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止是平常所谓“守经”与“达权”的问题。这是道德的性质的问题，是道德的中心问题。荀卿说的最好：“人无动而不与权俱。”权是一个秤锤。道德本无定名，只是虚位，就如那秤上的星点一样。道德的生活是随时随地求个正当的生活，就如那秤上的提绳一样，故说“人无动不与权俱”。假如天下的道德都是不变的，都是不须随时随地去求个正当的，那么，我们只消凭着理想做一部《道德经》或一部《道德教科书》，就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世而不惑了。道德教育就不成问题了。无奈人事是复杂的、变迁的、个别的。因为复杂，故没有简单的应付；因为变迁，故没有刻板的标准；因为个别，故没有根本的解决。明末高攀龙说得好：
唯权乃所以为经也。非权则经不可用矣。经，譬之秤也。权，则秤锤也。秤一定不可移，（即我说的那秤上的星点，还即是虚位，并非真一定不可移。）权则随轻重而定。故权字即时字也。
（《东林论学语》上）
我们现在可以下“道德”的定义如下：
依着个人的智慧的光明，对于那复杂、变迁、个别的人事问题，在行为上随时随地做相当的应付：这就是道。
这种行为，久而久之，习惯了，圆熟了，不须勉强了，成了品性了。这就是品格的养成，这就是德。
现在我们可以讲“道德教育”了。
向来中国人的道德教育有三种：
第一，大多数人的道德教育完全是不名道德教育的道德教育。他们不晓得什么“修身”、“正心”、“伦理”，他们也不晓得什么“性”、“仁”、“良知”、“主敬”。他们的智慧是很有限的，他们的生活问题也是很有限的。他们用那有限的经验与知识来应付那有限的生活问题，——一点一滴的活知识，用在一点一滴的活问题上，——居然也往往有很正当的行为，居然也往往养成很正当的品格。
第二，还有少数的人，想从书本子里得着一种道德教育。他们谈心，谈性，谈良知良能，谈正心诚意，谈主一主敬，谈修身，谈道德仁义。然而这种道德教育的效果可实在不多。有时候，他们用强制的方法，立功过格，写座右铭，至多也不过成一种束身自保的道学先生。有时候，这种功夫完全当不得一个粉面村姑娘的一盼，也禁不住一只大元宝的光焰。比较上，功效最大的还是一部《觉世真经》，和一部《太上感应篇》、一篇《阴骘文》。清朝的刑名大家汪辉祖，学问总算是好的了，然而他自己说他一生所以不敢做恶事，全靠他每天早起念三遍《感应篇》！其实何止汪辉祖一个人？一部《正谊堂全书》（清张伯行编刻，为程朱一派的理学书的最大结集。）那里比得上这一小本《太上感应篇》？这种书本子里的道德教育，充其量不过是一班《感应篇》的信徒；他们不敢做恶事，因为怕近报在己身，远报在儿孙；他们也做点好事，因为他们要积点阴骘，延寿一纪，贵子双生！天下的大傻子也出在他们里面，天下的大奸巨猾也出在他们里面。最大的成绩也不过几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好好先生。若想单靠这种道德教育就可以产出一些能做大事的王守仁、曾国藩，那是没有希望的。
第三，到了晚近的时期，一些谈教育的人提出“三育”的名称：体育、智育、德育，——在学校的课程里分出一两点钟来，专教“德育”。小学里叫做读经与修身，中学以上叫做读经与伦理。这种教育效果，我们也看见了。学生见了这种功课，觉得毫无趣味，打瞌睡的打瞌睡，看小说的看小说。即使用功的学生把一部修身教科书记得烂熟，考试时得着个一百分，究竟于学生的行为上有什么用处？况且我们既把“德育”特别提出，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那么，其余的学科——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理化、博物等，——明明也是可以宣告独立的了。当初提倡“三育分立”的人，本意是提高“德育”，不料反把“德育”降为一种讨厌的科目！
以上三种道德教育的方法，我们若用成绩来批评他们，自然要算第一种“不名道德教育的道德教育”的成绩最大了。我们中国的背脊骨，还须靠这一班真有道德的老百姓。其余那两种“自命道德教育的道德教育”，却不曾有什么可以使人心服的成绩。这种比较，使我们明白一个教训：
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远不如不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换句话说，就是：“直接教道德，远不如间接教道德。”再说的骇人一点，就是：“教道德，远不如不教道德。”“间接教道德”就是用经验与知识来应付生活的问题，这虽不是教道德，而结果却是一种最有成效的道德教育。
那么，我们难道应该完全效法这种自然的、不自觉的道德教育吗？这又不然。这种不自觉的道德教育很有流弊：（1）因为不自觉，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此为在天津教育厅的讲演词，全稿未写完，故难于确定写作日期。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
慈幼的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这三点都很扼要，只可惜我们中国禁不起这三层考察。这三点之中，无论那一点都可以宣告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我们怎样待孩子？我们怎样待女人？我们怎样用我们的闲暇工夫？——凡有夸大狂的人，凡是夸大我们的精神文明的人，都不可不想想这三件事。
其余两点，现今且不谈，我们来看看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从生产说起。我们到今天还把生小孩看作最污秽的事，把产妇的血污看作最不净的秽物。血污一冲，神仙也会跌下云头！这大概是野蛮时代遗传下来的迷信。但这种迷信至今还使绝大多数的人民避忌产小孩的事，所以“接生”的事至今还在绝无知识的产婆的手里，手术不精，工具不备，消毒的方法全不讲究，救急的医药全不知道。顺利的生产有时还不免危险，稍有危难的证候便是有百死而无一生。
生下来了，小孩子的卫生又从来不讲究。小孩总是跟着母亲睡，哭时便用奶头塞住嘴，再哭时便摇他，再哭时便打他。饮食从没有分量，疾病从不知隔离。有病时只会拜神许愿，求仙方，叫魂，压邪。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靠天，只是侥幸长大，全不是人事之功。
小孩出痘出花，都没有科学的防卫。供一个“麻姑娘娘”，供一个“花姑娘娘”，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若安全过去了，烧香谢神；小孩子若遇了危险，这便是“命中注定”！
普通人家的男孩子固然没有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女孩子便更痛苦了。女孩子到了四五岁，母亲便把她的脚裹扎起来，小孩疼的号哭叫喊，母亲也是眼泪直滴。但这是为女儿的终身打算，不可避免的，所以母亲噙着眼泪，忍着心肠，紧紧地扎缚，密密地缝起，总要使骨头扎断，血肉干枯，变成三四寸的小脚，然后父母才算尽了责任，女儿才算有了做女人的资格！
孩子到了六七岁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进学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是“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叫做“念死书”。
因为念的是死书，所以要下死劲去念。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许多小孩子都要逃学。逃学的学生，捉回来之后，要受很严厉的责罚，轻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磨折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
这是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堂不算好学堂，他们的医院也不算好医院。但是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宽恕的。
几十年来，中国小孩子比较的减少了一点痛苦，增加了一点乐趣。但“慈幼”的运动还只在刚开始的时期，前途的工作正多，前途的希望也正大。我们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固然要宣传慈幼运动的重要，一方面也应该细细计划慈幼事业的问题和他们的下手方法。中华慈幼协济会的主持人已请了许多专家分任各种问题的专门研究，我今天也想指出慈幼事业的几个根本问题，供留心这事的人的参考。
我以为慈幼事业在今日有这些问题：
（1）产科医院和“巡行产科护士”（Visiting nurses）的提倡。产科医院的设立应该作为每县每市的建设事业的最紧急部分，这是毫无可疑的。但欧美的经验使我们知道下等社会的妇女对于医院往往不肯信任，她们总不肯相信医院是为她们贫人设的，她们对于产科医院尤其怀疑畏缩。所以有“巡行护士”的法子，每一区区域内有若干护士到人家去访问视察，得到孕妇的好感，解释她们的怀疑，帮助她们解除困难，指点她们讲究卫生。这是慈幼事业的根本要着。
（2）儿童卫生固然重要，但儿童卫生只是公共卫生的一个部分。提倡公共卫生即是增进儿童卫生。公共卫生不完备，在蚊子苍蝇成群的空气里，在臭水沟和垃圾堆的环境里，在浓痰满地病菌飞扬的空气里，而空谈慈幼运动，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3）女子缠足的风气在内地还不曾完全消灭，这也是慈幼运动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4）慈幼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养成有现代知识训练的母亲。母亲不能慈幼，或不知怎样慈幼，则一切慈幼运动都无是处。现在的女子教育似乎很忽略这一方面，故受过中等教育的女子往往不知道怎样养育孩子。上月西湖博览会的卫生馆有一间房子墙上陈列许多产科卫生的图画，和传染病的图画。我看见一些女学生进来参观，她们见了这种图画往往掩面飞跑而过。这是很可惜的。女子教育的目的固然是要养成能独立的“人”，同时也不能不养成做妻做母的知识。从前昏谬的圣贤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现在我们正要个个女子先学养子，学教子，学怎样保卫儿童的卫生，然后谈恋爱，择伴侣。故慈幼运动应该注重（甲）女学的扩充，（乙）女子教育的改善。
（5）儿童的教育应该根据于儿童生理和心理。这是慈幼运动的一个基本原则。向来的学堂完全违背儿童心理，只教儿童念死书，下死劲。近年的小学全用国语教课，减少课堂工作，增加游戏运动，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我知道各地至今还有许多小学校不肯用国语课本，或用国语课本而另加古文课本；甚至于强迫儿童在小学二三年级作文言文。这是明明违背民国十一年以来的新学制，并且根本不合儿童生理和心理。慈幼的意义是改善儿童的待遇，提高儿童的幸福。这种不合儿童生理和心理的学校，便是慈幼运动的大仇敌，因为他们的行为便是虐待儿童，增加学校生活的苦痛。他们所以敢于如此，只因为社会上许多报纸和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都还是用死文字做的，一般父兄恐怕儿女不懂古文，将来谋生困难，故一些学校便迎合这种父兄心理，加添文言课本，强迫作文言文。故慈幼运动者在这个时候一面应该调查各地小学课程，禁止小学校用文言课本或用文言作文；一面还应该为减少儿童痛苦起见，努力提倡国语运动，请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把一切法令公文改成国语，使顽固的父兄教员无所借口。这是慈幼运动在今日最应该做而又最容易做的事业。
杜威论思想
杜威先生的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但是应付环境有高下的程度不同。许多蛆在粪窖里滚去滚来，滚上滚下；滚到墙壁，也会转弯子。这也是对付环境。一个蜜蜂飞进屋里打几个回旋，嗤的一声直飞向玻璃窗上，头碰玻璃，跌倒在地；他挣扎起来，还向玻璃窗上飞：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头；他飞到玻璃上，爬来爬去，想寻一条出路：他的“指南针”只是光线，他不懂这光明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气一样，何以飞不出去！这也是应付环境。一个人出去探险，走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树林里，迷了路，走不出来了。他爬上树顶，用千里镜四面观望，也看不出一条出路。他坐下来仔细一想，忽听得远远的有流水的声音；他忽然想起水流必定出山，人跟着水走，必定可以走出去。主意已定，他先寻到水边，跟着水走，果然走出了危险。这也是应付环境。以上三种应付环境，所以高下不同，正为知识的程度不同。蛆的应付环境，完全是无意识的作用；蜜蜂能用光线的指导去寻出路，已可算是有意识的作用了，但他不懂得光线有时未必就是出路的记号，所以他碰着玻璃就受窘了。人是有知识能思想的动物，所以他迷路时，不慌不忙地爬上树顶，取出千里镜，或是寻着溪流，跟着水路出去。人的生活所以尊贵，正为人有这种高等的应付环境的思想能力。故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知识思想是一种人生日用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不是哲学家的玩意儿和奢侈品。
总括一句话，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换句话说，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
因为思想在杜威的哲学系统里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现在介绍杜威的思想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