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旧脑筋也许要说：“这是争权夺利，算不得宗教与道德。”这里又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不是争权夺利，他们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号可以得来的，是必须奋斗力争的。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我们现在可综合评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无穷的，物质上的享受是无穷的，新器械的发明是无穷的，社会制度的改善是无穷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满足，改良一种制度有一种制度的满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败的，后人可以继续助成。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诗人邓内孙（Tennyson）借古英雄Ulysses的口气歌唱道：
然而人的阅历就像一座穹门，
从那里露出那不曾走过的世界，
越走越远，永永望不到他的尽头。
半路上不干了，多么沉闷呵！
明晃晃的快刀为什么甘心上锈！
难道留得一口气就算得生活了？
……
朋友，来罢！
去寻一个更新的世界是不会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来了，剩下的还不少呢。
现在虽然不是从前那样掀天动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我们，——
光阴与命运颓唐了几分壮志！
终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寻，去发见，
永不退让，不屈伏。
一九二六，六，六
（原载1926年7月10日《现代评论》第四卷第83期。又载1927年11月27日、12月4日、12月11日《生活周刊》第4至6期）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讲起来很难令人满意，实在是问题太大了，今天只就平时想到的几点，提出来谈谈。
一 文化与文明
文化两字蕴义甚广，“文化”“文明”有时可解释为两个意思，也有时可看作一件事。解释为两个意思时，“文明”比较具体，看得见的东西如文明发明，属于物质的。“文化”比较抽象，看不见不易捉摸。
“文化”与“文明”虽可分为两件事，但有联系。某一民族为应付环境而创造发明的是文明。发明火，便不再茹毛饮血，晚上有灯点；没有火，许多要应付的环境便无法应付。火的发明，也许是无意中的；一经发明，不仅可以烧饭，可以点灯，还可以将金属由硬化为软，制造种种应用的东西。人类之异于一切动物，即是会靠一颗脑袋两只手制造东西，发明火可以制造更多的东西。这是“文明”。在某种文明中所过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这是“文化”。所以“文化”和“文明”有联系。
一般的解释，“文化”是包括了“文化”与“文明”，范围较广。今天讲的属于后者，不采取严格解释。
二 文化的世界性
从前交通阻塞时，某种民族的生活，都有民族性、国家性、地方性，各不相杂。交通发达以后，此种生活的民族性、国家性、地方性渐渐地削弱，而世界性日渐加强。我们看到这礼堂里的电灯、椅子、磁砖一切东西，和各位所穿衣服，很少还能找出保持着纯粹地方性的，这便是交通发达、文化交流的结果。
文化的沟通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最初靠轮船、火车、电报传递，近来靠飞机、无线电。利用无线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事，战争初期尚未充分利用。现在要是没有无线电，一定有人说“怎么可以打仗呢？”诸君都看过《曾文正公日记》，他在江西建昌时，早上起身先要卜一个卦问问前方战事好不好。早上卜的是“中上”，中午卜的是“中中”，就很担心。实际上他离前线不过百余里，只因交通不便，没有飞机、无线电侦察通消息，只好卜卦问吉凶。曾文正公距今不过数十年，相差就是这么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有电报、电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充分利用了无线电；现在上海、纽约间随时可以通电话，整个世界的距离已经缩得很短了。到了最近更有进步，电视发明了。美国大选，人民坐在家里看，坐在家里听；赛球不必去球场看胜负，只须将电视一开就得了。
记得小时候看《封神榜》《西游记》，见到讲顺风耳、千里眼十分奇怪，想不到这些理想现在都成事实，非但成事实，而且方便与普遍，远胜书中的理想。现代消息传布之迅速，往来交通之方便，决不是几百年几十年前想像得到的，因此，现代人类由于交通发达吸收交流的文化也就难于估计了。这时候要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件东西上分辨何者从美国来、何者从英国来，简直不可能。我到美国去，见春天四处都是黄色的花，非常美丽，那是我国的迎春花；中国女子赏识的栀子花，美国女子也欢迎，但美国很少有人能说这是中国去的。即将开放的菊花，冬天结实的橘子，世界每一角落都见得到，这两种东西统是中国去的，一经介绍，被人欢迎，就成为世界一部分，不再知道这是中国的产品了。又如丝绸、茶叶、桐油、大豆，都是中国去的，丝绸已成为世界穿着不可少的东西，桐油是工业重要原料，大豆更是世界公认了不起的植物，这些早成了世界性的东西。再看我们自己，用的方方面面少不了钟和表，那是十六世纪发明的用机器计时的东西。从前我们用滴水计时，钟表来到中国，不到几十年就遍满全国。现在到故宫博物院去，还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钟，有的一个人出来打钟，有的一只鸟出来叫几声，有的是一个人出来写“天下太平”四个字。这些千奇百怪的钟，都是刚发明时所造，也成了世界上稀有的东西。到今日，不但有西洋来的钟表，也有上海、北平、广东自造的钟表，已经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了。再说吃的，玉蜀黍大家都误为四川来的，殊不知它却是从美国来的，在极短时期中不仅传遍中国，且已传遍全球，成了重要食粮之一。它能迅速传遍全世界，即是因为可以生长在平原，也可以生长在高山，用不到多施肥料，便到处被欢迎。玉蜀黍因为普遍，就很少人知道从那里来的。穿的方面，机器织造的布匹、呢绒来到中国不过一百多年，现在我们样样可以自造。又如装饰，小姐太太们的头发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剪去的。那时我从美国回来，见剪短的黑发小姐很美丽。二十年后的今天，不但已经剪短，还要烫发，再也分不出怎样的头发是西洋的，怎样的头发是中国的；再往下去，恐怕烫发是从西洋来的也无人知道了。
日用品、风俗习惯、装饰，都是文化，由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打破了地方性，减少了民族性，减少了国家性。所以，这个时代讲到文化就是世界文化，很难找出一件纯粹的本国文化。我曾想，用毛笔写中国字该是中国文化了，可是除了民国以前留下来的墨还用中国胶制造以外，现在制墨用的胶都是外国厂用剩下来的，常常听到人说现在的墨写字胶笔不如从前，原因就是在此。写出来的文章，更不知不觉地受了外国文化影响，无形中吸收了不少西洋文法，标点更全盘接受了西洋文化。我又想，吃中国饭用筷子总是中国文化吧！前天到最标准的中国式饭店马祥兴去，他们先将筷子用开水烫烫消毒，也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了。交通这样发达，坐在家里开无线电就可以听到旧金山的新闻报告，也可以听到王世杰外长在巴黎说话的情形下，生活方式要不受外国文化影响，要分析那些还是纯粹本国文化，那些是受世界文化影响，几乎不可能。我记得小时候上海报上登载一篇法国小说，讲八十天环游地球，大家都说这件事了不得，也怀疑是不是事实；岂知四十年后，一百小时便可以环游地球，以后也许还可以减少到八十小时、七十小时环游地球。一百小时不过四天。交通发达到这个阶段，谈到文化，便只有世界性文化，如何还能有纯粹的地方性、民族性、国家性文化呢？
三 文化的接受与选择
文化的接受与选择，具有“自然”、“自由”的条件，某些东西一经介绍便被采用，某些东西虽经介绍不为接受。迎春花、栀子花用不着推广，人人欢迎，因为这种花你说好，你的女朋友也说好，自然采用了。钟表来到中国，铜壶滴漏即被弃置，现在仅能在博物馆中看到。从前男人穿双凉鞋不分左右足，我起初穿这种鞋子生鸡眼，很痛苦。幸而后来一位无名英雄造福人群，仿照皮鞋制成左右足不同的鞋子，我们穿了无限舒服，立刻就风行全国。这虽是小事，但解放男子的足，决不下于解放女子缠足，并没有什么力量强制我们接受，只是大家觉得比较好，就自然采用。自由选择不同文化，接触不同文化，接受或拒绝，也有其必然的道理，简单说，不外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人家有的，我没有，我采用；人家有，我也有，我的比人家好，人家就采用。所以有无优劣可说是自由选择、自然选择的条件，但这种限于物质的。
三百多年前西洋人到中国来传教，那时他们势力已经达到澳门一带，知道中国文化很高，便研究应从那一方面入手。后来认为到中国传教，应选学问最好的人带来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及比中国更好的学问。所以派利玛窦（Matteo Ricci）带了三件东西：第一件是刚发明不久、用机械计时的钟，并选制造得最好最讲究的送给中国，这是代表物质；第二件是西方已经很进步的天文学，他们知道中国在讲改革历法，利玛窦天文学学得很好，也带到了中国，这是代表科学；第三件是宗教，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三件东西同时来到中国，可是吸收的程序不同。第一件钟，毫无抵抗接受了；铜壶滴漏不如机械制造的钟，铜壶滴漏自然被打倒。第二件天文学，经过一个时期才接受。那时候中国有两种天文学，一种是原有的，一种是回教的，两种天文学各不相让。中国素来遇到两方相争，便各给一个天文台，你们去算月蚀、日蚀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几秒开始，何时复圆，谁算得准确，就采用谁的历法，利玛窦也设了天文台，不但算出北京的月蚀日蚀时间，也算出南京、成都、广州许多地方的日蚀、月蚀时间。北京下雨，别处不一定下雨，仍可以测验是否准确。比较结果，教会天文台成绩最好，一分一秒也不差，显然中国历法不如他。经过十多年后，大家都说西洋历法了不得。明崇祯十六年采用新历法，下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沿用下去，民国后才整个接受世界一致的历法。第三件宗教，接受程度最少。我们原来有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来到中国后，要比较那一种最好，却没有比较算日蚀月蚀时间那般方便明显，也不免有主观感情成分。我见我爸爸、妈妈相信的，外祖母、外祖父相信的，我为什么不相信？所以家庭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以及宗教等等的吸收，不如物质科学那般容易，抵抗力大得多了。第一种是机械，不容易抵御。钟比铜壶滴漏好，电灯比桐油灯好，无线电我们没有，自然接受了——至于说最近政府要减少汽车、减少飞机班次，那是偶然的事，和拒绝接受不同。第二种科学，有抵抗，但抵抗有限度。医学我们有，天文学我们也有，但新的医学来了，旧的阴阳五行就被打倒，到今天虽还有人说阴阳五行比西医好，这只是少数。第三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制度等文化的吸收不吸收，拒绝不拒绝，就不若前两种可以比较，可以试验，可以有绝对的选择自由。当前中国文化问题就在这里。
四 当前文化的选择与认识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既然就是前面所说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等吸收或拒绝，在交通工具如此发达之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拒绝某种文化。问题是：这类文化的接受，牵涉到感情，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牵涉到宗教。具体说，当前有两个东西在斗争，这两个东西放在我们前面，既不是物质，就不能像商品那样，这是德国货，这是英国货、美国货一般辨别谁好谁坏。现在放在面前的美国货、俄国货是无法比较的东西，既不能以品质来比优劣，又不能以价格来比高下。放在面前的是两个世界或者说两个文化，要我们去选择去决定往东往西往左往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