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场“重大胜利”之前，“中国”一直都在联合国里面，而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只不过，代表“中国”的，是“中华民国”，也即台湾国民党当局。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法兰西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应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随后，中国爆发了内战。1949年，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则退守至台湾岛，与大陆分而治之。
这便造成了“历史遗留问题”：究竟哪一方的政权才能在世界上真正代表“中国”？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中国与各国建交的核心问题——只有承认“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才可能建立外交关系。
“三代老友”中那些对中国友好的政治人物，都深谙此理。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海两岸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争就开始了。但无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事实上都难以左右这场争夺的结果，真正能够发挥巨大影响的力量来自美国。五十年代，美国和台北方面采用了“搁置讨论”的提案，拖延了讨论的时间。
但到了1960年，这一招已经不再管用了，原因很简单——联合国的成员国数量增加了，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数量，更是从1945年时的4个，猛增至1960年时的26个。而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往往是中国人民的“二代老友”，他们毫无疑问会选择赞成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1960年的第15届联大上，表决“搁置讨论”提案时，赞成票数量虽有42票，但弃权和反对票数量却已分别增至22票和34票（另有1国缺席）。
美国人很清楚，再这样下去，“搁置讨论”的提案就要被否决了。于是，一个新的提案出炉了——所谓“重要问题提案”。
这一提案于1961年11月15日由美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发起并获通过，编号为“1668号方案”。其内容是：任何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变更均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方能生效。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政权要想在联合国取台湾国民党政权而代之，难度又增加了不少，以前需要半数支持，现在需要2/3的绝对多数支持。
与此同时，为了保住自己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台湾方面也做出了去非洲笼络朋友的努力——国民党政权与美国方面联手策划了一个名为“先锋案”的农技援助非洲计划，在四年间先后向利比里亚等14个非洲国家派遣了17支技术援助队、214名技术人员。同时，“台湾当局”还邀请非洲国家的官员和农技人员到台湾地区接受农业培训。
显然，台湾当局希望用援助换来“朋友”，换得选票。
不过这一招的作用似乎不够明显，它并未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大陆在非洲国家当中的广泛“人缘”。1965年的第20届联大上，投票表决“重要问题提案”时，第一次出现了赞成与反对均为47票的平票局面——其中，大多数非 洲国家都选择了赞成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到了1970年，形势的发展愈发对中国有利，对台湾当局不利。在当年的联大上，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所获得的支持票比反对票多了2票。只不过囿于“重要问题提案”所提出的关于2/3以上支持的限制，中国才没能在当年实现“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
这场投票的三天之后，也即1970年11月23日，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向尼克松政府提出建议：在注重与台北协调立场的同时，也要重视与北京的长远关系，为兼顾双方的立场而特意模糊主权归属的“一国两席”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是国务院搜集中国大陆情报并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重要部门。
这一建议得到了尼克松政府的采纳。于是，美国开始炮制“双重代表权案”：在联大上给北京和台湾各一张选票，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规避“两个中国”的提法。简而言之，“一个国家，两张选票”。
美国人认为，这一折中的方案具备可行性，但中国却予以了干脆的拒绝。
1971年5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指出：在中美会谈中，中方应把握的方针之一是，中方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中方可明确告知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坚持立场，绝不接受折中方案，是因为北京方面有底气。果然，在1971年，们成功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两阿提案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领导人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依靠的是“两阿提案”。
所谓“两阿”，指的是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东欧国家，毛泽东曾盛赞其为“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一盏明灯”，“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毛在中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唯一表示支持的执政党。
中阿两国在1949年11月23日就正式建交。从1954年到1978年，中国向这个人口不过两百万的小国累积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这使得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中人均援助额最大的国家。时任驻阿大使耿飚曾回忆说：“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领导人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弟弟要求哥哥勒紧裤腰带提供援助，哥哥依靠弟弟在联合国给予支持便很容易理解。据阿尔巴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团主要成员马利列的回忆，在联大开会前，他们“研究了问题的方方面面，制定了我们在联大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拟出了提案，设想了其他支持国所应做的工作。”可谓精心准备。
后来，阿尔巴尼亚当局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被称为对中国的“三大支持”。
不过，阿尔巴尼亚人并没有进入名单——这多半是因为中国与美国开始接触之后，中阿两国开始交恶，乃至最后断交。当时，霍查曾将尼克松访华称为“与敌人会谈”，他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
另一个阿国——阿尔及利亚则是一个非洲国家。时任外交部长、后来出任该国总统的布特弗利卡被称为，历任中国领导人在与其会面时，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阿尔及利亚政府和老朋友布特弗利卡总统本人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作的重要贡献，以及在人权、台湾等重大问题上始终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
之所以说“历任中国领导人”，是因为布特弗利卡本人的任期实在是太长了。原本该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届。但为了给布特弗利卡连任扫清障碍，20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两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使布特弗利卡得以第三次竞选总统并获得胜利。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阿尔及利亚也曾爆发示威，要求布特弗利卡下台，相关情况将在后文详述。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提案的，不仅仅是两个 阿国，而是一共有23个国家，除两阿之外，还包括：缅甸、锡兰（现斯里兰卡）、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里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该提案的全文如下：
“大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因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兹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台湾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美国方面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个措辞明确且严厉的提案通过。有外媒报道说，在26届联大召开之前，美国曾派人在数十个国家，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开展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内外跟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
实际上，当时的美国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北京接替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
最终的事实是：1971年10月25日11时，开始表决“两阿提案”。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代号2758的“两阿提案”通过了。因为“两阿提案”通过，美国设计的“双重代表提案”也自然被否决。
可以看到，除提出提案的23个国家外，还有另外53个国家予以了支持。
在这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中，非洲国家就占了26个之多。
据说，提案通过后，会场内的掌声足足响了两分钟，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竟然在会场上手舞足蹈起来，令一些美国人大为光火。后来，萨利姆也跻身“三代老友”的行列之中。
在提案通过后第一个冲向中国代表表示祝贺的人，则来自一个美洲国家——墨西哥。当时，率领墨西哥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埃切维利亚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呼吁：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排除中国。他还以墨西哥总统的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排除在联合国组织之外是不可思议的。
埃切维里亚是一位积极倡导“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家，他在任总统期间，竭力推行民族主义政策，主张进步主义，扶植工农运动。
由于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上对中国予以坚决的支持，埃切维里亚也成为中国的“铁友”。在《人民日报》上，他共被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身份提及17次，比基辛格还多1次，在被提及次数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七。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后，外交局面的打开也变得更加顺利。据统计，1971年10月24日前，只有64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当1971年第2758号决议通过后，中国迎来了一波建交高潮。截至2011年7月31日，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有172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的100多个都是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建交的。
随着迄今为止最后一波建交高潮的到来与结束，为国家友谊破冰的“三代老友”名单也基本被确定下来。新的历史时期，称号将被授予新的“四代老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