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在部里播新闻的时候暂时安静了一会儿，这时又说了起来，音量和刚才一样大。不知为什么，温斯顿发现自己突然想起了帕森斯太太，想起了她稀疏的头发和脸上褶子里的灰尘。不出两年，那些孩子就会把她交给思想警察。帕森斯太太会被蒸发。塞姆会被蒸发。温斯顿会被蒸发。奥伯良会被蒸发。然而，帕森斯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个呱呱叫的没有眼睛的家伙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些小个子的、像甲虫一样在各部迷宫一样的走廊里疾走如飞的人一他们也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个小说处的黑发姑娘一她也永远不会被蒸发。他好像本能地知道谁会幸存、谁会灭亡：虽然，幸存的条件是什么，这不太好说。
这时，他猛地从沉思中惊醒。旁边桌上的那个姑娘侧着身子，一直在看他。正是那个黑发姑娘。她斜斜地看着他，眼中有一种奇怪的专注的神情。他们的目光一相遇，她就把目光移开了。
汗从温斯顿的脊梁上冒了出来。一阵可怕的恐惧感袭遍了他全身。这种感觉几乎立刻就消失了，但是留下了一种令人烦恼的不安。她为什么看他？她为什么总是跟着他？不幸的是，他想不起那个姑娘是在他之前来的，还是之后。但无论如何，昨天，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就坐在他身后，没有任何明显的必要。她的真实目的很可能是听听他的反应，看他叫得够不够响。
原先的一个念头又回到他的脑海中：也许她其实不是思想警察，而是一个业余间谍，这才是最可怕的。他不知道她看了多久，也许有五分钟，他可能没有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表情。在公共场合或者电幕的视野内出神，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最小的细节也能泄露你的心事。一个紧张的抽搐，一个无意识的焦虑表情，一个自言自语的习惯一任何暗示着不正常心态的细节，暗示着你有不可告人的事的细节。不管怎样，脸上带有不恰当的表情（例如，在宣布胜利喜讯的时候显得不太相信冤本身就是一个应当惩罚的过错。新话中甚至有一个关于这个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再次用背对着他。也许她并没有真的跟踪他；也许一连两天她都坐得离他那么近只是一个巧合。他的烟灭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烟放在桌子边上。他要留到下班以后再抽，如果烟丝不掉出来的话。旁边桌上的那个人很可能是思想警察的间谍，也许不出三天温斯顿就会被关到仁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但一支烟头是不能浪费的。塞姆折起那张纸，放进口袋里。帕森斯又说了起来。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老弟，”他一边叼着烟斗笑着，一边说，“那次我那两个小家伙放火烧了那个卖东西的女人的裙子，因为他们看见她用老大哥的海报包香肠？他们偷偷摸到她身后，用一盒火柴点着了她的裙子。我想一定把她烧得够呛。小兔崽子们，啊？但真是积极！这是他们现在在小小间谍队里接受的一流训练一比我那时候强。你知道他们最近发给孩子们什么东西吗？一个可以透过钥匙孔偷听的听筒！我女儿昨天晚上拿回来一个，在客厅门上试了试，她说比直接用耳朵听清楚两倍。当然了，别忘了，这只是个玩具。但是教给孩子们的想法是对的，啊？”
这时，电幕发出了一声剌耳的哨音。这是回去工作的信号。三个人跳起来加人了挤电梯的行列，温斯顿的烟头里剩下的烟丝也掉了出来。
温斯顿在日记中写道：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的狭窄的小街上。她站在墙里的一个门洞旁，头顶上的街灯几乎发不出什么光。她的脸很年轻，粉涂得很厚。吸引我的正是那厚厚的脂粉，那张脸白得像一张面具，嘴唇涂得鲜红。女党员从来不涂脂抹粉。街上没有别人，也没有电幕。她说两块钱。我--他一时很难写下去。他闭上双眼，用手指压住眼球，想把那不断重现的一幕挤出去。他几乎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欲望，想大声喊出一串脏话。或者用头撞墙，踢桌子，拿起墨水瓶向窗户扔去一反正做一件要么暴力、要么喧闹、要么痛苦的事，把那个折磨他的记忆抹掉。
他想，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心中的紧张任何时候都可能化作某种看得见的症状反映出来。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看见的一个人：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党员，大约三十五或者四十岁，又高又瘦，提着一个公文包。两人相距几米远的时候，那个人的左脸突然抽搐了一下。他们擦肩而过时又发生了一次：那只是一个抽动，一个颤抖，像相机快门一样快，但显然是习惯动作。他记得自己当时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蛋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在所有危险中，最致命的是说梦话。他认为这根本没法防备。
他吸了一口气，继续写道：
我跟着她进了门，穿过后院，来到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里。靠墙放着一张床，桌上有一盏灯，灯光调得很暗。她一他感到厌烦。他想吐口水。一想到那个地下室厨房里的女人，他就想到了凯瑟琳，他的妻子。温斯顿是结了婚的一无论如何，他结过婚：也许他仍然是个结了婚的人，因为据他所知，他的妻子没有死。他好像又闻到了地下室厨房里闷热的空气，那种混合着虫子、脏衣服和劣质的廉价香水的味道，但仍然很诱人，因为女党员从来不用香水，你根本想象不出她们用香水的样子。只有无产者才用香水。在他的脑海中，这种味道是与私通牢牢联系在一起的。
跟那个女人走是他大约两年以来的第一次出轨。嫖妓当然是禁止的，但这种规定偶尔也可以斗胆打破一下。这确实很危险，但还不至于要了你的命。嫖妓被抓到可能被判劳改五年：仅此而巳，如果你没有犯别的错误的话。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要别被当场抓住。在贫民区里，到处都是愿意卖身的女人。有的只要一瓶杜松子酒，无产者是不允许喝杜松子酒的。党甚至心照不宣地鼓励嫖妓，为了发泄不能完全压抑的本能。一时的荒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是偷着干的而且毫无乐趣，参与的女人又来自堕落下贱的阶级。不可原谅的是党员之间的滥交。可是，虽然大清洗中的罪犯一律坦白曾经犯过这种罪，还是很难想象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
党的目的不仅是阻止男女之间发展难以控制的相互忠诚。它真正的、秘而不宣的目的是消除性行为的所有乐趣。真正的敌人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情欲，无论在婚内还是婚外。所有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经一个专门委员会批准，虽然这个委员会从来没有清楚地交代过它的原则，但是如果一对男女看上去相互吸引，他们的申请一定会被拒绝。婚姻唯一被认可的目的就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视为有点恶心的小手术，像灌肠一样。这种观念从来没有直白地表达过，而是从每个党员的童年开始，间接地灌输进了他们的脑子里。甚至还有像青年反性团这样的组织，提倡男女终生禁欲。所有的孩子都将由人工授精产生（新话叫“人授”），并且在公共机构里养大。温斯顿知道，这种说法未必是认真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党的思想。党试图扼杀性本能，或者，如果扼杀不了的话，就歪曲它、丑化它。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这样看起来又很自然。而且就女人而言，党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
他又想起了凯瑟琳。他们分手大概有九年？十年？一快十一年了。奇怪的是他很少想到她。他能一连好几天忘记自己曾经结过婚。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十五个月。党不允许离婚，但是鼓励分居，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凯瑟琳是个高个子的金发女人，身材挺拔，动作优美。她有一张大胆的、像鹰一样的脸，甚至可以称得上高贵，如果你没有发现她的皮囊之下空空如也的话。刚结婚他就发现一也许是因为他了解她胜过了解大多数人一她的思想毫无例外是他所见过的人中最愚蠢、最庸俗、最空洞的。她满脑子都是口号，接受党交给她的一切，无论有多愚蠢，她没有不接受的。他在心里戏称她为“人体录音机”。然而，要不是因为一件事，他和她还能过得下去，那就是性。
他一碰她，她就本能地畏缩，变得很不自然。拥抱她就像拥抱一个有关节的木头人。奇怪的是，即使当她紧紧拥抱他的时候，他也觉得她似乎在同时将他用力推开。她僵硬的肌肉给了他这种印象。她常常闭着眼躺在床上，既不反抗，也不合作，而只是服从。这非常令人尴尬，而且，时间长了让人受不了。但是即使这样，他也可以忍受，只要他们同意禁欲。但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拒绝了。她说，他们必须尽可能生一个孩子。所以这一幕持续上演着，只要有可能就每周一次，很有规律。她甚至早晨会提醒他，好像那是晚上必须要做而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她给它起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我们对党的义务冶：没错，她真的是这么说的。很快，每当那个约定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就非常恐惧。不过幸好没有孩子，她终于同意放弃尝试，不久他们就分手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了口气。他再次拿起笔写道：
她倒在床上，立刻没有任何准备动作以想象得到的最粗俗最可怕的方式，掀起了自己的裙子。我--他看见自己站在昏暗的灯光下，鼻孔里充斥着虫子和廉价香水的味道，心里有一种失败和憎恶的感觉，即使在当时，那种感觉也使他想起凯瑟琳雪白的、被党的催眠术冻住的身体。为什么总是这样？为什么他不能拥有自己的女人，而只能若干年干一次这种肮脏的勾当？但是，真正的爱情是几乎不可能的。女党员都一样。贞操和对党的忠诚一样深深铭刻在她们心里。通过细致的早期影响，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学校、小小间谍队和青年团反复灌输给她们的垃圾，通过讲座、游行、歌曲、口号和军乐，自然的感觉被一扫而净。理智告诉他一定会有例外，但他的心不相信。她们都不容亲近，像党希望的那样。他想要的甚至不仅是被爱，而是摧毁美德铸成的铜墙铁壁，哪怕一生只有一次。成功的性行为就是反叛。欲望就是思想犯罪。甚至唤起凯瑟琳的性欲一如果他能够做到的话一也是一种引诱，虽然她是自己的妻子。
但是故事还要写下去。他写道：
我拧亮了灯。我在灯光下看见她--黑暗过后，煤油灯的微光显得非常明亮。他第一次可以好好看看这个女人。他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停住了，心中充满了欲望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来这里所冒的风险。他很可能在出门的时候被巡逻队抓住：如果那样的话，此刻他们可能正等在门外。如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离开一！
一定要写下来，一定要坦白。他突然在灯光中看见的是，那个女人巳经很老了。她脸上涂了那么厚的粉，好像戴了一个纸板做的面具，很可能会裂开。她的头上有一缕一缕的白发；但真正可怕的是，她的嘴微微张开，露出了一个什么也没有的黑漆漆的洞。她的牙都掉光了。
他急促潦草地写道：
我在灯光下看见她是个老太婆，至少有五十岁了。但我还是上前干了那件事。
他又把手指按在眼皮上。他终于写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分别。这个疗法不起作用。想要高声骂脏话的欲望从未如此强烈。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只有在占大洋国85%人口的被忽视的成群的民众中，才有可能产生摧毁党的力量。党不可能从内部被推翻。党的敌人，如果有的话，不可能聚集起来，甚至不可能认出对方是自己人。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存在一这是有可能的一也很难想象它的成员能大量聚集，最多三三两两而巳。反叛只是一个眼神，一个语调的变化；最多只是偶尔的一句耳语。但是，如果无产者能以某方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的话，他们根本不需要密谋。他们只要站起来，像马抖掉身上的苍蝇一样轻轻一抖就行了。只要愿意，明天早上他们只要吹口气就能把党粉碎。他们总有一天会想到这么做的吧？可是一！
记得有一次他走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从前面的一条小街上传来几百个声音一几百个女人的声音一在大声叫喊。那是一种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叫喊，那低沉响亮的“一一”声好像大钟的轰鸣在不断回响。他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开始了！他想。是暴动！无产者终于解放了！到了那儿，只见两三百个女人挤在路边市场的货摊周围，表情好像沉船上的乘客一样凄惨。但是这时，集体的绝望巳经变成了大量的个人争吵。看来有一个摊子在卖铁锅。那种锅又薄又不结实，但任何炊具都是抢手货。现在，供应巳经出人意料地结束了。买到的女人被别人挤来挤去，想拿着锅离开，几十个没有买到的女人围着摊子大吵大闹，说摊主开后门，说他囤积惜售。又有人一声叫喊。两个身材臃肿的女人，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正在抢同一个锅，想从对方手里夺过来。两人抢来抢去，突然，锅柄被拉掉了。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然而，片刻的功夫，那从几百个喉咙里发出的喊声蕴含着几乎可怕的力量！为什么他们的喊声从来不用在任何重要的事情上呢？
他写道：
只有觉醒之后才会反抗，只有反抗之后才会觉醒。
他想，这简直像从党的教科书上抄下来的。当然，党声称巳经解放了无产者，使他们不再受奴役。革命前，他们被资本主义者无情地压迫着，挨饿挨打，女人被迫去挖煤（事实上，女人现在还在挖煤），孩子六岁就被卖到工厂去干活。但是同时，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育人们无产者天生下贱，必须像对付动物一样，用几条简单的规矩使他们服从。事实上，人们对无产者知之甚少。没有必要了解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不断生育，其他的活动一概不重要。由于像阿根廷平原上的野牛一样无人管理，他们又回到了古老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工作，度过短暂的妙龄青春和纵情岁月后，在二十岁结婚，三十岁步人中年，大多数人在六十岁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