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保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朝廷，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并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份、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
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对捻军穷追不舍，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再次接到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出征，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对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更不可能有所建树。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对自己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
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可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不能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6.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曾国藩曾说过：“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唐朝的郭子仪是曾国藩仰慕的对象，因为郭子仪能够抛开个人名利，以一腔热血为国效命。无论何时何地需要他，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为国家排忧解难。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同样有此抱负，希望国家能够将重任委托于他，为国出力。
曾国藩的表现在同辈中较为突出。他对学业比较重视，道光十八年（1838），他考中进士；声名远播，朝廷内外皆知有其人。
咸丰皇帝登基不久，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农民起义，这就是有名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端。咸丰皇帝顿时陷入慌乱，不知所措。后来才采纳臣子建议，决定采用“以汉治汉”的方法平息农民起义。曾国藩以其名声得此重任，咸丰帝命其以在籍侍郎身份，负责招募一些勇士兴办团练。
正在家里守丧的曾国藩接到兴办团练平反的圣旨后，心中有所顾忌。他早就想建功立业，成就一番大事。如今，机会正摆在眼前，能否功成名就，关键在于自己能否迈出这一步。但是，为了建功立业便毫不犹豫地领旨，定会被人看作贪图富贵，不守孝道。曾国藩自有办法，他假意表示自己丧母，守孝未满，只能抗旨行事。为表决心，他托人将所写奏章呈给皇帝。
郭嵩焘是曾国藩的一位好友，他听说此事后，即刻赶往曾国藩家，好心劝导，希望曾国藩以国家大局为重，走马上任。曾国藩没有为好友的苦心所动，直到郭嵩焘动员其父曾麟书再次劝说。曾国藩觉得时机成熟，不再掩饰，弃笔从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乃一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更何况无权无势。如何建立军队和建立什么样的军队自然成了他的最常思考的问题。面对众多困难，曾国藩没有气馁，而是艰难地前进着。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按照皇帝旨意，办起了团练。但小小的团练并不是他的目标，次年，在皇帝的许可下，曾国藩主持编制了军队，规模越来越大，湘军很快就组建完毕。但这还是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根本不能够抵挡气势汹涌的太平军，更不用说消灭他们了。因此，曾国藩在训练士兵时，要求很高，他要训练出一支善战的军队。
正是这支队伍，在国难当头时，在曾国藩的率领下，挺身而出，取得了许多战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