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实力未够时，要忍辱负重，踏实积累。而当积蓄够了实力时，一遇到机遇就要奋力勃起，以达到一鸣惊人，给公司树立一个新的形象。因为良好的形象就意味着财富。现在回味起那次竞投地铁上盖发展权，仍然有点心里发怵，那是一场香港地产界的大战。
在竞投之前，李嘉诚就做了估计，他预料参加竞投者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稍逊于英资的华资各地产建筑公司也极有可能全力一搏了。很自然的，置地的夺标呼声最高了。看来李嘉诚要真想虎口拔牙，从本质讲就是要与此庞然大物对撼了。然而，整个香港地产界谁又不知道这样一句俗语呢？“撼山易，撼置地难！”
港岛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当年，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参与中区填海，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10多幢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街道的名称及物业的主人，就可知罩地在中区的地位。还有更厉害的是，当时的公众和传媒，依据那老而得来的惯例，居然把中环站叫作了遮打站。而金钟站则离这座遮打花园广场仅100米，简直就处于置地的眼皮子底下。要攫取中环、金钟车站的兴建权，就等于是打人中区的心脏，等于是要到置地这只坐山虎的食槽里夺食。卧榻之旁，又岂能容他人酣睡呢？看来这场恶斗是在所难免了，要扳倒置地这个巨人，非同儿戏，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弄得倾家荡产全盘皆无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长实的实力的确是逊色于置地。
因此，面对着长实与置地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李嘉诚制订了不动声色，避其锋芒的战略。因为李嘉诚深知，长实如果与置地锣对锣、鼓对鼓，列阵而战，那长实将必死无疑了。所以，李嘉诚一直在考虑，看看“志在必得”的置地，是否也会有“大意失荆州”呢？李嘉诚冷静地分析对手。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由于对中共政权怀有太重的戒心，所以，一直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这样，现任置地大班及其后台老板怡和系大班纽璧坚坐镇香港抉择的精力势必被分散。
这是置地的不易洞察的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蒙住双眼。其次，置地一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过于自负的置地，未必就会冷静地研究合作方，并“屈尊”去迎合合作方。
这也是置地的另一个致命弱点。
所以李嘉诚认为，只要周密而谨慎地行事，战胜置地还是很有希望的。与此同时，李嘉诚也在想地铁公司这次招标的真正意向是什么？李嘉诚不惜余力四处打探，获悉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地铁公司与港府多次商榷，意欲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合6亿港元。但港府坚持全部要用现金支付。
李嘉诚首先掌握了一点：竞投车站上盖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除此之外，透过地铁公司与港府在购地支付问题的分歧，李嘉诚还看出了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来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取更大的利润。根据获知的信息，李嘉诚知己知彼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方案，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一、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二、两个地盘均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占51％，长实占49％。
在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宣布接受招标竞投正式开始，一共有30家财团、公司递交了保密的投标书。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报章大力报道了投标结果：“长实击败置地！”“长实投标成功！”着实让许多人吃惊不小。
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招标竞投竞争空前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终为长江中选，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相反，据传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大为不满，并以此胁逼纽璧坚下台。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和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两幢发展物业，为长实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港元。
仅看这个盈利水平，要比当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低许多，但是李嘉诚却由此获得了无法以金钱盈利来估计的利益，这是个无形利益，即是形象和信誉。这也正是李嘉诚参加这次投标的目的。
李嘉诚一计之下的成功，向全香港说明了长实不再是、间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通过投标的胜利，为长实树立于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为取得银行的信任和股市的声誉，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李嘉诚此次取胜的秘诀又在哪里呢？它就是：
一、低调处理，沉着冷静，以之麻痹对手。
二、知己知彼，吃透置地和地铁公司两方。然后，投地铁公司之所好，一举中标。
三、李嘉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牵动全香港地产界甚至全香港市民关注的地王大战，改变形象，树立声威。因此不能太多计较眼前利益，否则以长实实力难以中标。
4．“智”和“幸”熟轻熟重？
有人曾经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道：“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与智慧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100％靠双手勤劳换来；20岁至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劳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的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奋工作，不断奋斗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地过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我们可以看到鸿硕先生的分析已经清晰明了。勤奋和幸运对商家来说都不可或缺。每个成功商人在创业之初，资本积累阶段，勤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判断机会的眼光和把握机会的“智”胜能力。
在香港有经济评论家评论李嘉诚的成功与成名时这样说：
“一方面是努力令长江实业成为出人头地的公司，这个过程，包括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以及在合适的时间，以个人的财力去资助公司的发展。在香港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和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董事们使用公司资金不是新闻，能够将盈利点滴归公，以及由主席以优惠的方式贷款给公司发展，才是大新闻。一些观察敏锐的股评作者和财经记者最先观察到这一点，并为文加以推崇。个人品德的高尚，再加上事业的成功，令李嘉诚逐渐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成功人物。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尊崇的意味，和提及其他知名度不低的富豪时，颇有不同。李嘉诚可说是长江实业一项难以估量的资产。”
由此可见，有长远眼光不贪图一己私利，而全力去发展公司，是李嘉诚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实，企业壮大了，作为大老板当然也会盈利丰厚。但贪图小利，是鼠目寸光的短期行为。
难怪港岛有媒体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的超人天才一在地产，二在股市。
李嘉诚在回答记者请教其房地产经营中的心得时说：“不能说是心得，或者我告诉你们我的做法。我不会因为今日楼市好景，立刻购下很多地皮，从一购一卖之间牟取利润；我会看全局，例如供楼的情况，市民的收入和支出，以至世界经济前景，因为香港经济会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也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所以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审慎，会跟一切有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就不再变更。我会贯彻一个决定，我在差不多99．9％的工程上做到这一点。譬如以过去数以百计的地盘而论，更改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不会今日想建写字楼，明日想建酒店，后天又想改为住宅发展。因为我在考虑的期间，已经着手仔细研究过。一旦决定了，就按计划发展，除非有很特别的情况发生。我知道香港有的人把几万尺的一个地盘，可以计划更改几次，十几年后才完成，有些人喜欢这样做，但我负担不起。”
除此之外，李嘉诚还就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应该如何实施政策做了一番讲话。
李嘉诚说：“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定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是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扒艇也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确信我的能力不是仅可扒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中国古代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做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做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处于正常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但当风向不定的时候，也随时可以覆舟。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typhoonsignalnumberten（十号风球）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把事业做大者，决不仅仅凭的是超人智慧、勤奋、吃苦耐劳，或者说凭一时的幸运等。光凭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造就一个成功者，一个举世的超人靠的是它们的总和。靠的是总体的实力与用人的智慧、做人的高尚。
5．人弃我取，趁低吸纳，以智取胜
李嘉诚成功做大的一大经验就是“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智慧。如果说，塑胶花为李嘉诚成功掘得第一桶金，那么，下面说的这个故事，则为李嘉诚事业做大奠定了基石，因为他采用的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1966年底香港低迷了近两年的房地产业开始复苏。
可不幸的是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1967年，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香港掀起“五月风暴”。“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个个惴惴不安，触发了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者自然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自然，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此时的李嘉诚一直在关注、观察时势变化，经过缜密思考，他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就具体分析而言，他相信中国政府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道理实际上很简单，若要收复，1949年就可以收复，何必等到现在？当年保留香港，是考虑保留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这样对中国政府更有利。现在的国际形势和香港的特殊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政府武力收复香港的可能性不大。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做出“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做大之良机。
于是，在整个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李嘉诚不动声色地暗自大量收购。
李嘉诚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李嘉诚的行事需要超卓的智慧和气魄。不少朋友为他的“冒险”捏一把汗；同业的地产商在等着看他的笑话。这场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这时，李嘉诚已经聚积了大量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的租金收入达390万港元。
6．避实就虚，一箭双雕
李嘉诚在收购九龙仓的过程中，激流勇退，成为这场大战的最大赢家。此为避实，为退；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此为就虚，为进。这就是“避实就虚，一箭双雕”的经营战略。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而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人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