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随意的印象中，除了随意，没有欲求，我冷漠地叙述我没有材料的自传，我无趣的历史。这是我的自白，如果我什么也没说，那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信仰的背离
在我出生的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不再信仰上帝，和他们的前辈信仰上帝一样，同样出于未知的原因。由于人类精神生性倾向于凭感觉而非理性做出判断，大多数年轻人选择人类作为上帝的替代。然而，我属于这样一类人，总是处在所属群体的边缘，不仅看到了自己所属的群体，而且还看到了群体周围的那片广阔的空间。这便是为何我不像他们那样彻底放弃信仰上帝，但也决不接受人类的原因。我相信，上帝虽然未必可信，但也可能存在，在某种情况下应当被崇拜。然而，人类只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仅仅指明了我们所属的动物物种，和其他动物物种一样不值得被崇拜。宣扬人类自由平等的教派，在我看来就像古代一些教派的复活，他们的神长得与兽类无异，或有着兽类的头。
同样，因为不知道如何信仰上帝，且无法去信仰诸兽，我和其他边缘人一样，对一切事物保持着距离，这种距离通常被称作“颓废”。“颓废”是作为生命基础的无意识的全面缺失。颓废一旦思想，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对于像我这样活着却不懂得如何去生活的少数人来说，除了将“放弃”作为生活方式以及将“观照”当成命中注定，还能做些什么？既然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宗教生活是什么样的，因为信仰无法通过理性思考获得，又不能相信乃至反对“人性”这个抽象概念，我们只能对生活进行审美观照，以此来表明我们拥有灵魂。我们对任何乃至整个世界的严肃事物漠不关心，对神灵毫无兴趣，对人类满不在乎，徒劳之下，我们向毫无意义的感觉缴械投降，这种感觉经受过享乐主义的提炼和教化，适合我们的脑神经。
我们仅从科学中获得基本定律——即万物皆遵从于宿命法则，我们无法任意做出反应，因为宿命法则已对所有反应做出限定——鉴于这则基本定律与更为古老的万物宿命论相一致，我们放弃一切努力，就像身体虚弱者放弃体育训练。我们埋头阅读关于感觉的书籍，就像谨小慎微、钻研感觉的学者一样。
我们无法严肃对待事物，我们视感觉为唯一确凿的真实，我们躲避在感觉里，探索感觉，就像探索一片辽阔而陌生的国度。倘若我们不仅孜孜不倦地进行于审美观照，还对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寻求表达方式，那是因为我们所写的诗歌和散文——并非意在改变任何人的意愿或禁锢任何人的理解——就像一位读者，做大声的朗诵仅仅为了将阅读的主观愉悦完全地客观化而已。
我们清楚地知道，一切创作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所写下来的正是最令我们难以把握的审美观照。然而一切皆不完美。没有一次日落能美地不能再美，没有一次微风能让我们安稳地不能再安稳地入睡。因此，雕像与高山的观照者不无二致，无不从书籍和流逝的岁月中汲取乐趣，做各式各样的梦，以便将它们转化为我们的实质。我们还将所作的描述和分析写下来，完成这一切后，它们便成为可供我们欣赏的外在之物，就好像它们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一样。
像维尼这样的悲观主义者并非持此观点，在维尼眼中，生活是一座监狱，他置身其中，编织稻草以打发时间和忘却自我。悲观主义者带着悲观的视角看待一切，这种姿态既有些过头又令人不适。诚然，我们所写下的文章并无任何价值，我们写作也不过为了打发时间，但与靠结草以打发时间、忘记命运的囚徒不同，我们就像为打发时间而在枕头上绣花的姑娘一样。
我将生活看作一座路边客栈，我不得不呆在那里，直到马车从深渊开来。我不知道它将把我带向何处，因为我对一切都一无所知。我可以将这座客栈看成一座监狱，因为我不得不静候在那里；我也可以将它看作一个社交中心，因为在那里我结交了其他人。但我既非缺乏耐心，也不与人交往。我既远离那些闭门躺在床上，彻夜无眠等待的人们，也远离那些在大厅高谈阔论，欢歌笑语飘然入耳的人们。我坐在门边，耳目尽享声色景致，轻声吟唱——只有我自己能听见——作于漫长等待之中的飘渺歌曲。
夜幕即将降临，马车也即将来到。我享受着为我而吹的微风，感受着为享受微风而被给予的灵魂。我不再有疑问或索求。我写在旅行者日志上的东西，有朝一日若被人读到并能给他们的旅途带来愉悦，那自然很好。但倘若他们不读，或者没有带来愉悦，那也没关系。
做梦或行动
我不得不去选择，哪怕是我所憎恶的——无论是我的智力所憎恶的做梦，还是我的感觉所厌烦的行动，皆是如此；无论我并非生而为之的行动，或者没有人生而为之的做梦，亦不例外。
两者皆为我所憎恶，我都不去选择。不过，既然我不得不偶尔做梦或行动，我将两者混在一起。
黄昏的倦怠
我喜欢初夏黄昏笼罩下的闹市那份寂静，尤其是在白日的喧嚣对比之下，更添几分宁静。阿尔塞纳尔大街，阿尔范德加大街，幽暗的街道从阿尔范德加的尽头向东延伸，沿着静静的码头伸展开来——这些傍晚的日子里，我走进它们的孤寂之中，它们用忧伤将我抚慰。我仿佛远离现在，回到遥远的过去，那个更早的时代。我乐于想象自己是当代的西萨里奥·韦尔德，在我心中流淌的不是他的诗句，而是与他诗句不无二致的本质。
漫步于这些街道，直到夜幕降临，我的生活与它们并无什么差别。白天这里充斥着毫无意义的活动，夜晚活动的缺乏并未使它们变得有意义。白天我什么都不是，晚上我回到自我。我和这些街道并无什么差别，除了它们是街道，我有一颗人类的灵魂。然而，当我们看到事物的本质时，这一点或许便显得无关紧要。人与物同样拥有一个抽象的命运：在世界之谜的代数学里同样成为一个中性值。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这些倦怠而空虚的日子里，一种忧伤从心灵油然而生，传递至大脑，传遍整个自我——一种万物始于感觉，却又外在于感觉，不为我所左右的苦涩之感。啊，梦境曾多少次变成实物出现在我面前，它们并非要替代现实，而只是要宣称它们和现实一样，只要我表示轻蔑，它们便脱离我而存在，就像电车在街道尽头的拐角处掉头，抑或傍晚街头的叫卖声，尽管我不知道他们在叫卖什么，但是一种声音——一支突如其来的阿拉伯歌曲——却打破了黄昏的单调。
新婚夫妇走了过去。针线女工们聊着天走了过去。年轻小伙子们找着乐子匆匆走过。归隐退居的人像往常一样抽着烟漫步而过。这家店或那家店的某个店主像无所事事的流浪汉一样站着，对周围的事情毫不留神。一些新兵——有的身强力壮，有的弱不禁风——组成一支嘈杂抑或更糟的队伍缓缓走过。偶尔也会有普通人走过。这个时间过往车辆稀少，车声悦耳。在我心里，有一个宁静的苦痛，顺从构筑我的平静。
这些走过的人和我毫不相干。他们和我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毫无关联。这只是对机缘投掷的石子，发出未知的声响做出的一种无意识的抗议诅咒——一个充斥着纷繁嘈杂的人生。
落差
我从壮丽的梦境，回到里斯本市的助理会计身份。
但这种落差并没有击倒我，反而解放了我。它的讽刺渗进我的血液里。我理应感到羞辱的东西，却成了我扬起的旗帜，而我应当用于自嘲的声音，却成了我吹响的号角，用来宣告——和创造——即将来临的黎明。
什么也不是的伟大的暗夜荣耀！不为人知的阴郁的威严显赫……我突然体验到一种荒野僧侣或幽居隐士的崇高感觉，对远离尘世的沙漠上和洞穴里的基督徒的实质有了某种认识。
在这个荒唐的房间里，我这个卑微的无名小职员在桌子上写着似乎是救赎灵魂的字句。我用远处的崇山峻岭那头不存在的日落将自己镀成金色，用放弃生命中的欢乐换来的雕像装饰自己，用我强烈鄙夷的俗世珍饰——我布道指头上的出家戒指，将自己修饰。
记账
我面前这张旧书桌有些倾斜的桌面上，摆放着一本账簿，我疲惫的双眼从两页大纸上抬起来，心灵更是疲惫不堪。除了无关紧要的账簿，货栈里是清一色的架子，清一色的职员，人类秩序和毫无风浪的平庸——这一切延伸至临近道拉多雷斯大街的那面墙上。透过窗户传来的，是另一种现实到来的声音，声音平淡无奇，就像将架子笼罩的平静氛围。
我目光低垂，重新回到那两页白纸上，那里是我小心翼翼记录下来的公司业绩数据。我自嘲之余，想起我的生活包含了这些记录着面料种类、价格和销量、空白间隔、字母和通栏画线的东西，还包含了伟大的航海家和圣人、每一个时代的诗人，没有一个人被载入史册——被那些决定世界价值的人放逐的子孙后裔。
正当我将一个不大熟悉的布料记录下来，印度河和撒马尔罕的大门豁然打开，波斯诗歌（那里的诗歌也是从别的地方发展过来的）的四行诗（第三行不押韵）是停泊我的不安的遥远锚点。但毫无疑问：我在写，在添加记录，一名职员像往常一样在这间办公室里记账。
我用忧伤去写作
我对生活要求很少，而这点微薄的要求都无法实现。一片邻近的旷野，一缕阳光，一点点宁静外加一小片面包，不被自己的存在感所压抑，不向人索取也不被人索取什么——这点要求也无法实现，就像我们拒绝施舍乞丐零钱，并不是因为我们吝啬，而是因为懒于解开我们的外衣纽扣。
我在寂静的房间里忧伤地写作，曾经是这样孤身一人，将来也是。我在想，我那显然微不足道的声音里是否包含成千上万个声音的本质，那成千上万个生命对自我表现的渴望，那成千上万个灵魂像我一样安于对日常命运的坚忍，以及他们失落的梦想和无望的希望。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心跳因意识到这一切而加速。我因为站在高处而活得更充实。我的内心涌起一股宗教的力量，一种祈祷，一种发自公众的呼声。但理智迅速将我拉回到我本来的位置……
我才想起我身处道拉多雷斯大街一幢房子的四楼，我似梦非梦地自我审视。我的视线从这未完成的纸张上移开，瞥向那毫无意义而又缺乏美感的生活，瞥向那支马上要被我掐灭的廉价香烟，我将它掐灭在破损不堪的记事本上的那个烟灰缸里。我在这间位于四楼的房间里拷问生活！叙述灵魂的感觉！像天才或著名作家一样写散文！我，这里，天才！
被上帝剥削
今天，在我的那些毫无意义而又缺乏价值的白日梦里（我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由这些白日梦构筑），我在其中的一个白日梦里想象着自己永远摆脱了道拉多雷斯大街，摆脱了我的老板维斯奎兹先生，摆脱了主管簿记员莫雷拉，摆脱了所有职员，摆脱了送报员，摆脱了小杂役和那只猫。在梦里，我所体验到的自由，就像南太平洋赐予我的一些风景奇特的岛屿，等着我去探索和发现。自由意味着休眠，意味着艺术成果，意味着我的智慧实践。
然而，尽管我在小餐馆里用这个短暂的午休时间去想象这些事情，一种不悦之感侵袭了我的梦：我意识到我应当感到悲伤。是的，我这样说，就好像真实境遇是如此：我应当感到悲伤。我的老板维斯奎兹、主管簿记员莫雷拉、出纳员博格斯、所有的年轻人、那个将信送到邮局的快乐小伙子、那个送报员、还有那只温顺的猫——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无法做到在离开这一切时不哭泣、毫无感觉——不管我是否愿意——我的某一部分将与这一切共存，与他们的分离将意味着我局部的死亡。
此外，如果明天我对他们做出道别，然后脱下我的这身道拉多雷斯的套装，那么我终将做点什么其他的事呢？（因为我总得做点什么事）或者我终将穿上其他什么样的套装呢？（因为我总得穿上什么套装）
老板无影无形。我的维斯奎兹有名有姓，他身强体壮，和蔼可亲，偶尔脾气暴躁，但绝不两面三刀。他自私，但总体上公道、有正义感，而这正是许多伟大天才、人文奇才以及左翼和右翼分子所缺乏的。其他人被虚荣、财富、荣誉和永垂不朽所控制。我情愿让维斯奎兹这样的人做我的老板，在某些困难时刻，他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抽象的老板更容易打交道。
我的一位朋友认为我薪水太少，他是一家经营成功、与政府有很多生意往来的公司的合股人。有一天，他对我说：“索阿雷斯，你被剥削了。”我进而想起的确如此。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人人都被剥削。我在想，被维斯奎兹和他们的纺织品公司剥削，是否会比被虚荣、荣誉、
愤恨、嫉妒或无望剥削要来得更糟糕呢？
先知和圣徒行走于虚无的世界，他们被上帝剥削。
我用和其他人一样的回家方式回到这个不属于我的家：道拉多雷斯大街上的那间大办公室。我回到我的办公桌，就像回到抵御生活的堡垒。我的内心一阵痛楚，痛楚到想要哭泣——为我那用于记账的账本、为我那用过的旧墨水瓶、为在我附近弓着背写提货单的塞尔吉奥的背影。我爱这一切，或许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爱，或许，即便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类的灵魂去爱，我仍然——不得不给予我的爱——不论它渺小到区区一个墨水瓶，或大到冷漠星空。
象征
维斯奎兹——我的老板。有时，我不可思议地被维斯奎兹先生催眠。这个人除了偶尔是个障碍，还主宰着我的时间，主宰着我白天的日子，他对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待我不错，对我说话时很客气，除了发脾气的那些天，当时他因某事而烦躁，对每个人都不客气。但为什么他能占据我的思想？他是一个象征吗？还是一个理由？他到底是什么？
维斯奎兹——我的老板。我已在未来带着某种怀旧之情去回忆他，我知道我必将有这样的感觉。我将平静地安坐在某个郊区的一间小屋里，享受这份宁静，不去写如今也没有去写的作品，为了逃避自我，我在未来坚持不去写作的理由要比现在的还更胜一筹。我将呆在贫民窟里，为我彻底的失败而高兴，与冒充天才的乌合之众厮混在一起，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拥有梦想的乞丐。我被扔进一群无名之辈中，他们既无力取胜，又无法彻底放弃不靠竞争而取胜。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怀念维斯奎兹先生和道拉多雷斯大街的这间办公室，我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会像我对从未遇到过的爱情的回忆和从不属于我的胜利一样。
或许，在我周围的世界里，缺乏更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便是为什么维斯奎兹先生，这个普通甚至有些粗俗的人，有时占据了我的思想，使我忘记了自己。我相信，这里存在一种象征。我相信，或者说几乎相信，在遥远生活的某个地方，这个人对我的重要性，要胜过今天的他对我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