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帝王影响。在封建社会，帝王的命名方式对民间常具有导向作用。唐宋以前，帝王名多为单字，例如：唐代22帝，只有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是双名，其余的均为单名；宋代18帝，也只有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为双名。但到了明代，双名比例增大。明代凡17帝，除成祖朱棣是单名外，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朱由检全是双名。清代凡10帝，自顺治帝福临至宣统帝溥仪，全为双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命名的复音化，无疑对社会人名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我国人名的复音化是一条基本规律，这是历史的选择。但是在当代社会，取用单名的现象又有回潮，造成的社会问题也相当严重。为什么在命名时又会出现这种历史的回归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七、人名的审美化倾向
人名是精神文化的产品，它除了新颖、独特和简单、明确以外，还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最初，古人对此并不重视，所以，那时的人名都比较粗放、简单。从周代开始，我国人名开了一个新生面，古人取名用字不再是漫不经意、毫无顾忌，而是字字斟酌、取精用宏，那些含义美好、吉祥的字成为争相取用的热点。这时，古人已经认识到，人名不仅仅是简单的区别符号，它还是人的化身。在社会交际中，一个好名可以赢得人们的喜爱，而一个恶名则只能引起人们的厌恶。所以，从周代开始，美始终领导着命名的潮流。
但是，另一方面，一些缺乏美感的人名也始终没有绝迹。打开史册，这类丑名、恶名几乎无代无之，例如：春秋时期的饕餮、黑臀，南朝的常丑奴，辽代的王驴粪，唐五代的郝牛屎等等；至于小名，更是无奇不有，例如：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郎，不一而足。即使在现代社会，我国一些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仍流行着给孩子取丑名、恶名、贱名的习俗，譬如北方农村，常喜欢为孩子取一个鄙俗不堪的乳名，如狗剩、狗蛋、臭屁、茅缸、屎娃、烂娃、二蛋、古乱儿、木犊儿、疙瘩等，在山西某些山区县，甚至直接以男女生殖器名称入名。这种习俗来源于一种落后、愚昧的传统观念，即“贵人多恙”、“贱人易养”，以为一个俗陋不堪的名字就可以使孩子消灾弭难、富贵平安。这种迷信心理反映出人们对命运的恐惧与无奈，但也隐含着为人父母的善良愿望。动机虽然美好，结果却得不偿失。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却终生顶着一个恶名，无异于佛头煮粪，在社交中往往给人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从而影响对他的客观评价。由于这类名字违背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损害了名字主人的社会形象，所以不可能成为命名的主流。现在，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这种命名现象已呈式微之势，尽管恶名、丑名、贱名尚未完全消失，但一般都封闭在小名、乳名的大仓库里，很少在社会上通行。
我国女子的人名也表现出鲜明的审美倾向，古代传说中的女性，以及先秦时期的女性，她们的名字大都有“女”字或“女”旁。例如：女娲、嫘祖、娥皇、女须、褒姒、武姜等，名字中要突出她们的性别。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古代妇女的地位日益低下，沦为男子的附属品。她们也有自己的名字，但只局限在狭小的范围里使用，越不出家庭的藩篱。唐宋以前，在史籍中还经常出现女名，一些女作家、女诗人、女英雄的知名度也相当高，例如班昭、蔡文姬、苏蕙、谢道韫、花木兰、缇萦等。唐宋以后，社会上重男轻女的思想日趋严重，她们的名字也很少见于史册，非不得已，绝不奉告。《宋史·列女传》记载了40位烈女的事迹，却只有3位有名，其余或称某氏、或称某某妇、某某女。
封建社会的妇女几乎没有社会地位，她们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取悦于男人，所以，女人的名字大都局限在风花雪月、女德女红的小圈子里，其素材多为供人欣赏、玩弄的事物。例如：首饰中的钗、环、钏、簪，服饰中的锦、绣、纨、绮，化妆品中的粉、香、黛、妆，女红用具中的针、线、纫、瓶，花卉中的花、草、芝、兰、菊、英、荷、梅、莲、桃、杏、柳，禽鸟中的凤、燕、雁、鹃、鸳鸯，珍玩中的珍、银、珠、玉、琼、珊，等等。此外，还喜欢选用一些色彩艳丽的字眼儿，如秀、美、彩、艳、丽、青、翠红、绿、紫、素；或具有柔和之美的景物，如云、月、霞、冰、雪、霜、雯、春、秋；这类名字也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较之上古时期的女名更为多姿多彩，赏心悦目。但这是一种柔美，与男性名字的壮美不同。如果说男名像泼墨山水图，女名就像工笔花鸟画；男名像激昂的交响乐，女名则更像缠绵的小夜曲。
古代女性要取悦于男子，一是靠姿色容貌，二是靠德行举止。反映在女名上，表示姿色和表示女德的字，使用率非常高。表示姿色的字，如婵、娟、姣、好、媚、娇、娉、婷、嫣、妙、嫩等；表示女德的字，有贞、淑、端、庄、静、娴、贤、惠、婉等。解放后，我国的妇女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歧视妇女的现象大大减少，但人们对女性美的看法还很难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希望女子容貌秀美、文静娴雅。在这种审美心理的支配下，当代女子的名字与古代女名并无太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示女德的字，仍是子命名的热点。但是在不变中也有变，新时期的一些青年家长们，在给女孩子取名时已开始挣脱旧观念的束缚，使名字更具有时代感，表现出全新的审美观。
八、人名的多元化倾向
我国人名的发展趋势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质朴到典雅，由单一用途到多种用途。这一趋势的直接动因是人口的不断增加、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社交层面的不断扩大。人口的增加要求人名的区别性更强，文化的发展导致人名的审美性更强，社交层面的扩大则促使人名的社会性更强。
中国人名的多元化，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人多名。人名有小名(乳名、昵名)、大名(学名、官名、族名)之分，有本名和别名(笔名、艺名、化名、绰号)之分，有长期用名和临时用名之分。古代人名就更复杂一些，除了正式的名以外，还有字和号；统治阶层还有自成一格的庙号和谥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人多名的现象呢？根本原因是人名的社会作用复杂化了。人名不仅仅用来区分个体，而且用来表明亲疏和贵贱了。一人多名的现象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在今天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无论古今，指名道姓都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不同的社交场合要使用不同的名，这已经是基本的常识。
中国人名的多元化，还表现为命名动机的多样化。最初，古人取名比较随意，只注意了人名的区别功能，动机较为单一；后来注意到人名还有纪念意义，于是取名时往往取材于孩子诞生的时间、地点、情景和自己的感受；最后才在命名时借名寄意，寄托自己的期许、祝愿和抱负。命名动机的多样化必然推动命名技巧的发展，在形式上不断出新。在今天，人们的思想更为活跃，取名时也没有古代那么多的禁忌，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运用个人才思，制作出一个个含义美好、悦耳动听的人名，使人名园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九、中华人名的特性
命名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即命名者、命名对象和命名方式。命名者是命名活动中的主体，命名的成败得失主要取决于命名者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心理状态，而个人的文化素养和心理状态又是受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制约的。所以，人名有两个最基本的属性，即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因此便有着不同的命名习惯和命名方式。我们民族历来重视宗族、家庭、血缘关系，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所以中国人姓名排列的顺序是姓先名后，因为姓代表着宗族、群体和血缘关系。两个同姓的中国人见面，总好说“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关系便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处于汉文化圈的国家和民族，在姓名的排列顺序上也是姓先名后，例如日本、朝鲜、越南等，这正说明汉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与中国人强调共性、忽视个性的情况相反，西方人则是姓后名前，例如卡尔·马克思、乔治·布什、威廉·菲尔茨等，都是姓在后，名在前。这反映了西方民族对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的尊重，名代表个体观念，自然要居于姓前。
由于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国人重视姓氏，故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说，妇女出嫁以后仍要保留原姓；西方人则把姓看得很淡，妇女出嫁后要改姓夫姓。中国人姓氏较少，大约3000个左右，常见姓更是有限；而西方人则姓氏较多，如美国社会保险署1974年曾作过统计，美国人的姓氏共有1286556个，数量之大令人咋舌。中国人姓少名多，自然把工夫花在制名上；西方人姓多名少，取名时便显得很随便。
在人名的取法上，中国人注重名字的含义，总想通过名字寄托或表达点儿什么。例如曾普遍采用的字辈名，就反映了浓郁的宗族观念。中国人名中常用的忠、恕、仁、义、礼、智、信、德、宽、厚、中、和、让、谦、良、善等，则是传统道德观念的体现。尤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人名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阴阳五行的理论模式包括了五色、五声、五味、五脏、五情、五常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顺序是水、火、金、木、土，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从唐代开始，就有人利用五行相生的原理命名，例如：唐人毕构，其子叫毕炕，其孙叫毕垌、毕增，其重孙叫毕镐、毕钚、毕钅求、毕锐，四代人的名字按照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顺序排列，井然有序。宋代朱熹家族的命名也是如此，其父朱松，其子朱在，三代人的排列顺序也是木生火、火生土。这类名字隐含着希望后代生生不已、子孙绵延的意思。后来，五行又与人的命运联系到一起，成为算命先生蛊惑人心的工具。于是，人们在命名时就要考虑命名对象是否禀赋五行，如果五行不全，就要在人名中予以补救。鲁迅写的《故乡》中，闰土因为是“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我们平时看到许多人名用字含有金、木、水、火、土的偏旁，其中有很多都是为了五行盈虚调和，用来弥补“生辰八字”的欠缺。
在人名的使用上，中外也有差异。中国人特别重视人伦关系，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在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社会地位，都有一定的名分，不能稍加逾越。孔夫子就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于是，人名的使用便具有了非同小可的社会意义，它可以区分人的亲疏贵贱。所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人多名，特别是古代，名、字、号俱全，各有各的用场。多名是为了“敬名”，敬名也就是为了敬人。另外，在正式的社交场合决不能指名道姓，尤其对长辈和地位高的人。西方人在人名的使用上似乎也很少禁忌，呼叫比较随便，甚至对长辈也可直呼其名，如在德国，子女也可以叫父母的名字，电影《英俊少年》中即表现了这一点，父母并不以为忤。要在中国，这可算得上是大逆不道了。中国人不但不能呼叫父母的名字，子女的名字还不能与父母的名字重复，同字同音都不行。西方则不然，两代人重名的现象相当普遍，若需区别，则冠以“大”、“小”或“一世”、“二世”一类的字，例如大仲马、小仲马，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等。在俄罗斯人的名字中，干脆就有父称一项，例如俄国着名诗人普希金的全名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其中第二项即父称，意为谢尔盖之子，谢尔盖是其父的名字。
可见，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我国人名独具一格，从命名立意到命名技巧，从名字的使用到名字的禁忌，都与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些汉学家或长住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往往给自己起一个中国式的名字，这样既照顾到了中国人的命名习惯，使人感到亲切；同时也暗示了自己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这一身份。例如《中国自然科学史》的作者李约瑟、香港第27任总督卫奕信、李立三的前苏联夫人李莎、着名翻译家戴乃迭等。具体到我国人名，主要有以下几种特性：
①专指性。
人名是区别个体的特定标志，名字一经制定并进入社交领域之后，便成为命名对象的代表符号，也就具有了明确的指称。譬如我们一提到“李白”，就会联想到他是我国唐代的一位伟大诗人；一提到“焦裕禄”，就会联想到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明清时期，丫环中叫“梅香”的特别多，所以“梅香”几乎成了丫环的代称，《红楼梦》第60回，芳官在和赵姨娘吵架时说：“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人名的这种专指性显然是它的区别本质所决定的。
人名一般是不能共享的，人名的重复和雷同直接冲击了它的区别作用，干扰了人名在社会上的传播。名同实异，彼此不分，最容易造成交际中的混乱。为了达到区别的目的，必须附加摹状词予以限定，例如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浙江省有两个“张玉兰”，河南省有两个“赵福林”，因此不得不注明“湖州张玉兰”、“瑞安张玉兰”和“安阳赵福林”、“焦作赵福林”。这种附加摹状词以区别同名异实者的现象，称为“渔网情景”，即必须滤掉多余的水，目标才能显现；相反，一个卓然不群的人名，其专指性被发挥到最大限度，毋需再附加摹状词加以描述，这种现象被称为“鱼叉情景”，鱼叉可以直接命中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有明文规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公民的姓名专用权，使人名的专指性得以充分发挥。
②简明性。
人名在形式上必须简明，只有这样，人名在进入社交领域后才更易于记忆，易于传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如果信息材料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而且在表达形式上又很简明，我们就记得快、记得牢。人名也是如此，简明的人名容易记。名字记住了，也就更容易进行传播。传播的范围扩大了，反过来又可以强化人们的记忆，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