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儒者和为将者的傲气最重，而他自己恰好既是读书的儒者，又是带兵的将领，因此，戒除傲气是曾国藩穷尽毕生之意志而力戒的。他在家书中就多次谈到：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不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戒除傲气可谓谨小慎微。
曾国藩在仕途上可谓官运亨通，仕途通达，十年之中连升十级，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如果是其他人可能会趾高气昂，洋洋得意，但曾国藩却以“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自谦，由此可见他对自身修养的重视，以及他“戒傲”的决心。
虽然他戒傲如毒，防之甚严，但是带兵打仗，他也有过因胜而傲、因傲而败的经历，亲身验证了“骄兵必败”的说法。他由此认识到，傲气极易滋生，极易失控，因此更要时刻小心提防。除此之外，他认识到“傲”也可使一个大的家族迅速衰败，曾氏家族具有远见之明，很早就教导自己的子孙后代力戒傲气，曾家对于傲气的警惕不亚于对毒蛇的惊悚。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戒傲”，还劝勉其弟“戒傲”，他多次写信劝谏家人。在给四弟曾国藩的信中，他这样说：
“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极其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他还写道：“傲为凶德，惰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戒傲。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
曾国藩还告诫儿子：虽为“世家子弟”，但要牢记“极力去傲惰二弊”，在儿了赴科考时，一再叮嘱儿子进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这就是这位堂堂的一等侯爵所担心的。
曾国藩认识到，懒惰乃人生之大敌。他的一生可谓戒惰如仇，在给诸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三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是关于告诫自己要力戒懒惰，在他的家书中，也有许多是在警示诸弟和子侄务必要戒除“惰”习。
戒惰是曾国藩修身智慧的又一体现，戒惰如仇、勤劳不懈的习惯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在给陈俊臣的回信中，他这样写道：“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克一己之懒惰。”在复葛章山的信中，他也写道：“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人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悔恨！”他还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无论是在京师还是在军中，曾国藩都坚持黎明即起、深夜方息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严格要求部下也都这样做。在军中，他早起有定时，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他还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可以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以此来督促部下戒掉睡懒觉的习惯。
他还经常劝导诸弟和子侄要戒除惰性，勤奋读书，并且不要脱离劳动。他的弟弟、子侄们谨记他的教悔，平时在读书之余，也经常拾粪、下田，保持了耕读之家的优良传统。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他要求内眷养成不染官家习气、勤劳而不闲逸的精神，至今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曾国藩重视自身的修养，力戒不良习气，这不仅是他的处世智慧，也是他的为官之道。
5.勇于改过，不断自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怀着何种心态。能够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明智的人，克服了缺点，就相当于战胜了自己，这样才可以不断完善自己，也可以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求过”是积极地发现自己的过错，并且勇于改正错误，而好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的时候，只会固步自封。正视缺点和不足，并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即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缺点与过错，然后坚决彻底地改正。
曾国藩的性格发生过多次转变，在现代人的眼中，曾国藩似乎是一位手执羽扇、不苟言笑人，总是一副宠辱不惊的君子形象，这只是他成熟时期的性格表现。其实，他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如此深厚，相反，—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他早年善于言谈、爱出风头，“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他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的修身养性至关重要，因此便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性格，但是却屡有困难。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情，但是他这一行为却使人十分尴尬，结果适得其反，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要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确实难能可贵，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过后他非常后悔，可是说出去的话如覆水难收。
1842年十一月的一天，曾国藩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却出言不慎，结果弄得气氛十分尴尬。随后他又到何子贞家，不久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晚上回家，他非常后悔，他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折磨与争斗，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儿子身上的确有不少毛病，便给他写信提醒他多加注意，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父亲的信对曾国藩的触动很大，但是在以后的不少岁月中，他仍重蹈覆辙。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肆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
同年正月，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他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自己也承认怠慢了同学，并且“忧悔并生”。
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他改过心切，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但是这样就有一种不合群的表现。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
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从此以后，在处事待人方面，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己的锋芒。与此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习气，并且告诫自己尽力改正。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中。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除此之外，曾国藩认真钻研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因此，文化传统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把“逐日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
因此，过错是难以避免的，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曾国藩认为，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地承认并且改正它，这是最难得的。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内心求得安乐，省得多少纠葛，多少遮掩，还有那掩饰装点的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尤其是在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多次成败胜负的考验。
曾国藩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即“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无欲告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因此，他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但是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曾国藩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所谓“广大”，就是要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衡。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为了改掉自己的缺点与毛病，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为了做到这些，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经常给他指出缺点；二是坚持每天写日记，借此每天反省自己。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行为值得后人去学习，他的这些勇于改过的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不人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处世与为官之道应该注意的环节。
6.处世四忌：妄言、自大、非议、计较
曾国藩宦海沉浮多年，由一介儒生逐渐转变为深谙处世之道的官场中人，他的几次转变都是在不断蜕变中实现了飞跃，这与他不断思考、不断分析、总结自己过错得失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一直称赞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他一生“独服曾文正”，不仅钦佩他的做事风格，还有他的品格力量以及他的思想，这些无不显示出曾国藩是一个“办事兼传教之人”。
人必自毁，方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处世交往中有许多禁忌，如果轻易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恶果。曾国藩积一生为官处世之大法，提出四个禁忌来警示自己，发人深省。
第一，忌妄言
妄言之人多喜欢夸夸其谈，往往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曾国藩年轻时，就是一个喜欢夸夸其谈、有很强表现欲的人。
有一天，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箧，言无不尽”，他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全部吐露出来，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半夜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他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如果一个人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总是夸夸其谈，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长久如此，不仅遭人厌恶，还会惹祸上身。
于是，曾国藩决定应该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他的长处就是能够反省自己。《诗经》中的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勿语。”意思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轻言妄语。
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多次提到了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告诫弟弟，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要自省、自知。“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言语伤人或者盛气凌人，都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经常以理学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做人、做学问、做事，都要遵循“敬”字，但他对自己仍不满意，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国藩平生坐患‘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处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由此可见他不断追求更高境界的进取之心，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自我反省中度过的。
他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功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
第二，忌自大
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翻开《曾国藩全集》，洋洋一千五百万言中，包括了许多警言与经验总结，包括了他的全部知识、智慧和才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