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以和软的口气表示对打击炒风的看法：立法管制固然起一定作用，但管制太多不利楼市的发展。
这恰恰是港府最害怕的。李嘉诚不愧具有超人智慧。常言道，打蛇要打七寸。李嘉诚言语不多，但一语击中要害。
其实，地产商与港府在收益上已是连理共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无怪乎李嘉诚有恃无恐，敢与港府唱对台戏。
关键在于要敏锐地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抓住要点，就掌握了主动权，掌握了命运。
李嘉诚率领的地产群豪其实并没有善罢甘休。
1994年7月的《资本家》杂志中有一篇题为《地产商反弹香港》的文章写道：“在香港本财政年度第二次政府土地拍卖会上，出现了罕见的现象，逾10家地产发展商联手竞争投土地，土地虽然卖出，但收入却远逊于当局原先预期，使库房收入大为减少。”
“那次拍卖在5月底举行，共有两幅土地待沽，第一幅地皮由12家公司(长江实业、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恒基、恒降、太古地产、信和、新加坡发展地产、嘉里、南丰、中国海外及百利保)组成联盟，以20.4亿港元投得；另一幅土地由上述12家发展商，再加上广生行及应士国际，以51亿港元投得。那次成交额约低于现时市价格15%~30%。”
“分析家相信地产商的联合行动，是基于香港政府当局在过去半年来，不断收紧对买卖楼宇的限制，使房地产价格较去年底跌了约15%。由于当局表示还有进一步行动，所以地产商才联手投标土地，向当局提出警告，不要进一步进逼。”过去，各家仅仅是小联合，互相间在拍卖场上较个你死我活，如今大地产商联合变相垄断官地，无疑是李嘉诚的智慧和威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嘉诚经商箴言：
香港没有什么资源，就是香港人用其努力、毅力和智慧，养活着这600万人口的社会。
5.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一种以小赚大的手段。始作俑者是战国时期的陶朱公，这是他的经商原则。陶朱公就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范蠡，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辞去官职，与美女西施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成了一位著名的商人。时至今日已经几千年了，陶朱公的经商原理仍在延用。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的主要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也就是如何把握市场脉搏，巧抓商机。
李嘉诚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之可贵正在这里，他往往待机而动，因为早一步或迟一步都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必须有极高明的眼力，做到胸有成竹。
市场的脉搏是精明的商人非常注意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应该讲，最成功的商战都是紧跟市场而进行的一场智慧之战。李嘉诚的发迹是靠地产和股市，他的事业发展史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在生意场上体现了豪客的作风。他的生意原则是，赢利并不是无目的赌博，而是把握市场脉搏来一个“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李嘉诚借此大好时机，令长江实业骑牛上市。长实股票以每股溢价1港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个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李嘉诚第一步迈进股市就是典型的“高出”。
接着，1973年大股灾突然爆发，恒生指数于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975年3月，股市形势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
这时，具备超前眼光的李嘉诚，看到了股市的升值潜力，因此，在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基础上，亲自安排长江实业发行2000万新股，以每股3.4港元的价格售予他本人。
同时，李嘉诚还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这既讨得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了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息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后来赢得的实利远远超过了当年放弃的股息，这就是“低进”。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李嘉诚搏击股市的基本原则，他在这方面的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时，就是抓住卖家置地公司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前一天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就节省了近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港元1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结果净赚2.8亿港元。这就是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天水围之役，也是一次典型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战术运用实例。当时，由于港府的“惩罚性”决议，使天水围开发计划濒临流产，众股东纷纷萌发了退出之意。
早就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生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成了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财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大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的大股东“中信泰富”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低进高出，关键在于扣紧市场脉搏，眼光要准，出手时机要适宜。李嘉诚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
这似乎很神奇，其实不然。大凡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要研究这一规律，就要时刻关注整个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时势变化。一般股民坐井观天，眼睛只盯着股价变化表，而不探究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这样，就可能被表象、假象迷惑，时有被套住之虞，即使偶有所获，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李嘉诚经商箴言：
要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者，不单要努力，更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要有耐心，提出自己意见前，更要考虑别人的见解，最重要的是创出新颖的意念。然而，当你作出决定后，便要一心一意地朝着目标走，常常记着名誉是你的最大资产，今天便要建立起来。
6.巧妙筹划，四两拨千斤
武林高手在与对手过招时，并不死打硬拼，而是见势借势、见招拆招，以巧取胜。做生意同样如此，在自己势单力薄时，一定要学会巧借别人的资源为自己服务。
现代商业经营理论有这样一种观点：评价一位投资者的能力标准不再是他拥有的资金数量，而是他能够调动的资金数量。换句话说，就是能巧妙借助别人的力量和金钱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最佳结果是实现双赢。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
1860年，和记洋行成立，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刚刚成立时名气不大，无法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提并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家，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牛气冲天，展开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的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人与之相比。
祈德尊知道香港人多地少、地产业必然走旺，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遍地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祈德尊一味地吞并其他企业，所控公司高达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疯狂吞并产生了负面影响，用句俗话说就是“贪多嚼不烂”。祈德尊虽有“铁嘴钢牙”，但是“肠胃功能”太差，经常“腹泻不止”。很多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获得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出现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潭，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时隔两年，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家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那么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九龙仓的同时，也梦想得到和记黄埔。他放弃九龙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收购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像收购九龙仓那样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强反抗。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企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避实击虚，去瘦留肥，这便是李嘉诚舍弃九龙仓而收购和黄的出发点。
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力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步入正常轨道，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能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是个福音。
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长实财力不足，蛇吞大象，难以下咽。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的回报。这份回报是不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l000多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看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于是，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前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内，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急升25.69点，成交额4亿港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有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
此役使李嘉诚博得了“超人”雅号，但他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但也可以看出其为人的厚道。
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而是一锤定音。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