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自己打算方面，蚂蚁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但是在一座果园或花园里，它就是害虫了。当然，越是深爱自己的人，对公众就越有害无益。所以，应当把利己之心与为人之心理智地分开。对自己要诚实，不要欺骗他人，尤其是要对君主和国家忠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私心，这是很可悲的。那就像地球一样。因为只有地球是以自己为中心，其他一切天体则是以他物为中心而运行的，并且对这些别的物体是有利的。一切事物都以自己为标准，这对一个君主来说或许是可恕的，因为君主自身并不就是他们个人，相反，他们的善恶乃是公众的安危之所系。但是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一位君主的臣仆或一个共和国的公民身上，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无论何事，如果经过这人的手，肯定会因他的私利而遭到歪曲的。而这种行为一定常常是与他的君主或国家的利益相违背的。因此，君主或国家元首应当选择没有这种性情或习惯的臣仆，除非他们有意要利用这种人办理一些琐碎之事，那么是可以有例外的。为私的最大的弊端就是使事情完全失度。先顾及到臣仆的私利，然后才是主上之利益，这就很不相称了。然而有时竟会因臣仆的小利，而置主上的大利于不顾，这样的害处最大了。这就是那些不良的官员、财吏、使节、将帅以及其他的奸臣酷吏所做的事情。这种善于自谋的情形，使他们不走正路，总是倾斜于自己的微利与恩怨，而导致君主那些重大事项的失败。然而就最大多数情况而言，这般臣仆所得到的好处只不过是他们个人的好运气而巳，但是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以及造成的危害，却与其君主的祸福息息相关了。而且，那些极端自私的人之所以引火烧房，只是为了烤熟鸡蛋，他们的天性就是如此曰然而这样的人往往会得主上的信任，因为他们很注意揣摩和逢迎主人的心思，并从中给自己牟利。为了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项，他们都会完全将主上的利益抛在脑后。
在许许多多的聪明之中，善于为自身牟利的聪明是一种卑鄙的聪明，就像那房屋倒塌之前迅速逃离的老鼠，就像那驱逐为自己挖掘洞穴的獾的狐狸，就像那要吞噬猎物时会落泪的鳄鱼。但是，尤其应当注意的是，那些“爱自己甚于任何人的人”就像西塞罗说庞培那样冤往往是不幸的。他们虽永远为自己而牺牲他人，但是最后他们却成为福祸无常的命运的牺牲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以前曾经用智谋缚住了福祸之神的双翼。
论革新
一切生物在初生之时都是不完美的，一切革新也是如此，因为革新是时间的新生儿。虽然这样，有如打下江山的人通常比继任者更强，最初的先例如果是好的冤也是后人很难模仿的。因为就人性而言，“恶”似乎有一种自然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持续的发展中最为强大。而“善”似乎缺乏那种原动力，总是在开始时最强。无疑的，每一种药的发明都是一种革新，不愿意用新药的人，一定要做好得其他病的心理准备，因为时间是最伟大的革新家。如果时间可以使事物自然而然地衰败下去，并且智慧和忠告并不能使之出现转机，结局将会怎样呢？的确，约定俗成的事物，尽管并不好，但至少会适合时世，并且久而久之，就会适应这一切的。而新事物尽管有用，却与旧习俗不太相符，就是因为与旧事物的不相融，容易引起麻烦。此外，它们像外乡人，虽然让人艳羡，却很少真正受欢迎。假如时间是静止不动的，这些话都不错。可时间是不断向前行进的，所以，恪守旧习本身也会带来动荡，与革新没有什么不同；而那些过于尊崇古老传统的人也不免受到世人的嘲笑。因此，那些有志改革的人们最好向时间学习。要知道，时间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新家，因为它的变革是悄无声息的，其渐变几乎不为人所觉察。如果不然，任何新事物都不会被看好，任何改变必定会有所损坏，受益的人固然欢欣，一切要看时机如何；受损失的人则必然会归罪于改革的发起者。还有，除非是迫切需要或者特别有用的时候，最好不要在国家中试行新政；并且应当注意，改革必须确实有必要才发起，而不是出于标新立异的想法，假装很渴望改革的样子。最后，革新的举动虽不一定遭到拒绝，但却应该像对待嫌疑犯一样审慎，千万不可以草率从事。正如《圣经》上所说：我们应站在古道上，环顾四野，找到笔直而正确的康庄大道，然后顺着这条路阔步前行。
论敏捷
急于求成是做事的最大危险之一。就好像医生所说的“前消化”或“过速消化”一样，一定会使人体中酸液过多，埋下各种疾病的祸根。因此，不能以做事耗时多少做为评价是否敏捷的标准，而应当以事业进展的程度为标准。同样，在赛跑中，速度并非是步子迈得最快或腿抬得最高。因此在事业上，迅速与否在于是否专心致志于一件事，而不在于是否一次包揽许多事。有些人只是追求表面上的迅捷，一心只要显示自己能在短时期内做许多事，甚至还会把并未办完伪装成巳经了结的样子。然而以紧密的手段缩短办事时间是一件事，以省略的手段缩短时间又是另外一件事。与此相似，通过几次会议办成的事每每需要再次返工，原因是做出的决定太草率。我认得一位智者，当他看见别人急于达成决议的时候，常说一句俗语院“稍待一会儿，我们就会更快！”另一方面，真正的敏捷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时间是衡量事业的标准，就如金钱是衡量货物的标准一样。所以做事太磨蹭，一定会在事业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斯巴达人和西班牙人曾以办事迟缓而闻名，因而有一句谤语院“我宁愿采用西班牙式的死法”曰因为这样死亡一定来得很慢。应当好好听那些报告消息的人说，宁可报告之前下指示，也不要在他们讲话过程中插嘴。因为人们在说话的时候被人打断，不免就会重复，并且他靠着记忆复述，比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更为冗长乏味。但有时那些乱插话者比发言冗长者更令人讨厌。重复说话多半是浪费时间。但是，再没有比反复强调某事的要点更为节省时间的了，因为这样一来，那些琐碎无关的话在将要说出时都被删减掉了。冗长而琐屑的言辞之于敏捷，就如同宽袍长裙之于赛跑一样。前言、承转的套话、致歉的话以及其他关于一个人自身的话都是极大的浪费时间；并且它们虽然好像是出于谦虚，其实是做做样子而巳。然而当一个人心里有阻挠或反对之意的时候，应当留神，不可过于直截，因为怀有先人之见的心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前言的，就好像对病患者一定要先经过一道热敷，然后方可用药，这样药效才能发挥。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次序、分配以及选择是敏捷的关键所在，只是这种分析不要过于精细。因为不善于分析的人永远不会做事，而分析过细的人则永远不会干净利落地把事情做好。选择时间就意味着节省时间，而不得要领的行动则等于乱放空炮。做事情通常有三个步骤一准备、讨论或审查冤以及完成。如果你想要迅速完成的话，在这三项中，只有中间一项是多数人的工作，第一项与最后一项则是少数人的工作。把要讨论的事先写个草案，然后依据所写的东西商议，在极大程度上是有助于提高速度的。因为即使所写的那些意见或计划被完全推翻，然而有所否定的决议总比模糊不定的讨论更富有指导意义，就像灰烬比尘土更有助于植物的生长一样。
论小聪明
曾经有这样一种观点，说法国人实际上比他们看起来更聪明，西班牙人表面上比实际上更聪明。但是不论这个国家的人是否如此，人与人之间的情形的确是这样的。关于虔诚，圣保罗曾说过：野徒有虔诚之表，却违背了虔诚的本义。”与此相似，有人在学识和能力上没有或很少有什么作为，而外貌给人的感觉却很庄严：小聪明大糊涂。这些徒有其表的人究竟有什么手段，利用什么样的法术使虚浮的表面竟如有深度有体积的实体一般。在有见识的人眼里，这真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情，并且是适合做讽剌文学的素材。有些人很隐秘和保守，除非在暗处，不然他们不会把东西拿出来给人看，似乎总是心里有话却不肯明言。当他们知道自己对所说的事不甚了解的时候，就会故弄玄虚，让人家以为他们知道许多不能明说的事情。有些人借助于表情和手势，喜欢装腔作势，正如西塞罗说皮索的话，当皮索回答西塞罗话的时候，总是将一道眉毛扬至额头，把另一道眉毛弯到下巴上去。有些人专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独断地评论任何不了解的事物，似乎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不能证实的话获得认可，从而显示出自己的高明。有些人对于任何超出他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都装出一副蔑视的样子，企图以轻蔑来掩饰自身的愚昧无知，似乎那些都是无关紧要和稀奇古怪的事。有些人总是有不同的见解，他们通常用一种狡诈的方式来娱乐人们，以转移问题的重心。关于这种人，正如盖利亚斯所说的，是“一个完全靠穿凿附会来败坏事情的疯子”。关于此类人，柏拉图在他的《普罗塔哥拉斯》中，把普罗第嘻斯作为嘲笑的对象。柏拉图让他做了一篇演讲，从头到尾全都是在批评别人与他的分歧。一般而言，这样的人在所有的议论中，容易站在否定的一方，并且希望通过否决和预测艰难获得荣誉；因为当各种提议一经否决就会宣告结束，但如果它们一旦被通过，那就需要新的工作了；处理事情的时候，这种假聪明是一个祸根。总之，即使是生意萧条的商人或破落子弟，为了维持他们的阔面子，也不会像这种虚伪的人一样，为了保持他们的才名而施展如此多的诡计。假聪明的人也许可以设法得到名声曰但是最好没有人任用他们曰因为，用一个有点荒唐的人，也比用一个过于重视虚名的人好，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论友谊
“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说这话的人在寥寥数语之中，竟然能把真理和邪说放在一起，也真是太为难他了。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心里有一种天生的、隐秘的对社会的憎恨嫌弃，那么，这个人不免会有点儿像野兽，这是非常真实的；然而，要说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一点儿神灵的性质，则是极不真实的。只有一点可以例外，那么就是这种憎恨社会的心理不是出于对孤独的热衷，而是出于一种想退出社会以求更高洁的生活的心理。有一些异教徒曾经冒充过这样的人，如克瑞蒂人埃辟曼尼底斯、罗马人努马、西西利人安辟道克利斯和蒂安那人阿波郎尼亚斯均是如此；而基督教会中许多的古隐者和长老的确是这样的人。但是一般人并不大明白什么是孤独，以及孤独的范围。因为在没有“仁爱”的地方，一群人并不能算做一个团体，这么多面孔无非是各不相干的图案罢了；而交谈的时候，只不过像铙钹一样叮当作响罢了。有句拉丁成语大概能够形容这种情形：“一座大城市其实就是一片大荒野而巳”；因为在一座大城市里，朋友们各自散居，所以总体上来说，不像在小一点的城镇里，有那样朝夕相处的交情。但是我们不妨更进一步并且很真实地断言，缺乏真正的朋友是一种最纯粹和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他的世界不过是一片荒野；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孤独，凡是天性不配交友的人，其性情可说是更类似于禽兽而不是人类。
友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使人胸中的愤懑抑郁之气得以宣泄释放，这些不平之气是由很多种情感引起的。我们知道，性情幽闭对于人的身体最为危险，在人的精神方面也是如此。你可以服撒尔沙以通肝，服铁剂以通脾，服硫华以通肺，服海狸胶以通脑。然而，除了一个真心的朋友之外，没有一样灵丹妙药是可以通心的。对一个真心的朋友，你可以传达你的忧愁、欢悦、恐惧、希望、疑忌、浄言，以及任何压在你心头的情绪，有如在教堂之外忏悔一样。
在我们看来，有许多伟大的君主帝王非常重视我们所说的友谊的效用，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是那样地看重友谊，以至于往往不顾自己的安危与尊荣。大概做君主的，由于他们与臣民之间在地位上有距离的缘故，是不能真正享受友谊的一除非他们（为使自己能享受友谊起见）把某人擢升到他们的伴侣或同辈的地位，然而这样做的话，往往会带来不利的结果。像这样的人，现代语叫做“宠臣”或“私佞”，好像他们之所以能到这种地位，仅仅是由于主上的恩宠或君臣之间的亲近似的。然而罗马语中有一个字眼，能够把这种人的真正用途及其擢升理由表达出来。罗马语把这种人叫做“分忧人”，因为真能使君臣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还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事情并不限于性格懦弱、敏感的君主，即从来最有智有谋的君主，也往往与臣属中某人结交，视他为朋友，并让旁人也以君王的友人称呼他们，君臣之间所用的这种称谓就和普通私人之间所称呼的一样。
当苏拉任罗马独裁者的时候，把庞培即后来被人称为“伟大的”庞培的那一位冤擢升到很高的地位，以至于庞培自诩说苏拉也不是他的对手。因为有一次，庞培曾推举他的一位朋友当执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