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
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和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涨，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今属汩罗县）。他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磋”。
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郭嵩焘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任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
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
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俩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绌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又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
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和，全由家长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
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3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由于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使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
4.学习益友优点，举荐贤人入仕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同时又有自己的优点。在自己交结的朋友中，有的品德高尚，有的擅长处世做人，有的学问知识丰富，有的热心助人。为了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必须相互切磋学习，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同时，举荐人才也是造福家国的好事，不仅为国家发现可用之才，也为人才报效朝廷、造福黎民提供了用武之地。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结交了好朋友，就可以相互砥砺促进，不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也有助于事业的成功。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
曾国藩非常重视朋友的作用，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可以说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曾国藩都注重良师益友的作用。
曾国藩在京城13年中交结了许多朋友，讲求躬行心得的有唐镜海、吴竹如、窦兰泉等人；研究经礼的有吴子序、邵惠西等人；研究文字大有成就者有何子贞；才气奔放的人物有汤海秋；英气逼人的有黄子寿和王少鹤、朱廉甫等人。曾国藩结交的朋友对他个人的修为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是考据方面的专家。在与刘传莹的交往中，曾国藩大大提高了自己古文字方面的造诣。1846年，曾国藩养病期间，依然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方面的问题。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方面的问题。于是，二人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成为终生的好友。曾国藩通过和刘传莹的交往拓展自己的学识，在学术领域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在学业上取长补短，相互切磋是做学问的关键。
何绍基，字子贞，擅长书法和诗词。曾国藩在与何绍基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诗词方面的不足。从此，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写作和赋诗，结果两人提高得都非常迅速。
另外，曾国藩还经常和吴延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方面的问题，还曾经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曾国藩的朋友都是在京城颇有名气的大家。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曾国藩的学识，也大大提高了他在京城的地位和知名度。擅长结交朋友是曾国藩在京城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国藩在交结新朋友的同时，不忘联络旧时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朋友对曾国藩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是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湖南湘乡人，字孟蓉，号霞仙。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和郭嵩焘，于是三人结成了好朋友。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由郭嵩焘介绍与曾国藩相识。曾国藩对江忠源十分推崇。刘蓉也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曾国藩的朋友中，江忠源最具有血性和胆识，确实是曾国藩的一位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果然如同曾国藩预料的那样，江忠源成为了湘军的主要将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人，是曾国藩的同乡。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令人佩服。罗泽南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大儒，曾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代的罗泽南连遭不幸，生活也十分坎坷，母亲和兄嫂相继去世，更为不幸的是，长子、次子和三子又接连去世，他的妻子遭受了丧子的巨大悲痛，痛哭竟至双目失明。罗泽南在如此沉痛的打击下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对罗泽南十分敬重。有时在书信中表达敬慕之情，并称罗泽南为家乡的颜渊。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一次，曾国藩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患重病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熊，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渐渐病愈。由此，二人成为了相交甚深的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的朋友对他的人生和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人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人在危难之时为其两肋插刀，从各个方面帮助曾国藩建功立业。因此曾国藩比别人更深刻地理解了“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深刻含义。
广交朋友使曾国藩的事业辉煌兴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对朋友的选择十分讲究。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一个人的综合情况，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完全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
古时候楚国有这样一个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在当地很有名声，楚庄王知道后把他传召到了宫廷中。庄王问他，“你是如何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的吉凶呢？”
他回答说：“我其实不会给人看相，但我能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情况。一个普通百姓的朋友如果孝敬父母，尊兄爱弟而不违法乱纪，那么他也是这样的人，他的家就会一天天兴旺富裕。一般的官员所交的朋友如果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也就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他就会受到君主的器重和依赖。”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这也是有道理的。因此，即使你是好人，如果交结了坏朋友，也要防备别人把你当成坏人，进而影响了自己的事业，败坏了自己名誉。
曾国藩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他认为没有朋友有很大的危害，极其不利于自己的成长。
宋人许辈说：“与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与端方人处，如炭入薰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
所以曾国藩认为，君子一定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朋友！
在古代，孟母为了给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三次搬家。荀子也说过“居必择乡，游必近士”。可见古人对结交朋友的重视。
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有更大的期望，他曾对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除了广交友以增益自己的才智见识外，还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1855年、1856年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而已，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亦甚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居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对曾国藩有所触动。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慎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符合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云，一变前志”。从1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
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依据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分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