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云锡，《百冰治百病》的作者，这是彭七月想见到的第一个人。
沈云锡生于1922年，死于1967年，享年45岁。
彭七月的脑海里有一团纠缠不清的绳子，要理顺它，必须找到绳头，沈云锡就是这团乱绳的绳头。
彭七月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把第一站放在1966年，他想认识沈云锡，认识他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和他交个朋友。但是有句话彭七月是始终不能说出口的，“沈先生，你明年就会死的。”
对时空隧道来说，四十四年只是一段小小的跨度，而对彭七月来说，却是一段漫长、充满未知的旅程。
手腕上的卡西欧电子表，显示日期的数字正在飞快地倒退。当刑警以来，彭七月见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就是没见过手表倒着走。
车厢里响起一个亲切的女声：
“亲爱的乘客，1966年到了，请去1966年的乘客从右门下车。欢迎您再次乘坐上海地铁时空专列，再见。”
手表上的日期停顿在1966年6月15日下午2点，恢复了正常的走时。
大虫缓缓停下，彭七月准备下车，屏蔽门和车门同步开启，彭七月朝外面一看，迎面竟是一堵墙。
怎么搞的？让我怎么下车嘛！
嘟！嘟！车门响起催促音，彭七月定了定神，看了看这堵墙，发现墙体与站台边沿有一段空档，正好可以放下一只脚。
彭七月没有再犹豫，勇敢地跨了出去，身后响起车门的关闭声，列车隆隆地驶走了，带走了光明，周围陷入一团漆黑。
1966年的时空车站，居然是一堵墙？
彭七月象只蝙蝠一样贴在冰冷的墙面上，屁股顶着站台的屏蔽门，前面是墙，后面是门，彭七月就象两片面包中间夹的一片肉，成了三明治。
彭七月摸出那只“蓝冰”打火机，嚓地打出火苗，借着火苗的光亮，他看清了，这是一堵普通的红砖墙，外面砌了一层薄薄的水泥，水泥已经剥落，出现裂缝……
咝咝咝……有声音灌进他的耳朵，彭七月斜着眼睛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墙面的裂缝里伸出一段导火索，正好被打火机点燃了，咝咝地燃烧着……
我的妈呀！墙里埋了炸药？
其实彭七月有好几件可以用作照明的东西，手电筒在旅行袋里，手机在裤兜里，可他偏偏拿了打火机！
彭七月想把导火索掐灭，可燃烧速度之快，没等彭七月伸手，已经渗透到墙里面去了，现在彭七月唯一能做的，就是抱头、弯腰、弓身，等待天崩地裂的——
轰隆！
墙面在震撼，碎裂的砖石擦彭七月的背脊飞溅出去，所幸墙体没有坍塌，只是小型的爆炸，把墙面炸开一个直径五十公分的窟窿。
扒着窟窿，彭七月小心翼翼朝外探望，一股腐败的臭气扑鼻而来。难以想象，他看到的是一个房间，大概有七八个平方，垃圾遍地，散落着青菜叶、煤饼渣、瓜果皮、纸屑杂物，一大一小两只老鼠正在争食一堆残羹剩饭……
彭七月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间老式的垃圾房。上海人称之为“垃圾洞”，通常和公共倒粪站连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有塑料垃圾桶，弄堂里都有这种水泥砌的垃圾房，“房门”是一扇低矮的铁皮门，只到人的腰部，上面留出一段空档，居民把每天的垃圾装在铁皮簸箕里，从这个空档倒进去。所以说，以前的垃圾是“散装”，现在是“袋装”。
时空隧道的出口隐藏在弄堂的垃圾房里，真是一个绝妙的设计。
这就是彭七月来到1966年做的第一件事：炸墙开路。
彭七月从窟窿里爬出来，一只正在啃西瓜皮的老鼠飞快地从他脚底下钻了过去，彭七月没留神踩了它的尾巴，吱！一声鼠叫，彭七月知道自己侵犯了它们的领地，说声对不起老鼠也听不懂。他从垃圾堆里扒出一张破草席，暂时把窟窿掩盖起来，心想，这个出口可不能让别人发现，等我办完事，还要原路返回呢。
彭七月从垃圾房里爬出来，脚下踩的既不是水泥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石子路，用成千上万块不规则的碎石排列筑就。
彭七月确信自己站在1966年的马路上。这种“弹格路”当时随处可见，仅在南市区老城厢就有两百多条。在“弹格路”上骑自行车会觉得颠簸，它的优点是下雨天不积水，因为下面铺的是煤渣。据说林彪在上海的时候，专门让司机在“弹格路”上为他驾驶汽车，这种一颠一颠的感觉就是他的安眠药。
如今“弹格路”已经绝版，消失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只留在上海人的记忆里。
彭七月的童年也在“弹格路”上玩耍过，所以他特别激动，他蹲下身用手抚摸着粗糙的路面，眼睛有点湿润。
四十多年的时空就这么一步跨过来了，太不可思议！
彭七月拿出从城市档案馆拷贝下来的旧地图，虽然是1980年版的，但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上海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市政建设，因此地图上的变化不大，不象现在，每隔半年就要推出新版地图。
他现在的位置是南市区的石皮弄，别以为石皮弄是一条小弄堂，其实很大，它西邻松雪街，东靠河南南路，南抵复兴路，北面是方浜中路。这块半平方公里的地域，2000年以后已经全部拆迁，变成一个叫“太阳都市”的高档住宅区，划入了黄浦区的版图，“石皮弄”这个有典型旧上海风味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
已故画家陈逸飞在拍摄电影《人约黄昏》时曾在松雪街取过景，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这部电影，这大概是唯一的影像纪录了。
彭七月提着黑色人造革旅行袋，象从外地来上海的采购员，背着一只军用帆布双肩包，塞得鼓鼓囊囊，帆布上印着那行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还有毛主席的头像。这是他从重庆南路一家旅游户外用品小店里买来的，店主告诉他，时下最酷的旅行背包不是North Face，而是这种土得掉渣的帆布军用包。
“轮回呵，1966年也在流行这种包……”彭七月心里说。
“朋友，看看这个吧！”店主指着柜台，那里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大的粗如碗口，小的就象一枚戒指。
“昨天来了个大胡子老外，买了十个，全部别在一顶磨损得起毛的军帽上，戴在头上兴冲冲就走了。别以为人家穷，他给我的名片，还是一家跨国公司的亚太地区总裁呢！”
彭七月心想，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一百个这样的像章吧，咱也做回倒爷，至少把路费挣回来。
穿过石皮弄，来到河南南路。一辆66路公交车从他面前驶过，车尾冒出浓浓的柴油味。这种铰链式的巨龙车型，有三扇车门，比现在的空调大巴士还要长，让彭七月有一种陌生的亲切感。
他下意识地举起手，想拦一辆出租车，但很快就把手放了下来，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出租车”大概要在二十多年后才在街头出现。
街头的汽车，除了上海牌轿车、苏联的伏尔加牌轿车，就是东风、解放牌卡车，还有一种叫“小乌龟”的载客车，其实是一种带车蓬的三轮摩托。除此之外，更多的就是自行车了，都是28寸的永久牌或凤凰牌。
彭七月没有骑过28寸的大车，跟很多人一样，骑的是26寸的捷安特。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彭中国的车技相当好，好到什么程度？他可以一边骑车，两只手不握车把，端着一碗大排面吃。
彭七月一路走着，欣赏着1966年的街景：
沿街的墙上，毛主席和林彪的画像随处可见，与之辉映的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大字报，墙上、门上、电线杆上、移动的车身上，凡是能贴的地方，都成了大字报的天下，上海成了一座纸糊的城市。
“愤怒声讨三家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把资产阶级的杏花楼砸个稀巴烂！”
一张刚贴上去，浆糊还没有干，新的大字报就覆盖了上去，如此一张一张叠加起来，竟有寸把厚，有的干脆往高处贴，你贴到两米，我贴到三米，发展到要搭人梯去贴大字报，中国杂技在国际上一直拿金牌，估计与此是有血脉关系的。
彭七月正在饶有兴趣地张望，从北边过来一支游行队伍，队首扛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足有两层楼那么高，敲锣打鼓，满脸兴奋，还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那情形就象球迷们为申花队拿了中超冠军而欢天喜地，彭七月知道，这是在庆贺又一条“最高指示”的出炉。几个人站在一辆慢行的卡车上，有的散发红色传单，有的挥舞着手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声嘶力竭喊着口号：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路人都驻足观望，随之振臂高呼，彭七月也跟着喊了几声，挥了两下胳膊，然后把手伸进了黑色旅行袋……
袋里有一台佳能DV摄录机，隐藏的镜头对准了外面，这可是珍贵的影像资料，能证明自己确实返回了那个年代。
河南南路、蓬莱路口的一幢暗红色砖墙的建筑物，解放前曾是沪南警察局，解放后变成了南市区公安局。
此时，公安局里传出震天的口号声，大院里正在开批判大会，三个中年人双手被反绑着，强迫跪在地上，人的胳膊象飞机展开的双翼，这种姿势俗称“坐喷气机”。他们脖子上挂着牌子，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上用黑色的毛笔打了大叉，台下有一百多个人，都是基层民警和家属，群情激愤，有人在控诉，控诉完有人带头喊口号，众人随之高呼，很有一套程序。
彭七月估计，这三个人是公安局的正、副局长和党委书记。
在那个年代，一个简单的流程是：基层单位的小人物（如勤杂工、清洁工、烧锅炉的、泡开水的、食堂的烧饭师傅，等等）组成一支造反派，把单位的一把手、二把手揪起来批斗，你可以把局长的办公室砸得一塌糊涂，你可以抽局长的耳光、朝党委书记脸上吐唾沫，你非但没有罪，反而成为万人瞩目的英雄。王洪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小干部一跃升为国家副主席，平步青云。
由于毛主席公开支持这样的“夺权”，因此短短数月间，自上而下，所有的国家机关都被砸烂，陷入瘫痪，上海的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人民广场被万人批斗，游街示众，就连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都难逃一劫。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也叫“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河南南路的尽头在中华路，经过迎勋路，来到陆家浜路，这里叫大兴街，会景苑宾馆的前身——酱菜厂还在那儿。
铿锵有力的歌声传来，一群红卫兵正在大跳街舞，当然不是Hip—Hop而是忠字舞，这些高中生穿着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胳膊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系毛主席题词）的袖章，让彭七月联想起戴着袖章的纳粹冲锋队。他们一个个动作机械，嘴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手舞足蹈做出象征性动作：天上高悬一轮红日（就象现在的股民仰头看证券公司大屏幕）、发自内心地热爱领袖（心绞痛发作）、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用脚踩蟑螂）……
用现在的标准看，这种毫无韵律的所谓舞蹈，其实跟广播操没什么两样。
彭七月一边看热闹，用隐藏的DV拍摄起来。
有个红卫兵长着一张木瓜面孔，象周杰伦，彭七月就把镜头对准了他，也许是他的反常动作引起了注意（那时候人的警惕性特别高，象夜半的猫头鹰），象周杰伦的红卫兵朝他走了过来，大喝一声：“喂！你——”
彭七月赶紧把隐蔽的摄像机收起来。
“你什么出身？”
彭七月怔了一下，马上回答：“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周杰伦”好象很不满，对他又喝道，“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嗯！”
现在人可能听不懂他话中的含意，好在彭七月动身前恶补了一些文革资料，很快明白过来——忠字舞可不象街舞，给你看热闹，除非你站得远远的，否则必须“互动”，加入他们的行列。不然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不敬不爱戴，是大有问题的。
彭七月稍微犹豫了下，指着沉甸甸的背包和旅行袋，正想解释，行李多不方便，却发现不妙——好几个红卫兵都朝自己瞪起了眼珠。
彭七月深知红卫兵的厉害，尤其在文革初期，只要他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这个人活活打死，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当时的“公检法”（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构成的法律体系）已经被摧毁，这些单位内部都在忙着夺权，整天批斗这个，批斗那个，街头喋血，就象现在的乱穿马路一样，谁来管你！
彭七月倒不是害怕这些十七、八岁的毛孩子，凭他的专业身手，哪怕赤手空拳，对付五、六个人也不在话下，可自己千里迢迢肩负重任，不是来打架的，就当回缩头乌龟吧。
其实，彭七月更担心的是背包和旅行袋里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摄像机、相机……红卫兵当然不会认得这些四十年以后的数码产品，肯定会说这是“间谍工具”，那样一来，自己就成了“美蒋特务”、“台湾间谍”，哪怕自己是散打冠军，也敌不过上百个愤怒的革命群众。若被当街活活打死，那才叫“出师未捷身先丧”！
彭七月赶紧放下行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好在彭七月经常去蹦迪，尽管从没跳过“忠字舞”，但他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模仿得惟妙惟肖了，还走了几下“太空步”，对已故的天王杰克逊致敬。
穿过陆家浜路，沿着车站南路，彭七月来到与徽宁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幢三层的建筑物，这是他返回的第一个目的地：斜桥地段医院。
当时的城市医疗体系，分市级医院、区中心医院、街道地段医院、里弄卫生站四个等级。和现在人即使患了感冒也要一窝蜂上大医院看病不同，当时的卫生医疗体系分布合理，功能完善，根本不存在医生拿红包、捞回扣的拜金风气，大家都是规规矩矩地做人。因此，即使在规模不大的地段医院，也涌现出不少医术精湛的好医生甚至是名医。沈云锡就是其中之一。
翻开沈云锡的从医史，有着一层非常特殊的“亦医亦商”的色彩，这与他的祖上是分不开的。
沈云锡的爷爷是药贩子，当时的药贩子，可不是现在的穿着名牌西装，提着考克箱穿梭于各大医院的药厂推销员，他们必须深入深山老林，从当地的农民猎户手里收购中药材，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十分的辛苦。沈云锡的爷爷专门做西藏红花的生意，这是一味活血祛风、治跌打损伤的名贵药材，和灵芝齐名。后来在贩药途中，为了躲避土匪的追击，沈云锡的爷爷从马背上摔下来，落下残疾。眼看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便孤注一掷，在太湖边的庙港镇开了一家叫长生堂的中药铺。虽然只有单开间的门面，但在方圆三四十里地之内却是独一无二的药铺，附近的大沙山、小沙山、笠帽山这些岛上的渔民买药都要到这里来。
沈云锡的童年，就是在狭窄的店堂、排列整齐的药柜、放各种丸散的瓷缸、充满燃烧艾蓬时发出的那种清香中带着辛辣的气味中度过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沈云锡的爷爷在太湖边的第二大集镇——震泽镇上开了一间有五开间门面的分号，由沈云锡的父亲管理，生意兴隆，把镇上另一家大药铺荣春堂的生意抢走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不到，长生堂就毁于日军的炮火，三名伙计全被炸死，沈云锡的父亲因为外出，躲过了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