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达格胡同》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就是那个叫哈米黛的姑娘。这个有着乌黑的长发，紫铜色的皮肤，身材苗条，浑身焕发青春魅力的姑娘的命运非常令人揪心。她和阿巴斯相恋，但她渴望嫁一个财主。后来哈米黛真的遇见一个有钱人，但这个有钱人是一个妓院老板，在他们的新婚之夜，这个有钱人对她说：一个美国军官肯为一个处女花五十镑的大价钱……阿巴斯一直在寻找哈米黛，一天，阿巴斯在一个酒吧看到哈米黛正在一群士兵中间饮酒取乐。阿巴斯和士兵们打了起来。阿巴斯被打死了。在小说中，哈米黛的性格十分复杂，她是冒险的又是保守的，是纯真的又是世俗的，是感性的同时又是有心计的……评论家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认为马哈福兹借这个叫哈米黛的女人影射着埃及的历史和现实。
在《声名狼藉的家庭》中，马哈福兹刻画了一位有着吉卜赛人一样热情的少女。小说起始于一次邂逅（这是古典小说惯用的手法，比如蒲宁的《幽深的林荫道》也用这种方式结构故事，现代作家不会再用这种做作的方式了），因邂逅引发了记忆深处的少女时代的故事。这则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少女的爱情故事，因为同“现在”相联系，因此也是关于少女命运的故事。在记忆深处闪着炫目光亮的少女最终成为一个黯淡的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老女人。但后来的黯淡使少女时代的光芒有一种令人心痛的效果。少女出生于一个“有许多可怕的闲言碎语”的家庭，这个家庭喜欢“不戴面纱，涂脂抹粉，在外面走”。这一家的女人有着“放荡”的名声。小说在描述爱情中的双方时表面上看是纯真美好的，但在文字深处，我们可以体验到双方对此事的完全相反的反应，少女的大胆和坦诚与男人的阴暗和胆怯纠缠在一起，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马哈福兹总能够这样有力地把握人物心理的微妙之处。
我在《三部曲》里读到了马哈福兹对女性的强烈的愧疚感。在威严的丈夫的意志下生活的艾米娜的卑微令人心碎。小说开头，因丈夫出差给这个家庭带来极大的欢乐，但同时展开的是艾米娜对得到的欢乐（仅仅是去了一趟清真寺）的不安和内疚，于是我们看到这欢乐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压抑着，使欢乐成为一种折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导致了艾米娜被一辆汽车撞伤。丈夫知道了艾米娜违反他的意志去了清真寺，把她驱逐出了家门。在小说最后，老年的艾米娜可以不受束缚地去朝拜清真寺，而她的丈夫成了一个独守空室的老朽。这一方面确实是真实的世俗图景，同时，也是马哈福兹对女性愧疚感的一种补偿。
马哈福兹是一个以现实问题为写作出发点、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作家。像所有第三世界的作家一样，他具有谦虚的美德。我猜，在他们那里，谈起西方文化也一定像我们这里一样是仰着头的吧。“世界指的是西方文明”（马哈福兹语）。在获奖前马哈福兹称自己不是一个伟大作家。但获奖后，他说，“民主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意见上，既然大家说我伟大，我似乎可以接受”。这就是诺贝尔奖的力量。
八、笨拙和轻逸
从个人趣味来讲，我一般更喜欢那些有着疯狂念头的家伙。因此，我就忍不住想说一说君特·格拉斯和他最好的小说《铁皮鼓》。
一开始，《铁皮鼓》叙述的是奥斯卡的外婆的故事。奥斯卡只要一敲起他的鼓，那些沉睡的往事就会被唤醒。姥姥的故事就是伴随着鼓声诞生的。在密集的鼓声中，小说具有奔马般的速度。一个纵火犯在两个警察的追捕下，躲进了姥姥“肥大的裙子里面”。姥姥和纵火犯在这当儿发生了性关系，其结晶就是奥斯卡的母亲。其实这里格拉斯描述的场景是不“现实的”，现实的逻辑应该是：姥姥把这个纵火犯藏了起来，躲过了警察的追捕，然后纵火犯和姥姥有了纠葛，等到有“结晶”应该是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在格拉斯的笔下，所有应该在“现实”逻辑中出现的世俗生活的隐秘形态都被放置在一条裙子之下，或者说被一条裙子所掩盖。这样在传统小说中可能要花十页完成的叙事，在瞬间就告完成。这就是现代小说的奇妙之处，它直接进入了身体，进入了本质。“现实”在想象中出现轻巧的面目，然后成为一柄利剑，刺在“现实”的心脏中。
小说的最初阶段，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繁殖”的主题。因此，性在这个阶段成为最耀眼的部分。奥斯卡密集的鼓声正好和性的激动人心和速度相吻合。当鼓声在追思往事时，性的形态还是比较含蓄和美好的，它至少用一条“肥大的裙子”遮掩着，它至少出现在那些照片中。这些照片显现的时间之流中，弥漫着性的气息。当小说写到１９２９年，性的描述开始变得粗鄙而扭曲。这是否在说明一个野蛮的时代来临了？我注意到格拉斯在描写性时的挑衅意味。如小说写到一个画家面对模特儿时，只有有了性冲动才能画出圣母像。
总的来说《铁皮鼓》具有古典小说那样的厚重和笨拙，但小说同样具有现代小说异常迅捷和轻逸的特点。小说充满了变形和夸张，充满了种种超验的事物。其实这部复杂的小说的基本元素只有两个：侏儒和鼓。侏儒是格拉斯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法，鼓则是人类的情感（或艺术）。小说就是从这两个元素生长出来的。这里侏儒既具象又十分抽象，侏儒具有广泛的隐喻性：侏儒可以代表底层社会；侏儒也代表着边缘，代表着与社会格格不入，代表着可以不遵守成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可以这样理解，纳粹时期的人都是侏儒，或者说只有侏儒才能在那个时期活下来。而那面鼓，在这部小说里是所有奇迹的源头，它代表着人类的想象，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反抗。这面鼓有识破假象的能力，当鼓声响起，那些在现实谎言中迷失的人们就能回到他们的童年时代，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哭和笑，他们内心的情感就会复苏。这面鼓在小说里召唤着历史和人性。因此，鼓也代表着艺术本身，而艺术的本质就是对现存思想和现实秩序的质疑，使扰乱的人心得以回归本真。
《铁皮鼓》应该算得上“宏大叙事”吧。但不知什么原因，在我们的语境里，“宏大叙事”似乎没有什么好名声。如果你去看看当下的小说，你会发现我们的作家往往有着相同的方向和姿势，但一定是逃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方向。这一点，我们还真应该向君特·格拉斯学习。毫无疑问，格拉斯先生精力比我们充沛，也比我们更关心国家、社会和政治。当然，这个人也并不一定懂政治，事实上，格拉斯先生常常受到人们的嘲笑。当然，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格拉斯先生首先是小说家，当然也是个知识分子。做小说家的知识分子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加可以胡说八道一点。小说家从来不讲“政治正确”。比如两德统一问题，格拉斯当年显然是反对两德这么快统一的。并且统一这个事实让他非常伤心，并扬言不想待在那个国家。
当然，格拉斯对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也是要发表“看法”的。比如对911事件，他认为，一个文明社会对911之类的事件的反应，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而军事打击难以舒缓当地人民的痛苦。我读过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章，当然也是很同情巴勒斯坦的，同我国政府的立场很接近。我发现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欧洲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同我国的立场往往不谋而合。
格拉斯这样做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读过他的小说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事都喜欢批判一下的家伙。当然，我们很难做到以照格拉斯那样的方式参与社会。但在写小说这一领域，我们应该明白，小说的好坏不在于是否涉及社会或意识形态内容，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把鼓敲得激动人心。
九、洞穿我们深渊的反省目光
莫里亚克一生专注于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在地图上指出的他的家乡法国南部波尔多地区，一个到处都是松林的地方；另一个则是人的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那里隐藏着不可名状的激情、欲望、痛苦和绝望。在描述前一个世界时，莫里亚克没有向我们指出建筑的结构、房内的陈设，也没有告诉我们松林的外部样貌、道路的去向，但莫里亚克却让我们闻到了松林地区特有的松脂香气，让我们听见了风声，感到了烈日的炙热。同样，莫里亚克在描述人的内心世界时，也不会告诉我们人物的外貌、衣着打扮、身材及发式，莫里亚克会让我们看见他笔下人物内心种种景象，从而让我们体会到为什么这个人会有如此突兀的行动，为什么一个一向平静的人会发出抑制不住的尖叫。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莫里亚克的思维，他喜欢的是“本质”，而不喜欢那些表面的东西，他希望自己的思维是一把刀子，一刀下去虽然范围不大，但会刺得很深，直扎入内心隐秘的核心。有很多时候，莫里亚克的两个世界实质上是重叠的，实际上只是一个世界，因为当小说中的人物的内心向我们展露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了人性化的自然景观，这时外部世界的风雨雷电和人的喜怒哀乐混合了，就像镜子里外的实像和虚像。
莫里亚克的叙事空间比较小，他一辈子都在探讨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就仿佛在二十岁时，对我以及可能成为我的作品素材的一切关上了大门……狭小的世界局限于正在改变的、可能正在消失的资产阶级……局限于一种宗教，或更确切地说局限于一种今天几乎没有剩下什么的宗教气息”。由于他的深入和锋利（无情），他让这些空间狭窄的家庭故事上升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人类问题。莫里亚克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生活的真实境况：隔绝。而正是由于隔绝的存在，才有了莫里亚克小说中令人难忘的神秘场景和残酷事件。因此，莫利亚克笔下家庭成员间的冲突总是尖锐的无法调和的。如《爱的荒漠》中的父子关系，这对为了一个寡妇而成为情敌的父子生活在相互的猜忌和折磨之中；又如《苔蕾丝·德斯盖鲁》中的夫妻关系，小说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作为新婚妻子的苔蕾丝不光要承受肉体的压迫（当夫妻间的身体最为接近的时候，苔蕾丝发现她的灵魂正在逃离这具压着她的肉体），更有思想的压迫（苔蕾丝发现她不能同丈夫说出她真实的思想，因为她一旦说出，丈夫就会用古怪的眼神看着她，或认为她在开玩笑）。后来苔蕾丝厌恶了这种生活，她试图毒死丈夫。当苔蕾丝把毒药投到丈夫的食品中时，莫里亚克实际上针对的是家庭内部的虚伪和专制，实际上是对摧残个性的家庭气氛的反抗。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事发后，丈夫为了顾全家族的体面，竟作伪证证明苔蕾丝无罪。莫里亚克将家庭比作囚人的牢房、孤独的深渊、漆黑的隧道、苦役船、荒漠。莫里亚克通过小说人物说：“我们和他人之间没有其他道路相通，只有触摸、拥抱……总之，是肉体的享受。”
莫里亚克在揭示人性丑恶的主题的时候，伴随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反省。这可能是莫里亚克写作的动机。莫里亚克是一个天主教徒，因此宗教色彩是他作品的一个明显的标记。但莫里亚克从不向我们展示宗教的光辉，他向我们讲述的人类内心的“荒漠”，是人性中无边无际的黑暗，是难以摆脱的孤寂，是不能沟通的痛苦。莫里亚克就是用这种展示他所认为的人性恶的方法来促使人们走上反省的道路，他把自己的这种方法称为“用火把去照亮我们的深渊”。“这个小小的乡镇天地……为的是在上帝那无限的纯真面前验证人类根深蒂固的罪孽感。”当莫里亚克用这种悲观的目光注视着人类时，这位自称“从不对技巧考虑过多的”有着古典情怀的写作者实际上成了一位现代主义作家。
十、分裂的话语
我把《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这部小说概括为一部关于“话语压迫”的小说。作为一个锋利的作家，伯尔对来自世俗和宗教的权力而引起的不公平有着兔子般的警觉。在这部小说里，海因里希·伯尔探讨了话语权力对私生活的粗暴介入，这种介入导致了被介入者生活的全面失控：勃罗姆因愤怒而杀人，勃罗姆的母亲被气死，帮助勃罗姆的律师和朋友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麻烦，有的失业有的生活尴尬。
小说的主人公勃罗姆是个富有道德感、行为检点、头脑冷静、做事有条不紊的女管家。一天，勃罗姆在一个舞会上和一个叫戈顿的男子一见钟情。而这个叫戈顿的人是警察一直在追踪着的嫌疑犯（据说他曾抢过银行）。勃罗姆把他带到自己的住所。这一切当然逃不过警察的眼睛，警察把这屋子团团围住。第二天一早，警察冲进屋子时，屋里却只有勃罗姆。于是警察就把勃罗姆带走，开始审讯她。这一切被一家《日报》知道了，于是一场关于“强盗的情人被抓”为主题的大规模的报道展开了。《日报》“像发了疯一样地大做文章”，勃罗姆的家庭，她的父母兄弟，她的前夫都成了《日报》的报道内容。勃罗姆的私人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这些报道里，话语开始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勃罗姆的身世很快就意识形态化了：她的早逝的父亲被说成是“一个隐瞒身份的共产党员”；她的母亲则成了一个“偷窃教堂里的弥撒酒，和她的情夫在圣器室里胡作非为”的人；她的令人讨厌的前夫则成了她这个“冷酷女人”的牺牲品和受害者。话语远离了事实，把事物的影子说成是事物本身，并且听上去是那么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对词语的敏感在小说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同样的事实，总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在小说的开头，勃罗姆在接受审讯时和检察官之间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有关词义的舌战”。比如，她的东家布洛纳先生对她很“仁爱”，审讯记录上却把“仁爱”写成“亲切”。又比如有人对她一味地“纠缠”，记录上却用了“体贴”这个词。勃罗姆很敏锐地指出“词之间的区别对她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她这种对词语的求真态度才导致了她对《日报》的做法无法忍受而最终杀了那个记者。
伯尔在一篇叫《语言是自由的庇护所》的演讲里说：“语言释放着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可以使另一些人受到致命伤害。”这里，伯尔提出了语言的良知问题。因为伯尔明白，语言可以揭示真相，也可以掩盖真相，我们可以把“杀戮”说成是“解脱灵魂”，把“侵略”说成是“解放”。“语言一旦被丧尽良心的煽动者、权术十足的人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便可能置千万人于死地……可以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出语言……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为语言而遭毁灭。”伯尔接着说，语言的裁判所只能是每一个写作者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