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禹（？—公元前5年），字子文，西汉河内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南）人。他早年屡从名师学习，儒学功底深厚。后来开门授徒，被举为郡文学，很快就成为小有名气的儒士，深受当时儒学大师萧望之赏识。元帝末年，张禹为博士官，受命教授太子刘骜学习《论语》。张禹竭尽全力，教授有方，为刘骜所敬重，由此奠定了他日后荣华富贵的基础。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病逝，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成帝虽是个骄奢淫逸之君，对老师却不肯怠慢。即位不久，他就给张禹赐爵关内侯，封邑六百户，还任命张禹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与成帝的舅舅、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一起共事。但成帝万万没想到，老师却被这骤然加身的恩宠吓得闹起了病，接二连三地上书“乞骸骨”，以年老多病不堪政事为由请求退职。其实，张禹这样做，并非假惺惺故作姿态，也非不贪官爱财，而是生怕触犯了外戚王氏家族的利益。他的上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给成帝的舅舅王凤的。
王凤在元帝时就已袭封为阳平侯，官至卫尉、侍中。元帝有意废黜刘骜时，他与刘骜两人忧心重重，而刘骜年少时就对王凤比较亲近，所以成帝即位后便由他总揽朝政大权，满朝文武对他更是侧目而视。
张禹自忖除了有个“帝师”的虚名外，别无根底，与王氏不可同日而语。如今成帝要他与王凤“并领尚书”、“总秉诸事”，怎不令他“内不自安”，惊恐万分！他唯恐招来王凤的不满，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贬损，“欲退避风”。成帝不知他这番苦心，坚持要他“固心致思，总秉诸事”，又加赐钱物，又派太医替他看病，派使者过问病情。张禹不敢辜负皇帝的美意，只好硬着头皮“复起视事”。
不过张禹也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官虽然要当，但政事却尽量不管不问，朝中大小诸事，一切全由王凤做主。
王凤为人骄横跋扈，对那些刚直敢言、反对自己的大臣，百般陷害打击；但对那些阿谀逢迎之徒则报以官爵利禄。他看中了张禹的碌碌庸质，对他优容有加。河平四（公元前25年）年，王凤将丞相之位送给张禹，算是对他七八年间恭顺始终如一的奖赏。张禹对此感激涕零，更加不以政事为念，一门心思地“内殖货财”，先后买下了泾、渭之间比较肥沃的良田四百顷，并天天游歌荡舞，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中。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凤病死。临终前，他上疏推荐其从弟王音接替自己。王凤的亲弟弟王潭等人对王音“越亲用事”极为不满。王氏兄弟的这点纠葛，又使张禹心怀悸惧，寝食不安。他名义上虽是百官之长，实际上却是王氏家族施舍的对象；王氏家族内部明争暗斗，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唯恐自己卷入纷争，断送了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份荣华富贵。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初，张禹再次上书成帝，“以老病乞骸骨”。成帝再三挽留，张禹则反复请退。成帝拗不过他，只好听其自便。于是，张禹乘着御赐车辇，带着成帝赠送的百斤黄金，风风光光地回家养老去了。
张禹虽然告老还乡，成帝对他敬重不减当年：每逢张禹生病时，成帝便亲临问候；国家大政，他也常去与张禹商议，而且还对张禹“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张禹自感不久于人世，忙着自治家坟。他看中了平陵边上的一处地方，请求成帝赏赐给自己，成帝不顾当时执政的曲阳侯王根的反对，一口答应下来。成帝对张禹的如此厚爱，果然引起王氏家族的嫉恨。王根于是说张禹的坏话，背地里陷害张禹。成帝虽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但张禹却对此深怀忧虑，一直想找个机会，修补一下与王氏的关系。永和、元延年间，接连发生日蚀、地震现象。许多对王氏专权不满之人纷纷上书，说这些灾异皆因王氏擅政所起，要求成帝罢退王氏。成帝便向张禹请教，让他帮助自己拿个主意。张禹看到成帝带来的都是劾告王氏的奏疏，认为跟曲阳侯冰释前嫌的机会来了，他极力为王氏辩解说：“这些灾难与谁擅政并没有关系，皇上您不要听信馋言。”成帝听了这番话，便打消了对王氏的些许疑虑。王根听说此事，大喜过望，从此不再与张禹为难，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张禹虽然买通了王氏一门，却遭到诸臣的斥责。朝中正直人士闻知张禹袒护王氏，无不愤慨。名士朱云曾当着成帝及满朝公卿的面，斥骂张禹为“佞臣”，请求诛其以谢天下，哀帝即位后，大臣杜业也上书指责张禹是“奸人之雄”，有“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之罪。
【评议】
糊糊涂涂做事，圆圆滑滑为人，多玩些花拳绣腿，既可交差讨好上司，又不伤及对手毫毛，还可博得满堂喝彩，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
张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明哲保身，看似无奈之举，其实终归是“中饱私利”贻误社稷。
5．激流勇退——曾国藩保官护官升官
谦受益，满招损。古代臣子若是功高震主，就会成为主子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不是明摆着与皇帝做对要遭揍。所以有很多有大功劳的大臣，他们在立功之后懂得适可而止，激流勇退，不贪恋富贵温柔之乡，懂得行中庸之道安全退隐。
【事典】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始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共有湘军1万，水、陆军各5000，连其他人等共1．5万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幸亏被手下士兵所救，才自杀未遂。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3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失败之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统帅，他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更是羞愤交加，再次要投水自杀。这次投水幸亏又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的想死，只是为了收拢人心，由此可见曾国藩城府之深。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大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已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军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取了安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由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藩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尽归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的12年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对朝廷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
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
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
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
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飞黄腾达。
【评议】
曾国藩从一个文人到武将，从一个圣贤到不贪不恋安全退隐，其最大的精明之处，就是他行中庸之道，时时注意手中的权力过大，时时避功高震主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