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篇第7章第3节“走出去”成为可行选择 (3)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是在双方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加深政治互信的背景下逐步开展起来的。1997年9月24日，李鹏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的协议，中石油同哈萨克斯坦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签署了关于油田开发和管道建设项目总协议。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同中亚国家政府签署类似文件，为双方能源合作奠定了条法基础。
中国的能源企业在此之前已经同哈萨克斯坦在石油开发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如1997年6月，“中石油”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油气公司60%的股份后，8月又赢得哈萨克斯坦乌津油田私有化项目的国际招标。根据中哈双方9月份签署的协议，双方将联合铺设从阿克纠宾斯克油田和乌津油田到中国新疆的全长3000多公里的输油管道。1997年至1999年，双方完成中哈输油管道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此后，由于哈萨克斯坦石油供应量不能充分满足管道的运力、管道工程成本较高等原因，中哈石油管线项目一度搁浅。尽管如此，中哈石油合作还是在中方接管阿克纠宾斯克油气公司之后，石油开采量逐年攀升而一步步地开展起来，中国每年通过铁路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约150万吨石油。同时，中国也在探寻与中亚另一个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土库曼斯坦进行合作。中国石油建筑工程公司帮助土库曼斯坦修复石油钻井。2000年7月，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石油部签署了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1998～2000年，中国继续发展与中亚各国的政治关系，加深政治互信。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1998年4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1998年8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1999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99年11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9年11月）先后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签署旨在进一步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后访问哈萨克斯坦（1998年7月）、塔吉克斯坦（2000年7月）和土库曼斯坦（2000年7月），中国政府向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提供了1000～300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无偿援助。此外，每年江泽民主席都同中亚国家元首在“上海五国”机制下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随着双边政治关系的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国际事务领域的合作逐渐展开。中国支持中亚国家旨在促进地区安全的种种倡议，包括哈萨克斯坦倡导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乌兹别克斯坦举办的“中亚安全与合作问题塔什干论坛”及中亚无核区对话、吉尔吉斯斯坦倡议的“伊塞克湖论坛”。尤其是自1998年起中哈、中吉、中塔边界问题相继全部或部分解决以及双方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加强在安全及军事领域的合作以后，为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表明经过近10年的观察和探索之后，中国终于形成了明确的中亚战略，即在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同中亚国家加强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能源、交通和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
“9?11”事件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直接冲击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导致中国在中亚地区利益的调整。尽管中亚形势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仍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切实落实党的十六大确立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不断推动与中亚国家政治和经济关系向前发展。中国继续开展政治对话与合作，巩固双方睦邻友好关系。双边的和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高层会晤频繁，进一步增强了政治互信，巩固并提升了双边政治关系。2002年中国先后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2年5月17日与塔吉克斯坦签署中塔国界补充协定，2003年9月2日两国互换了该协定批准书证书；2004年中乌两国就进一步深化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至此，中国与哈、吉、塔三国间全长3300公里的边界全部划定。从此以后，双方立法机构、政府各部门、政党、地方和民间的交流不断扩大，中亚国家与中国睦邻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日益牢固。
随着2001年以来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显著提升，特别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能源合作迅速发展。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先后签署共同研究和分阶段建设中哈输油管道议定书、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发展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修建阿塔苏—阿拉山口输油管道的基本原则协议等文件，为中哈输油管道项目的落实铺平了道路。中哈输油管道一期工程阿塔苏—阿拉山口段2004年9月开工，2005年12月竣工，它的建成和运营标志着中哈能源合作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2006年5月25日，中哈输油管道正式向中国输油。中石油先后收购了曼格斯套州“北布扎奇”油田的全部股份和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中石化获得了田吉兹附近的三大区块50%的股份，并加紧开发“扎纳若尔”和“肯基亚克”两个油田。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开展互惠合作协议、油气勘探协议等文件。2006年中石油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的“中国石油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正式获得乌油气总公司颁发的有效期五年的油气勘探作业许可证，中乌两国能源合作逐渐进入实施阶段。
2006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铺设土库曼斯坦至中国天然气管道的总协议。2007年8月，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在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破土动工。在未来30年内，土将通过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向中国每年出口300亿立方米天然气。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在水电开发领域的合作也正在积极商讨之中。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石油公司已在中亚地区油气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与国际石油巨头相比，中国石油企业由于没有参与中亚五大油气项目（田吉兹、卡沙干、卡拉恰甘纳克、ACG油田、沙赫德尼兹）的开发，缺乏在中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特别是油气储量基础，因此中资企业还须继续扩大在中亚油气资源市场上的份额，加强与中亚各国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尤其应加大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天然气田勘探开发与跨国输气管线建设方面的合作力度。
2.相互尊重，长久友好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中亚地区推行“颜色革命”政策，致使中亚各国相继将其对外政策向支持它们现政权及其政治制度的俄罗斯和中国回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因此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与美国不顾中亚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强行推进“民主改造”不同，中国一贯主张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确立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他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公正立场受到了中亚国家的欢迎和支持，即使是通过“郁金香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也依旧延续了阿卡耶夫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对华友好路线。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后，中国政府及时表示了支持卡里莫夫总统维护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立场，赢得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信任。2005年两国签署中乌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标志着中乌关系进入了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2005年中哈两国宣布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相继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达成共识，并签署多项经济合作协议，能源领域的合作是重中之重。2007年1月，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
在这个阶段，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中国最终确定了积极参与中亚事务，发展与中亚国家全方位合作关系的政策。由于美国驻军中亚并在该地区推广“颜色革命”，使一直是中国战略后方的中亚有可能变成西方反华势力对我进行“西化”或“分化”的前沿阵地；又由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业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中亚作为中国未来原油进口重要来源地的作用开始显露。特别是在美国强力介入中亚事务和俄罗斯既借重又防范中国的复杂条件下，中国稳扎稳打，因势利导，不断推进与中亚国家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对于维护自身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稳定的重要性空前凸显。
中印：共同挑战求发展
同为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大国，中印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两国均面临着共同的能源安全困境。对能源安全的共同需求，促使两国在开发和利用海外油气资源时不得不寻求多方面的合作。
中印作为能源需求大国，两国间既存在利益共同点，竞争也在所难免。中印两国在追逐战略经济利益的国际大背景下，能源合作的空间究竟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共同的政治意愿、不懈努力和国际关系博弈。目前，两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避免两败俱伤式的竞争，形成对两国都有利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在开发海外油气资源的投资中降低成本，获取最大效益。因此，在看到中印能源合作所拥有的一系列正面因素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印合作仍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两国能源合作在项目、规模、领域等方面的潜力都还比较有限。除了经济层面的困难外，印度对中印开展能源合作戒心较重以及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等一系列因素，都对中印能源合作构成了一定的干扰。
1.安全和成本困境
中、印、美、日、韩等能源消费国都在世界范围内全方位地寻找着油源，试图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尽量减轻对中东原油的高度依赖，以实现各自的能源安全。能源问题直接关系着中印各自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规划，因此，如何平衡两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直接关系到各自的能源战略计划及其实施。中印虽有合作意向，但在商场上更多时候是竞争关系。比如，为了获取稳定的油气供应，印度提出铺设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缅甸—中国云南的陆路天然气管线。尽管构想上这是一条可以不经海路便可将西亚油气运往中国南方的理想路线，而且印度已经与伊朗和巴基斯坦草签了建设从伊朗南部油田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协议，中国对此也给予了积极响应。但从运输安全和运输成本上看，一系列现实问题无法回避。
首先，在安全上，该线路所经过的地区存在着政局动荡、宗教、民族矛盾尖锐、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等安全隐患，如果管线穿越的国家不能保证该地区的稳定，那么油管被破坏的风险就会很大。现实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让自己的战略资源运输通道控制在别国手里。所以，从安全角度看，该设想的现实可操作性并不很大。
其次，在运输成本上，中国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多位于东南沿海一带，运输管线从中东经南亚进入云南后，距离消费市场仍有很长的路程，铺设这样的管道比海上运输的成本要高出许多。这样的项目往往需要东亚主要石油消费国，如日、韩等国的通力合作。日、韩等国是否肯投巨资于该条管线尚很难说。
2.管理和技术困境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总体上能源产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能源公司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印度能源企业缺乏高新技术和资金的投入，油气田的开发和利用率不高；在管理体制上，印度能源部门的改革不得力、不彻底，导致企业的效益较差。中方则存在着企业技术装备总体水平落后，单位勘探开发成本和生产成本较高；经营方式比较单一，在控制成本上处于劣势；上游企业普遍缺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储量的能力，只能在相对固定的、勘探程度较高的辖区内寻找接替储量；在管理上则存在着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落后，机构运行效率低、决策机制落后，投资体制不健全，没有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自身的企业文化等问题。两国能源企业在管理和技术层面与西方石油公司存在的差距，使其即使合作，也很难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展开强有力的竞争。
3.地缘政治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