的教授担任。2003年学院在校生达6000人，并开始招收研究生、留学生，使“建桥”成为一个开放性综合应用型大学。
作为一个实业家，周星增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教育战线所隐藏的巨大商机，大胆涉足，勇于开拓。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给“建桥”首届开学典礼的贺词中称赞道：周星增办学，说明浙江商人开始在更高的领域拓展空间。
周星增说，他的经营模式是“以企业理念办高等教育”。作为建桥集团的董事长，周星增的眼界高远：建桥集团是浙江省的高科技企业，在这种背景下的建桥学院无疑带有建桥集团人才基地的性质。企业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无疑是保障“建桥”超越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可以说，周星增对教育的投资，除其自身的盈利外，还可以在其企业发展中得到回报。从另一方面来讲，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建桥学院的这一人才基地性质为其毕业生就业提高了保险系数，这则是吸引更多优秀学生选择建桥学院的一个有利因素。就这样，整个系统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更产生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得到更多的无形利润。
按照周星增的办学思路，学校一旦走向正规，在科研方面有了成果，还可以向企业转化。“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一向是我国难以很好解决的问题之一，但对周星增创办的建桥学院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他的灵感源自他对国外大学运营方式的深入考察和了解。他重点了解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模式，发现世界上销量最大的10种生物药品中就有9种出自该院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麻省理工学院之所以能够引导世界生物工程技术革命的新潮流，就在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工业生产密切融合，他们将科研和市场营销、学术追求和利润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当今世界任何大学都不能完全做到的。有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精神是由“学术抱负、先锋精神和企业家欲望再融合而成的”。这种科研模式恰恰正是周星增的追求，同他办学之初就确定“以企业理念办高等教育”的思路是相契合的。
基于这一办学思路，周星增一反急于求利的经营态度，在教育上作了一项长远投资，而且在办学思路上比其他人更胜一筹。周星增当然明白，他的这项投资的效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他更明白，这样投资的效益一旦显现，对自己的整个事业乃至全社会而言，将是受益无穷的。
引领市场潮流需要卓越的洞察力
有的研究者从宏观面上分析：浙江商人大多发达于20世纪90年代，正是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他们抓住转轨期隐含的巨大机遇，就变成了今天的富豪。
许多成功的商人正是在洞察市场变化，研究其发展规律基础上，准确地把握目标和发展方向，从而引领市场潮流并抢先占据有利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本田摩托在美国市场正畅销走红，本田宗一郎却突然提出了“东南亚经营战略”，倡议开发东南亚市场。此时东南亚因经济刚刚起步，生活水平较低，摩托车还是人们敬而远之的高档消费品，许多人对此不解。本田解释说：“美国经济即将进入新一轮衰退，摩托车市场的低潮即将来临。假如只盯住美国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便损失惨重。而东南亚经济已经开始腾飞，只有未雨绸缪，才能处乱不惊。”一年半后，美国经济果然急转直下，许多企业产品滞销，而在东南亚摩托车开始走俏。本田公司因为已提前一年实行创品牌、提高知名度的经营战略，此时便如鱼得水，公司非但未遭损失，还创出了销售额的最高记录。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世界里，要想选择正确的道路，就得具有能够穿透层层迷雾的洞察力。历史上每次宏观调控或整体经济环境出现波动时，浙江人往往因为洞察力强，往往能对宏观形势做出准确判断。
要成功地经营一个企业，要有敏锐的对市场的洞察力和分析力，不能光看眼前利益，而要把目光放远些，看到今后的发展趋势，只有事事走在别人前头，才有必胜的把握。每一次社会变动都意味着对商人洞察力的检验，高瞻远瞩的商人才能先知先觉，从一个成功迈向另一个成功。
1980年，初中毕业的朱张金开始了贩卖领带、袜子的小买卖。他修过电器、办过针织厂。到了1988年，已有2．5万元积蓄的朱张金借了19．5万元，让村里出面买下了一家制革厂。村里怕以后出问题，坚持“所有亏损与村里无关，所有盈利归朱张金所有”。
朱张金高价买壳经营，很多人并不看好，可是谁又能想到，十几年之后，这家企业不仅没有败落，反而越做越好，成了中国皮革行业中响当当的龙头企业。从创业时的2．5万本钱，到2001年朱张金拥有的卡森资本金已达25亿元，朱张金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依靠他敏锐的洞察力。朱张金一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国外跑生意，其目的就是看看有多少市场机会。
“出手快，眼光准”，是朱张金最大的本钱，卡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一次产品调整都比人家快。1995年下半年，朱张金在莫斯科成立了一家公司，当地出现了抢购卡森皮衣的风潮，一天可卖几千件。光靠卡森自产的皮衣显然远远满足不了。于是卡森在海宁成立检控中心，由卡森统一提供羊皮、款式、辅料，让海宁的60个皮衣加工厂为它定牌加工。那一年在俄罗斯总共销掉了60万件卡森皮衣，卡森净赚1800万元。当海宁老乡纷纷北上与朱张金抢着去俄罗斯卖羊皮衣时，他却转身做起了猪皮生意。1994年，国内皮革业一度走低，许多小企业倒闭，卡森却反其道行之，投资1000万元扩大猪皮革生产规模。不少人感到惊奇，朱张金说，小企业倒闭了，市场份额让出来了，卡森正好可以抢占市场。果然，卡森当年盈利750多万元，比上一年增长6倍。
1997年4月，朱张金到香港参加皮革展，他发现：展会上中国、韩国、斯洛文尼亚的企业展出的都是猪皮制品，而美、英、德等发达国家企业展出的都是牛皮制品。从香港回来，朱张金宣布：要把猪皮生产线停了，上牛皮生产线。卡森高管层很不理解，朱张金斩钉截铁地摇头，说：“商机稍纵即逝，如果等每个人都认同的话，太晚了。”朱张金认准了牛皮市场比猪皮市场大，决意不给自己留退路。有公司把二张100万平方英尺的猪皮单子交给朱张金做，如果接这个单子半个月就可赚100万元，但朱张金没有接。许多人都说朱张金疯了，要知道当时许多企业因接不到订单而头痛呢！
从1997年以来，卡森先后到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德国等设立办事处，了解市场信息，公司技术中心则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及时开发新产品，1999年开发出普通沙发革，全拉面沙发革，2000年开发出两层革，2001年重点开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沙发革和汽车坐垫革。如今，卡森的牛皮沙发等家具畅销美国，2003年2月，经美国最大的家具经销商的推荐，卡森牛皮革沙发顺利进入白宫。
“现在许多企业看我搞牛皮革赚了钱，开始要跟风了，而我则已经在一年前开始考虑上别的项目了。”对于竞争对手，朱张金十分自信。
对成就永不满足
浙江人对成就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与传统的“小富即安”、“知足常乐”格格不入。有了十万想百万，有了百万想亿万。但他们的“想”不是幻想、空想，不是白日做梦，而是付诸行动的挣钱实践。他们对成就的“贪婪”正是他们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最根本的原动力。
美特斯·邦威集团老板周成建出生于浙江青田县的小山村里，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在他14岁那年，为姐姐置备嫁妆，家里才买了一台缝纫机，他便利用这一大好机会自学缝纫成了一名小裁缝，制作服装出售，同时“倒卖”服装用的纽扣等一些小商品。1985年，20岁的周成建只身一人走出家乡的大山，来到60多公里以外的温州市，在妙果寺市场租了一个摊位，以前店后厂的形式制作服装销售，这次他成功地赚到了“第一桶金”，到了1993年他已经成为四五百万元的款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