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引人才，促使海外人才回归方面，除了美国政府值得我们学习外，韩国政府的相关措施也值得我们借鉴。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韩国的人才外流现象也很严重，其中91%以上去了美国，只有不足10%的留学生选择了毕业后回国。六七十年代，回国的博士都被当成了名人，他们的照片和个人小自传资料都会在当地主要报纸出现。可以想象，当时的韩国在吸引人才这一点上是多么的失败。但是，如今的韩国，回国博士在某些领域居然还出现了过剩，对此，韩国科技部只好把人才引进政策由长期回国为主改成了以短期回国为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巨大的转变呢？主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制定的人才回流模式的“功劳”。
韩国人才回流模式在世界上虽然是首次尝试，但是非常成功，以至于人才外流在韩国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相反，如何阻止这些美国培养的韩国人才回韩倒成了美国政府所关心的一个政策问题。
为什么韩国现在这么多人才回国呢？其中，韩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就业机会的增多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韩国科技投入的加大。韩国的R&D投入（研发投入）已由20世纪60年代占GDP的0.2%增加到了如今的2.5%左右。当然，能够促使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是韩国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工作。韩国政府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和行政支持，而且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赋权。如果从始至终，没有韩国政府的全面支持，没有有利于政府干预的特殊政治体制，韩国的人才回流至少还不会这么快，这么成功。
在韩国，根据需要，政府部门会建立研发机构，重金聘用高层次的人才。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韩国忙于国家建设和稳定政治，再加上落后的经济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它们无暇顾及人才的回归问题。到了60年代，关于人才的回归问题就有了重大的转变。从1962年起，韩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五年计划。这些计划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创造了经济奇迹，还在于为韩国科技体制制度化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这反过来又为人才回流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本地工业和大学缺少研究和开发能力的情况下，韩国政府会介入建立战略性技术开发研究所，这对于韩国的创造人才回流需求是至关重要的。韩国政府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维护回流人才的各方面权益的。
行政赋权。从一开始，韩国就给回归人员赋权，在研究人员、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个层次之间，行政管理权优先赋予研究人员，其次是技术人员，最后才是行政管理人员。
物质补偿。韩国政府会给回归人员一定的补偿。其中包括：（1）搬家费，如回归人员及家属的飞机票、家具运费等；（2）免费住房；（3）海外旅行；（4）孩子的教育补贴；（5）当地交通补助（免费交通、免费或低价汽车维修）。除此之外，每连续服务三年，可给一年带薪休假，而且，他们还为回归人员提供多种海外培训项目。这使回归人员迅速成为韩国社会政治结构中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研究自主权。韩国政府允许韩国技术研究所在研究和管理方面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通过立法保证研究所资金稳定，并且不附加任何的管理控制、政府审计、政府对研究项目的预先批准或对研究的干预等。这一切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突破。
支持政策法律化。除了给予回归人员持续的资金支持外，韩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这些法律对回归人员的研究工作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967年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法》，对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表示明确支持。1972年制定《技术开发促进法》，1989年对此法又进行了修订。这项法律鼓励工业领域进行技术研发，保护公共领域技术研发。通过金融支持和税收刺激，鼓励当地工业界参与技术开发研究，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
除此以外，韩国政府还根据国内人才状况，不断调整人才回归的政策目标。
近几年来，由于信息技术推动和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资金已经不再是紧缺资源，现在紧缺的是人才，因为金钱是购买不来人力资源的。你无法轻易用金钱去买到一个创新的头脑。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正成为发展经济与开展竞争的原动力，而知识的载体是人，是掌握熟练业务的科技专业人才。因此，人才争夺战正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热点与焦点。谁拥有足够数量的高水平专业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胜人一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中国的目标是振兴中华，大国崛起，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没有足够多的人才来支撑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留住人才，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用人术：选择正确的人担任正确的职位
自从大选开始之日起，奥巴马总是在这场犹如象棋比赛的政治角力中领先一招。好的政策方针就是好的政治。奥巴马选择了正确的人选担任各项要职，为他带来了很多积极的“政治附产品”。
——共和党顾问布莱恩·琼斯
用人正确的人正确的职位
选择正确的人担任正确的职位，在这一点上，奥巴马得到了大家的赞赏。曾经在麦凯恩竞选团队担任助手的共和党顾问布莱恩·琼斯对此评价说：“自从大选开始之日起，奥巴马总是在这场犹如象棋比赛的政治角力中领先一招。好的政策方针就是好的政治。奥巴马选择了正确的人选担任各项要职，为他带来了很多积极的‘政治附产品’。”奥巴马在选择内阁成员的问题上让共和党人心服口服：所有的人选不仅都是沉稳的温和派人物，并且在各自领域还是严肃受人尊敬的专家；每个职位上任命的人选都至少对未来有一个正确的目标；甚至有少部分人也适合在“麦凯恩政府”中任职。
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选择正确的人担任正确的职位，这体现了他识人的智慧，也体现了他用人的原则。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对促进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被称为“千古一帝”实不为过。
唐太宗在位期间，吸取历代治乱的经验教训，采取举贤任能、抚民于静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乐业，史称“贞观之治”。大唐帝国之所以能够“傲视群雄”，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任贤致治”，他和群臣在贞观21年总结成功的原因时，曾得意洋洋地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入主往往进贤则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入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曾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确实，纵观唐太宗在统一战争期间和贞观期间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有一个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需求的进步人才观。
唐太宗认为，只要有一批忠臣良将与自己交接相处，即使不去祈求神仙的帮助，也是能取得成功的。除亲自选择了像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勋等将相外，他还身体力行地考察、选拔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并要求宰相应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拔人才上。而且，在选择任用人才时，唐太宗还十分注意对人才进行具体分析，把德行放在选用人才的首位，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舍其所短，用其所长。
贞观六年，唐太宗与魏征在讨论选择人才时，又再次强调把“用得正人”的标准和慎择善人放在重要位置，他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饮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对此，魏征也提出：“今欲求其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代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唐太宗非常赞成这一观点，并在实际中加以运用。可以说，唐太宗与魏征这段对话，成了唐贞观期间的基本用人标准。
唐太宗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用人如器”、“舍短取长”，充分发挥各人所长。有的用其“多谋善断”，有的用其“善处理杂务琐事”，有的用其“忠直、秉公办事”，有的用其“敢于犯颜执法”……这样，就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各种人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才群体结构。
贞观期间，在文臣武将群体中，有的“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有的“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有的“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
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平定天下，有开明的贞观之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囊括了不同方面能力的大臣，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能像唐太宗那样对手下人的特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话，怎么会不成功呢？
无独有偶，这里还有一个关于“知人善用”的经典例子。
前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长龙永图在中国入世谈判时曾选过一位秘书。当龙永图选该人当秘书时，全场哗然，因为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当秘书。在众人眼中，秘书都是勤勤恳恳，做事谨慎，对领导体贴入微。但是龙永图选的秘书却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从来不会照顾人。每次龙永图和他出国，都是龙永图走到他房间里说，请你起来。对于日程安排，他有时甚至不如龙永图清楚，十有九次他是错的。但为什么龙永图会选他当秘书呢？因为他是世贸专家，而且对世贸问题简直像着迷一样！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骂。无论你怎么骂他，5分钟以后他又会回来，重新和你讨论先前的问题。
他的这些特点，简直就是为龙永图进行世贸谈判设计的：精通专业；保证使脾气很大的龙永图在难以听到不同声音的情况下能听到理性的声音。
世贸谈判成功以后，这位稀里糊涂的秘书被龙永图很快送走了。原因很简单，他做谈判专家助理很出色，但是在平时，他就不适合了。
龙永图很清楚，什么时候什么人最适合什么工作，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人，什么时候不该用什么人。而这些恰好是一个领导者和管理者最重要的品质和修养。
选择正确的人选来担任正确的要职，这能为领导者带来很多积极的“政治附产品”。因此，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他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合适的人，然后让他在合适的位置上做适合他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够让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
（第三节）以软实力决胜，文化是终极竞争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21世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战略的竞争，也是品牌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但最根本的却是文化的竞争。企业之间是如此，国与国之间则更是如此。文化是终极竞争力，在当今各种力量不断冲突和角力之中，兼容整合者是最终胜者。所以，奥巴马才会把发展文化“软实力”，当作当前社会发展的硬任务。
“共荣共生”民主法制与环境和谐
任何一个国家、男、女、老人和孩童，只要你在追求一个和平且有尊严的未来，美国就是你的朋友，我们准备再次带领大家。
——奥巴马
社会文明环境和谐文明法制
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这是人类的理想追求。而建立一个文明的城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选择。
文明是社会现象，是相似或相同思想、文化、宗教和习俗背景的一群人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存在。文明的权力本质就是民主。尊重文明的权力，就是尊重以人为本。建立文明社会就是应该以加强社会软环境为建设重点，大力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水平，增创环境新优势。因为，只有整体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
但是，万物之中，文明是最脆弱的，任何高度的文明都经不起它所面临的多重危险的威胁。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来小心地维护。尤其是对于从政人员来说，则更是义务和要求。奥巴马说：“对于那些通过腐败、欺骗和镇压异见者来攫取权利的领导者，你们应该明白自己在违逆历史的潮流，但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将向你们提供帮助。”
奥巴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和强劲对手麦凯恩辩论的过程当中，就体现了这点。
在辩论中，麦凯恩总是一副老大自居的样子。据有关数据统计，麦凯恩至少有7次说：“奥巴马参议员不懂我的意思……”一副长辈教训晚辈的样子。但是，奥巴马则相反，他在辩论中至少有8次在做答复的时候说：“麦凯恩参议员是对的……”
在和麦凯恩辩论的过程中，奥巴马的策略是回避在细节上和他纠缠，只说出原则就行。因此，第一场辩论，综合民意调查得出结论：奥巴马略胜，他胜在了人气上；麦凯恩略输，输在了金融危机上。麦凯恩的弱项是经济问题。奥巴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咄咄逼人，这就与他一贯树立的谦卑与理性的形象相吻合，而且还巩固了他尊重长辈、不乘人之危的形象。所以，在辩论的过程中，奥巴马示之以弱，甚至是故意地留点无关紧要的漏洞给麦凯恩，这样，麦凯恩就会毫无顾忌地拿出一副教训人的姿态，这样反而能够让奥巴马占据主动。他没有因为谦卑而丢失自己的优势，反而因此获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体现了奥巴马倡导和谐、文明的意识。确实，这种精神素质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必需。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要求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文化的建设。
在两百多年前，一个叫“库克”的英国船长发现澳洲后，澳洲便成为了英国囚犯的流放地。即使到现在，澳洲的居民很多都是囚犯的后代。
一个由囚犯拓荒开垦出来的国家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据调查，澳洲是一个被联合国环境保护委员会每年都评为“全球最适宜人居”的美丽国度之一，这虽然和澳洲本身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但是，这也得益于英国法制制度带来的人文环境。短短的200多年时间，一个“囚犯的流放地”竟然发展成为一个西方文明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发生就是法制必然的结果。
澳洲奇迹的创造得益于两方面：一是法律规定的细致，二是执法守法意识的强烈。比如，在版权归属方面，澳洲的法律规定遵循了两大原则，即版权拥有者属作品创作者，如果一个作者被全职雇佣，其工作中产生的作品版权归雇佣者所有；作者对作品版权除拥有传真件版权外，还拥有所有复印件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