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组织应该负起行业管理职能
法律是有钱人的游戏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多年的实践证明，法治不是万能的，在某些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没有任何“公权力”，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会员之间制定一些自律性公约，这些公约对自己的会员企业基本上也没有约束力。对非会员企业更是没有任何约束。中钢协在铁矿石谈判中屡屡失利就是与其缺乏权威性有关，现在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管理不能面面俱到，中国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适度加强行政性管理和赋予一些行业协会部分公权力，以协助政府进行经济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过经济学家这一关？
经济学家汤敏早就指出，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才是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但像汤敏这样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毕竟是少数派。中国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障碍就在于部分经济学家。中国要为收入分配改革扫清理论障碍，树立正确的舆论风向，就必须先过经济学家这一关，要过经济学家这一关，就必须先从经济学的角度为分配改革正名。
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以西方的哈耶克和佛利德曼为代表。经济学可以不讲道德，但经济政策必须讲道德。那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他们天天将亚当·斯密挂在嘴上，好像亚当·斯密就是不讲道德的鼻祖，其实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也是位道德学教授。他在发表了国富论之后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而不讲道德、不讲价值选择的经济政策，必将成为摧毁一个社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罗斯福认为，利润动机必须让位于更高贵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高于私欲，而社会价值选择的推行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讲究的是均衡，而不是公平。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定律，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第一戒条，但均衡不是效益。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均衡可能如同一张铁幕，掩盖着许多难以详述的灾难。反对政府干预的观念根源于两个误解：第一，认为市场经济永远是均衡的；第二，把均衡当成了社会效益。均衡确实是迷人的，曾经迷住了很多初学西方经济学的人，用几何图形和微积分方程来推演微观经济学原理和均衡，那些精美的数学模式确实令人感叹不已，但很多人也因此忘记了美轮美奂形式掩盖下的错误假设。
在中国的新自由经济学家眼里，凡是均衡的都是合理的，市场经济就是完美的市场，只需用崇拜。奥地利学派和佛利德曼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但在反对政府干预的时候，遇到了中央银行这个理论障碍。为了彻底否定政府干预，他们最后走向了极端，反对中央银行和金融政策的存在，让货币发行由机械过程决定，在蛇身上添上这只足，漫画式地成就了其市场万能论的荒谬和空想。
均衡不等于效益，而且一个社会不可能存在一个均衡点，而是存在许多均衡点。如当出现经济危机时，可能因为大量破坏供给和产能导致经济在低水平上重新实现均衡，也可能是通过政府干预提振总有效需求，使其等于总供给，让经济在高水平上实现均衡。我们不仅要追求均衡，而且要追求高水平，符合社会价值的均衡。我们追求的是体现公平正义的那个均衡。政府不能简单地接受均衡，而必须主动地寻求符合社会效益的均衡。市场和政府都必须是资源配置的力量，我们应该用均衡之箭来射中国社会经济效益的靶。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不提或很少提及福利经济学，这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将社会价值和社会选择纳入了自己的学术框架，这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简直是石破天惊的。而福利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的潜在均衡点很多，但只有一个点是最佳的，这个点由社会选择函数决定，所以福利社会更看重社会选择。社会不能做均衡的奴隶，从常态看，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是低效益的，高效益只是一个特例。在现实中，高税率时期的经济表现好于低税率时期，政府干预多的时期经济的表现好于政府干预少的时期。
抽象的自由与具体的自由不是一回事，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没有用的，自由只有与支付能力相结合才是有效自由。如果你认为富人和穷人享有相等的自由，那就与晋惠帝没什么区别了。
自由和民主的实现都需要财富的相对平等。孟德斯鸠也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财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热爱民主政治就是热爱平等”。
公平正义不仅仅在政治层面是合理的，其本身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当今世界，富人的过剩资金不断地转化为资本，而这种资本进入实体领域就会形成过剩的供给，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就会酿成资产泡沫。当今世界，竞争的关键仍然是总需求的竞争。中国出口比例过大，除了经济结构不合理之外，更多的就是贫富分化严重。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那个缺口，就成了徘徊在世界经济头顶的一个幽灵。在未来的10年到30年间，谁能成功地制造出不断高速增长的总需求，谁就能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拔得头筹，谁就可能最终统治这个世界。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刺激，也最有挑战性的任务。
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是制造总需求最有效的手段，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命题。关于公平正义的竞争，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竞争。这就是比其他各种竞争都更加重要的“第N维”的竞争。谁能迅速果断地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制造出足够的内部需求，解决自己的生产过剩，谁就能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
任何一条河流都有险滩。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可能遇到瓶颈。如黄河流久了，泥沙淤积就会太多；要么疏通，要么改道。这就是转型。历史这只手，已经启动了这个交替的进程。世界上许多独立思考的人都感受到了这只历史之手。历史上多次演绎过晨钟暮鼓，盛衰兴替，潮涨潮落的故事。现在一场伟大历史变动的序幕又拉开了。公平是通向中国世纪的阶梯。这大约是历史发给中国的一手赢面颇大的牌，这也将是中国第二次改革的纵深和突破口。
政府决策学不会与中下层互动吗？
如果政府的重大政策脱离了中下层人民，而总是找上几个经济学家云山雾罩地开闭门开研讨会，那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中国讲科学决策要和中下层利益结合起来。
现在中国很多利民政策迟迟不能出台，除了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的阻挠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决策方式的问题。现在中国提倡的科学决策，其实变成了专家决策，而专家是有利益倾向和直接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这一点中国还要向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学习。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罗斯福推行“新政”时困难重重，和最高法院斗智斗勇。他的一位朋友感慨万千地对他说，“假如你成功了，你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总统沉郁良久，带着预言家的口吻说，“假如我失败了，我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总统。”纽约一家当时影响很大的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对罗斯福的宣告发表了代表报社立场的赞同声：“如有必要，我们支持独裁。”增加富人税收太难，但罗斯福有着坚毅的决心，为了绕开精英阶层，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炉边漫谈，直接同美国中下层沟通，结交民心，以保障“新政”得以实施。炉边漫谈成了特有的治理方式。只有权力中心同中下层直接交流，才可能打破精英们设置的种种障碍。当然，只有符合中下层的利益，这种直接交流才可能成功。罗斯福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心，中下层成了“新政”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是这些中下层，连续四次将罗斯福送进白宫。这在美国总统任职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要富人，还是要国家？”这个严峻的历史课题不知道多少次摆在了历史的决策台上。如在古罗马，下层公民被迫从军，是古罗马军事扩张的主力，但是这些人却分不到战利品。战利品全部属于富人和精英集团。但打仗就不能做从业，也不能做生意，贫富悬殊日益加剧。下层公民开始破产，于是导致了政府税源的日渐匮乏。对古罗马的下层公民来说，帝国扩张的军功章上有他们的一大半，而帝国的超级繁荣却没有他们的份。十五的月亮，总是为古罗马的富有阶层圆的。富有阶层为了满足从东方进口奢侈品的欲望，大量输出黄金和财富，后来弄得帝国黄金匮乏，穷困得连铸造货币的黄金都凑不齐，于是就只好“量化宽松”，乱铸钱币，导致通胀更加严重。精英阶层则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古罗马伟大的荣誉感终于被物欲取代，曾经让古罗马强盛的进取精神在富有阶级的奢靡中逐步崩塌。精英集团的荒唐和自私，导致价值、理想、传统的全面丧失。帝国精英的瞎折腾，即使过去了几千年，都令后人侧目。而古罗马“藏富于富”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作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帝国，古罗马政府债台高筑，长期面临破产的威胁，最终走向衰败的。而最后蛮族的入侵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国家没有了，包括富有阶层在内的所有阶级都不会幸免于难。
另外，法国大革命也是“藏富于富”的结果，法国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的统治下非常繁荣，但是法国政府却陷入长期的财政困境中。法国最富有的人约6%，却拥有大约30%的土地，他们是牧师和贵族，但是他们不交税，税收负担大部分落在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身上。农民不仅要交国家的税，还要为政府和贵族服劳役，苦不堪言。法国在七年战争和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几乎破产。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在路易十六统治下，法国有些地方税收上升了28%。上涨的税收几乎全部落在了穷人身上，导致怨声载道。后来路易十六打算改革税制，但是晚了，由此引发一系列历史事件，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当今的美国和中国其实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都面临着与古罗马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相同的境遇。其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个蓝领工人的工资就可以养活全家，还可以买房买车，这就是当年的“美国梦”。但这几十年来，中下层的相对工资收入不断下降，以至于难以养家，于是出现了许多双薪家庭。繁重的生活压力，使美国年轻一代中出现了许多D.I.N.S和D.I.N.K家庭。前者是指双薪而没有性生活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Sex），后者是指双薪而没有孩子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Kid）。即使这样许多中下层仍然难以度日，不得不从银行和信用卡上打主意，靠借债补贴家用，结果就出现了家庭债务过高的恶果。美国家庭债务相当于GDP的100％，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全面沦陷，失业大军的平均失业时间长达29个月。
在美国，共和党主张减税，而民主党主张社会保障。两党较劲的结果是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维持社保。财政收支不是变戏法，既要减税，又要维持社会保障体系，于是美国政府只好举债，几十年下来，美国政府债务迅速上升，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高达GDP的96.5%以上。债务上限在过去在过去70年中被上调了70次。几十年前的美国是大约4个工作者养一个退休者，而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期，20~30年后，可能出现1个工作者养几个退休者的困境。国家基础设施严重陈旧，美国许多河堤由于资金缺乏，年久失修，抗灾能力低于最初的设计水平。当初新奥尔良的堤坝，据称可以抵御五级飓风，结果在三级飓风的打击下就崩溃了。美国的桥梁中大约25%有结构问题。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曾经估计，美国光是在高速公路和桥梁上就欠了大约1.6万亿美元的建设账。美国富甲天下，但是美国政府和中下层民众却穷到这种程度？我们前面提到其原因就在于不公平的分配机制，实现了“藏富于富”，这虽然制造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富翁，却导致了“民困国穷”，以至于政府连维持基础设施和办教育的钱都拿不出来。
2010年中期选举，奥巴马完败，提倡减税的茶叶党大胜，为什么在全美国大多数人希望增加富人所得税的时候，提倡进一步减免富人所得税的茶叶党反而能脱颖而出呢？茶叶党标榜草根，其实背后都是财力雄厚的大财团。在这次中期选举前，2010年初美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美国企业的捐款没有上限，结果许多富人对共和党的捐钱就没有了封底的限制。钱箱流水一样淹向了共和党，共和党在政治捐款上将民主党远远抛在后面。共和党也就因此水涨船高，有了钱可以控制选情，可以左右意识形态和媒体，这场选战就成了没有悬念的游戏。共和党有钱，民主党有人，但民主党人并不能左右投票。
不管美国的税收多么低，共和党的目的就是减税、减税、再减税，甚至减到零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并且他们还会主张“惩罚穷人税”。制造问题的原因，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导致贫困的力量，不可能成为消除贫困的推手。导致这些问题的就是美国的制度，美国号称是民主国家，但民主也很难在美国落地。在美国法律程序过分繁琐化、细节化和条文化的时候，法律服务也就变成了商品，而真正的法律精神被忽略，而法律商品化的结果就是财富的不平等导致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在少数人控制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情况下，那么财富群体就会通过财富控制来实现对社会社会规则的制订过程。
同样，财富的不平等也会造成言论的不自由，言论传播就同打广告。销售的最好的产品不一定质量最好，但绝对是广告打得最响。中下层人们往往沦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政治权利的分配取决于社会信息的选择和传播。当谎言被炒作成流行话题，那就必然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事实，长此以往，谎言就在社会里潜移默化。反复的广告轰炸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偏好，那些假冒伪劣的信息，诸如那些故意曲解和丑化历史的谣言；也如同假冒伪劣产品，只要被某些渠道选择上并被广为传播，同样会影响信息受体的价值偏好和选择。
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多次判决《最低工资法》违宪；21世纪的第10个年头，美国一家联邦法院，裁决刚刚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中的某些内容违宪等等。美国民主如果损害到富人的利益，可以得到解决，但损害穷人的利益就很难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