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
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
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
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
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
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
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
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
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
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
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
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
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
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
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
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
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
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
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
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
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
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
答案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