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权力体制。授权后，党员还要能实际控制党内的权力，防止权力被委托出去后就失控。所以要加强对党内权力结构的整体研究，最实质性的问题是：要明确谁是党内的权力机关，谁是党内的工作领导机关。要理顺党代表大会、党委会和纪检委三者之间的关系。
——权力的运转机制。研究解决好权力活动过程中的制约与监督。这里要根据权力活动的客观规律，建立起环环相扣、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一套规范权力活动的制度系统，即形成权力规范、透明、刚性的运作机制。这里内容很多，以党代表大会制为龙头和核心。
——建立权力收回机制。党内要有收权制度的安排。我们现在是选举制度不健全，收权制度几乎没有。目前，实际上的收权，或者是干部退休了权力收回，或者是干部出问题了双规收权，不出问题不收权。到双规收权时，已经由于干部腐败而对党和人民利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3位专家的表述各不相同，然而精髓却是惊人地一致，即当前我国的党内民主中最缺乏的是授权环节的民主，也就是在权力产生的方式上存在较大缺陷。这不是他们的空论，而是有现实案例为据。
2009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29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周森锋当选为湖北襄樊市市长，成为湖北省最年轻的市长。这件事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于是，“人肉搜索”很快启动，搜索的目标首先是此人是否有特殊的背景和后台。搜索的范围还覆盖到了其妻子身上，网民的理由是：“除了要看是谁的儿子，也要看是谁的女婿”。
搜完背景搜学位论文，网友发现其硕士毕业论文存在明显地抄袭嫌疑。搜完学术论文搜任用程序——有网友甚至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也搬了出来，指出此次任命不符合“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5年以上工龄和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规定，因为周森锋毕业后任职并未满5年。
事件由一位官员的任命而引发的网络事件并非由周森锋肇始，2009年年初25岁的孙靓靓出任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2008年28岁的张辉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成为中国首位“80后”厅官等。
为什么年轻就要受到怀疑呢？2005年，美国就出现过18岁中学生通过选举担任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市长一事，美国人欣然接受，此间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呢？其实，与其说人们怀疑的周森锋等人，不如说人们怀疑的是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因为在现实中，的确存在着大量的裙带关系，所谓“官二代”现象即由此而来。正像汪玉凯所说，“这种质疑可能是冤枉，也可能是合理的。群众没有参与，没有选举权，必然会产生不信任心理。”
周森锋事件具有很丰富的反思价值。它提醒，必须在权力的授权环节做根本改革，使程序更公开、透明，使老百姓有更多的参与。我同意王长江教授的看法，“关键不是授权给谁，而是怎么授权。”
发展党内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更精细的设计，然而，其重中之重，当务之急已非常明确，即在权力产生环节增加竞争性选举的因素，同时让群众具有更多的选举权。
七、中国应做世界之锚
当好一个“锚”并不容易，它要求你自身非常坚固。这里边有一个潜台词，中国需要不断进行国内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唯有此才能在国际上扮演更好的角色。
中国该不该减免伊拉克债务
2005年的时候，笔者做过一则饶有趣味的报道。这则报道的主题是中国该不该减免伊拉克债务。这一年的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呼吁中国公司采取行动，免除伊拉克拖欠的70亿美元债务。这一消息发布后，中国该不该免除伊拉克债务引起了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在网易新闻中心，网友评论达到3577条之多。
当时《了望东方周刊》的时政编辑林楚方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争议，布置笔者来完成这个选题。操作思路是，先调查一下这70亿美元债务的由来，然后围绕这个话题做进一步的延伸探讨。
笔者先从商务部入手调查，商务部对外援助司一位余姓处长告诉笔者说，“70亿美元的数字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不一定准确。但是政府援助这一块很少，估计1/10都不到，其他的还牵涉到一些企业债务。”
中国企业与伊拉克之间的债务形成于海湾战争之前。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79年我国和伊拉克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以来，到海湾战争前的1990年7月，我国企业共签订承包劳务合同702项，合同总金额20.67亿美元，其中承包合同85个，合同额10.82亿美元，劳务合同617个，合同金额9.85亿美元。
另据相关资料显示，从1986年到1990年7月，伊方在延期付款下共欠中国贸易和承包劳务款约10.87亿美元，其中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路桥集团、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等都是海湾战争时工程欠款的受害者。
了解到这一信息之后，笔者的采访目标转向企业。中国路桥集团当时负责伊拉克业务的袁先生告诉笔者，该公司曾经在伊拉克修建了摩索尔四桥、摩索尔五桥、科威特桥等许多桥梁，1984年伊拉克就应该还，但是直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付”。
“现在伊拉克所欠债务最多的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其次是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大约为3亿美元，第四位是中冶集团，大约为1亿美元，我们排第三，不到2亿美元，欠中国企业超过1亿美元的就是我们几家。”袁先生说。
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海湾战争赔偿委员会后，1993年中建集团就提出了索赔要求，申请的金额为4.15亿美元。2002年6月，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发放赔款，中建集团获得3078万美元的战争赔偿。这笔钱是中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直接损失”，包括撤离和设备被伊拉克强行征用的费用。至于其余的大额工程欠款，由于属于两国政府的双边协定，被赔偿委员会确认为与战争无关，不能通过战争赔偿赔付。
在中伊贸易史上，1983～1991年为延期付款时期。1983年，中伊签订1983～1984年经贸合作延期两年付款的协定。1986年4月中伊又签订了为期5年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了我国对伊出口贸易和承包劳务的外汇份额全部执行延期付款。
“中国路桥集团等国有企业在伊拉克的业务被纳入到了政府框架内，欧洲国家对此很不理解。后来中国企业提出索赔，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认为延期付款属于政府行为，因此没有批准。”袁先生说。
律师刘彬是中国路桥集团等中国企业处理对伊索赔业务的代理律师，他向笔者透露：“由于一些利息因素没有算进去，最终债务应该不会少于70亿美元。其中像中国路桥集团、中建等民品的债务应该是20亿美元左右，另外的可能是军品。”
“像中国路桥公司在伊拉克的债权是非常清晰的，经得起任何财务和法律的审核，是非常好的债权。”刘彬说。
大致弄清楚70亿美元债务的来源之后，笔者转向延伸探讨。关于免还是不免，其中的争议可谓激烈。一向在外交态度上持开放态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减免伊拉克债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援助，伊拉克是富油国，它的政治动乱和宗教骚乱是外力介入引起的。如果减免，就等于中国替美国埋单，同时意味着对美国行动的某种认可。”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专家赵可金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中西部建设等问题也需要大量资金，不能大规模对外援助，70亿美元的免除数额太高。
一位叫“春之声”的网友细算了一笔账：“7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70亿人民币。在贫困地方花十万元可以建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了，这样算来就是57万所的学校。57万所呀，各位，按每所500名学生，共3亿学生。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解决全国中小学的学校建设问题。”
由于牵涉到众多的国有企业，减免问题更为复杂，如果所有债务一笔勾销，对企业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我们不同意减免，这是我们的血汗钱！但是这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很复杂，我们当然要听政府的。我们的意思，免除可以，但应该给予我们赔偿。”中国路桥集团的袁先生说。
支持减免的声音也同样存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主任李伟建认为从伊拉克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局势分析，要拿回欠款是不太可能的，“与其拿不回来，不如主动放弃”。
“而且，从长远来看，中国是要与伊拉克进行正常交往的，中国可以通过免除债务增强对伊拉克的影响。另外，重建后伊拉克的商机、市场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前面伊拉克在中国采购10亿美元的商品就可以看做是一个开始。还有，伊拉克作为石油生产大国，其石油恢复生产之后，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影响也很大。所以，免除债务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长远投资、无形投资。”李伟建对笔者说。
世界在试探中国
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更宏大的主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应当在世界上承担多大的责任。正如笔者在该篇报道的引言中所写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大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既有期待亦有警惕，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必然的选择。同时，中国本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建设仍然百业待兴。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伊拉克债务‘免’还是‘不免’显得并不那么简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可能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对中国进行试探。巧合的是，佐利克要求中国减免伊拉克债务的这一天，正是他提出中国是美国“利益攸关方”着名概念的那一天。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宴上，他说美国对华政策“需要突破”，“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我们希望加强对华工作，不仅仅是对20世纪形成的国际规则进行调整，而是使我们与其他方面联合在一起，共同解决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的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是国内对这种体系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佐利克呼吁中国减免伊拉克债务应当说用意明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查晓刚认为佐利克的讲话清楚地给中美关系定了一个调子：中国的未来走向还是不确定的，美国需要明确中国是否走向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将走向一个怎样的局面。“因此，这次呼吁是美国的一个试探举措，是他整个外交战略以及对华政策的一个步骤。”
赵可金也同样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试探动作。“美国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一方面显然看到中国的发展难以阻挡，需要与之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很不放心，如佐利克所说，美国国内存在一种‘沸腾的焦虑情绪’，因此美国提出要中国承担国际社会责任。”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上应该说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争议也始终不断。就在佐利克发言的前几天，9月1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做了关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项举措，其中包括“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及“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手笔。”王逸舟说。之前，9月初，中国向美国提供了500万美元援助。而在2005年初，中国向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援助款也达到10亿多人民币。2002年，中国为阿富汗重建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
王逸舟认为，1997年应该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转折点，之前中国较少参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通过双边渠道和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援助，对韩国等国提供40亿美元援助。“这一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中国开始由单纯受援国转变为出资国。这与减免伊拉克债务不同，它是一种进步，反映出中国正以和平建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这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中国在国际合作中获益，当然也需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另外这样也可以缓解一些中国威胁论的压力。”王逸舟说。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对外援助是中国赢得国际地位，发挥大国作用的一个必要举措。“当初没有我们援助非洲，我们如何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
不过，另一些专家对此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认为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很穷，但它们资源丰富，跟这些国家建立长远的关系也符合中国的能源战略。“当然，在中国目前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对外援助一定要量力而行。”除了一些必不可少的道义援助外，周永生认为对外援助也要讲求效果。“从历史来看，中国在对外援助上也不乏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援助越南。”
而在方式上，周永生认为，应该提倡贷款而不是大规模赠予，“无偿赠予付出太大，而且相对回报过少，中国目前还没有这种力量。同时，贷款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考虑贷款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以及国家的信誉都要进行考察，如果完全不能赢利，可能到最后还要求中国减免。所以在审查项目时要综合考虑，既要有政治和战略考虑，也要有商业计算”。
中国应做世界之锚
世界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多，中国既不能完全无视这种要求，也不能完全接受。那么，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在世界当中自处，兹事体大。就这个话题，笔者与不少国内专家进行过探讨。
就在做伊拉克债务报道的前后，笔者采访了时任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他明确地对笔者说，“‘韬光养晦、有所作用’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中国正在崛起、发展，但会走过一条艰辛的道路。中国人是有历史感的，中国人不想当头。看世界历史，想当头的国家没有好下场。有的人认为韬光养晦过时了，这是一种短视的，缺乏智慧的，浮躁的想法，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得很远。”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