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详细地说明侦讯的内容，因为我想让读者回忆一下凶杀案当晚的具体情形。在侦讯的过程中，很多发生的事情没有被提及，而我也听到了一些从不知道的事情。整个侦讯过程的气氛沉闷极了，六个陪审员在角落里坐着，看起来像是完全被检察官操控的木偶。
我和葛奇尔德选择了两个后排的座位，在场的许多人我都认识。芭芭拉·费兹女士从头到脚都穿着黑颜色的服饰，像是参加葬礼一样，不过，她一定认为自己的穿着很时尚吧？绿林俱乐部的贾维斯先生因为在命案当晚就出现了，所以也被请到了侦讯现场。接着，我们在席位上看到了哈顿先生，冗长的侦讯使他非常厌烦，不过，每一条证词他都一清二楚。杰姆逊坐在一个角落里，他神情专注地观看整场侦讯。
第一个接受审讯的是史都华医生。他的证词很简短，有以下主要内容：周日清晨，四时三刻，他接到了贾维斯先生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前往“阳光居室”，因为小阿姆斯特朗先生发生了意外，身上中了一枪。于是，他匆匆穿戴整齐，携带一些医疗用品，驱车来到“阳光居室”。
贾维斯先生打开门以后，马上引领他来到东厢房。他看到小阿姆斯特朗的尸体正躺在那里，尚未移动。此刻，他知道自己的医疗器械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他告诉检察官，尸体只是被翻转了一下，并没有做别的移动，依旧在螺旋楼梯口旁边躺着。他还指出，死者是当场死亡，尸体当时还有一点温度，并没有变得完全僵硬。就一般情况而言，突发死亡的人身体不会马上变僵。他还否定了死者自杀的可能性，因为在他看来，死者在自己身上制造那样的伤口难度很大，而且案发现场并没有找到凶器。
医生把检验的内容陈述完毕后，迟疑了一下，清了清嗓子说道：“检察官先生，请允许我再占用一些时间，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说。也许这件事情对案件有一定帮助。”
“请讲吧，医生。”检察官说。
“我家在茵格伍德镇，距离卡萨洛瓦只有两英里。华克医生去西部的这段日子，许多卡萨洛瓦的村民就跑过来找我看病。五个星期之前，我的诊所接待了一位奇怪的女士。她身上穿着丧服，整个面庞被黑面纱遮着。她带着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前来看病，那个孩子看样子是感染风寒了，可把他的妈妈急坏了。因为我是儿童医院的医生，所以她请求我开一张许可证以便送孩子住院。我当时也没有多想，谁知，后来才发现事有蹊跷。就在小阿姆斯特朗先生被枪杀的前两天，因为有人被高尔夫球打伤了，我去绿林俱乐部应诊。我动身的时候天色已晚，走到距离俱乐部还有一英里的克莱斯堡时，看见两个人正在吵架，而且争吵得非常激烈。由于我当时是徒步前行，所以我看得非常真切，其中的一个人是小阿姆斯特朗先生，而另一位正是那位戴着黑面纱的女士。”
听到这些，我在座位上挪动一下，将身子坐直。杰姆逊满脸狐疑，而检察官低着头，忙着记录一些东西。
“医生，你刚才提起的是儿童医院，没错吧？”
“没错。不过，那个登记簿上名叫瓦雷斯的孩子，在两个星期之前被妈妈领走了。我去找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见了。”
我的脑子里立马浮现出给露易丝电报上的那个署名。我想，这个缩写大概就是华克医生，而那个一身黑衣的神秘女士也许就是电报里提到的妮娜·卡林东。不过，这些仅仅是我的猜测，无凭无据。侦讯依然在继续。
下一个出庭应讯的是法医。尸检结果表明：子弹是从左侧第四根肋骨处射入的，接着向下穿透心脏和肺部，并且致使左肺碎裂。最后，子弹停留在脊柱左后方的肌肉里。显而易见，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弄出这样的伤口。并且，子弹是向下歪斜射出的，这说明子弹是从上方穿透死者身体的。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一个站在楼梯上的人发现了死者，并且是站在高处将死者射死。另外，凶杀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火药粉末的痕迹，三点八口径的弹壳也是从死者的衣服上找到的。陪审员们逐一查看了那颗子弹。
接下来轮到贾维斯先生接受审讯。他的证词非常精练。他声称，自己接到电话后，就伙同一个服务生和温索普先生赶往“阳光居室”。但今天温索普先生没来参加侦讯。他们赶到的时候，是管家去开的门。他们发现横陈在楼梯口的尸体后，试图在现场找到凶器。不过，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反倒发现东厢房的侧门被人打开了，还露出一道一英寸宽的隙缝。
听着侦讯的内容，我不由得紧张起来，而且越来越强烈。当杰克·贝利被传讯上庭时，大厅里轻微地骚动起来。这时，杰姆逊上前在检察官旁边耳语几句，检察官点了点头，然后就轮到了哈尔斯。
“哈尔斯先生，请描述一下当晚案发前，你见到小阿姆斯特朗先生的情形。”
“当时，我的车子没油了，去俱乐部加油。当时人们正在玩纸牌，我看到了小阿姆斯特朗先生刚好从棋牌室里走出来，正在跟杰克·贝利谈话。”尽管哈尔斯的脸色近乎苍白，但是他答话的语气却非常平静。
“他们看起来融洽吗？”
哈尔斯面露犹豫之色，回答道：“事实上，两个人在吵架。之后，贝利先生和我一起离开了俱乐部，在我的邀请下去了‘阳光居室’过周末。”
“哈尔斯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害怕两个人会打起来，就把贝利先生带走了？”
“当时的情形确实让人不愉快。”哈尔斯含糊其辞地回答。
“那个时候，你是否稍有耳闻商人银行的重大危机？”
“我一无所知。”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贝利先生在桌球室交谈，一直到两点半。”
“你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小阿姆斯特朗先生也过来了？”
“是的，他来的时候，还不到两点半。我听见他在敲东厢房那边的侧门，就开门请他进来了。”
整个大厅里一片寂静。杰姆逊目不转睛地看着哈尔斯，一刻也没有离开。
“能告诉我们他这次前来的原因吗？”
“他从俱乐部带来一份贝利先生的电报。”
“他的神智是否清醒？”
“非常清醒，不过，此前一段时间不太清醒。”
“他对贝利先生也友善了许多，不像起初那么恶劣了，是吗？”
“是的，我也弄不清楚原因。”
“他在那里逗留了多久？”
“五分钟左右吧，接着，他就从东面的侧门离开了。”
“下面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我和贝利谈论了几分钟他心中的一个计划。之后，我去了车库，把汽车从那里开了出来。”
“当时，只有贝利先生一个人在桌球室？”
哈尔斯再次迟疑，回答道：“不，我妹妹也在。”
听到这话，费兹太太别过脸，仔细地看了葛奇尔德一眼。
“之后呢？”
“为了避免把屋子里的人吵醒，我将汽车驶向较为低平的路面。贝利先生从屋子里出来后，越过草坪，翻过篱笆，就来到了车子里。”
“也就是说，你对小阿姆斯特朗先生离开主屋后的情形一概不知？”
“是的，我通过星期一的晚报才知道他已经过世了。”
“在穿过草坪的时候，贝利先生也没有看见他吗？”
“应该没有。假如他看见了，一定会告诉我的。”
“好了，问话完毕，谢谢你的配合！下面请葛奇尔德小姐。”
跟哈尔斯一样，葛奇尔德的回答也相当精简。她全身上下的装束被费兹太太统统打量了一遍，那目光严厉而又挑剔。不过，我敢保证一点，葛奇尔德的服饰和仪态不会让她挑出一点儿毛病。可是，葛奇尔德的证词却没有如此的完美，她的话让我觉得惴惴不安。
她告诉检察官，她在小阿姆斯特朗先生离开后，被哥哥叫到了桌球室的外面。那段时间，她一直跟贝利先生在一起，直到他离开屋子。之后，她锁好螺旋楼梯旁边的侧门，拎着煤气灯跟贝利先生一起走向主屋正门，并看着他穿越草坪。接下来她没有立刻回房，而是回桌球室里取回遗忘的东西。那时候，棋牌室外和桌球室全是漆黑一片。
于是，她只好伸手摸索。当她找到东西准备回房间的时候，听到有人在摆弄东面的侧门，她误以为来的人是哥哥，准备上前开门。谁知，门却被打开了，与此同时，她听到一声枪响。她吓坏了，飞快地跑到会客室，并把一屋子的人全部叫醒。
“你还听到别的声音了吗？你看到有什么人和小阿姆斯特朗先生一同进屋了吗？”检察官问道。
“没有，当时屋子里特别黑，还特别安静。除了开门声、射击声和有人摔倒的声音，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你认为你跑向会客室，又跑到楼上叫醒所有人的时候，凶手有可能从东面的侧门逃走吗？当然，我们现在先不去猜测凶手是谁。”
“是的，有这种可能性。”
“好的，非常感谢你。”
接下来轮到我了。我敢打包票，从我嘴里检察官别想套出什么话来。
我注意到杰姆逊在角落里暗暗发笑。没过多久，检察官的问话就结束了。我坦言自己发现了尸体，并告诉检察官，直到贾维斯到场，我才知道死者的身份。最后，我抬头看着费兹太太说道，租下这栋房子时，怎么也没想到会被牵扯到一起家庭丑闻里。听到我的话，她的脸一下子变绿了。
最后，陪审团作出判定：小阿姆斯特朗是被一名或者数名身份不明的人杀死的。审讯结束后，我们正打算起身离去，费兹太太却先于我们愤然离去，并没有跟我们打招呼。而哈顿先生也不出所料，正朝我们走来。
“瑞秋小姐，你愿意中止租赁合同吗？我又收到了阿姆斯特朗太太催促的电报。”
我依旧拒绝道：“我是不会搬走的。等我把困扰在心里的谜团全部解开，凶手被绳之以法之后，我自然会走。”
“据我得到的情况来看，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看到答案了。”
我明白，他在怀疑担任商人银行出纳员的贝利。此刻，这位可怜的先生已经名誉扫地。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杰姆逊跑到我面前。
“家里的病人还好吗？”他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笑意。
“我这里没有病人。”我满是惊讶地回答。
“看来，我需要换一种方式询问，阿姆斯特朗小姐好些了吗？”
“哦，你说她呀，她很好！”我有些结巴地说。
“那就好。屋子里最近太平一点儿了吗？还闹鬼吗？”他微笑着问。
“杰姆逊先生，我想请求你一件事——希望你能够在‘阳光居室’小住几日。屋子里没有什么鬼魂。我想，你最好能抽出一晚上的时间去观察一下螺旋楼梯。我感觉，小阿姆斯特朗的死亡仅仅是个开端，事情绝对没有结束。”
他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说道：“也许我可以过去。不过，我正在忙别的事情……这样吧，我今天晚上过去。”
返回“阳光居室”的时候，谁都没有开口说话。我疼惜地看了葛奇尔德一眼，那目光里一定还夹杂着些许哀伤吧。我从葛奇尔德的说辞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漏洞，不过，别人似乎没有觉察到。她说小阿姆斯特朗身上没带钥匙，同时还说自己把东面的侧门锁上了。也就是说，小阿姆斯特朗要想进屋，需要屋子里有人接应。一路上，我反复不断地想着这件事情。
当晚，我跟露易丝提及了她继兄的死讯，我尽可能让自己的口气听起来温和一些。她安静地坐在一把放满枕头的椅子上听我说话。很显然，她实在是太震惊了，以至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压根儿别想从她的反应中看出什么信息，因为她同我们一样，对于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