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曲阜组织了“孔子故里游”，让在国内外的孔子后裔、儒学专家到孔子出生地重游，共同探讨孔子思想。作为配套项目，推出了仿古祭孔表演，由当地一个山东梆子剧团承担表演项目——唱礼赞、举旗巡游。可是开香案、献三牲的真正祭祀环节，仍无人敢提出。
直到1993年，孔姓族人才得以第一次真正进行孔子家祭。“这其实也是政府主导的。”上述孔子后人说，当地政府肯定了孔子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地位，并且官方也单独搞了一个简单的祭祀仪式。“不过当时更多地带着推动旅游的色彩，政府希望让世界各地，尤其是国内多了解孔子和曲阜。”
祭祀的放开，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宽松。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说，20世纪70年代末，有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提出要看孔庙，“可是孔子已经被打倒，得先做点舆论铺垫”。
陈明说，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找到《历史研究》杂志，由副总编庞朴写文章。庞朴很低调地肯定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在社会上开出一个新向度。
然后是着名学者李泽厚，他从儒学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重新论证了孔子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地位，从学理上奠定了一个新基础。
“然而，80年代的主题是解放思想，是政治经济的改革，由于在‘五四’以来的论述中儒家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仅无足称道而且有阻碍作用，庞朴、李泽厚他们肯定孔子的路向就无从展开。”陈明分析说。
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另外几种因素催生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孔子的环境。“以匡亚明《孔子评传》为代表的一系列着述和文章，都对孔子采取了一分为二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而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一直呼吁儒教复兴的学者王达三对《了望东方周刊》说。与此同时，1984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邓颖超点名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任会长。稍后还创办了《孔子研究》杂志。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的‘孔子热’虽有起步，但很不成熟，深受政治气候影响，同时受到以《河殇》为代表的‘西学派’的抵制。”王达三说，要到20世纪90年代，对于孔子的学术研究才真正热起来，也越来越接近公正。
“特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列着述的出版，对于‘孔子热’和‘儒学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像蒋庆、陈明这样的儒者而不是学者也开始受到关注。”他说，也正是此时，曲阜地方政府和民间合办的祭孔开始浮出水面。
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孔子诞辰2540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代表。“这是一个官方释放出的强烈信号。”王达三说。
不过，大体而言，王达三认为，此阶段的“孔子热”还仅限于学界和曲阜，直到新世纪开始，孔子热才算开始真地正突飞猛进，儒家文化呈现出强劲的复苏态势。这十年中，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其他高校，如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陆续跟进。
另外，据王达三的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30多所高校塑起了孔子塑像。同时，祭孔热、孔诞热、论语热、读经热、国学热、国服热、祭祖热、古礼热、百家讲坛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让人眼花缭乱。
“大体而言，这个阶段是孔子热深入民间、影响官方、走向世界，实现全面复兴的10年。”王达三说，“20世纪80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90年代的孔子，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21世纪，孔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圣人’。”
孔子的归圣，在王达三看来，除了中国崛起带来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之外，还因为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是应对现实危机和挑战的巨大的思想资源。“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如今都有‘现代文明病’，比如人心空虚、人际疏离、人情淡漠、道德滑坡、信仰失落、贫富不均、吏治腐败、环境恶化、资源耗竭以及国际霸权等，而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提供不少思想资源。”他说，这种现象与20世纪早些时候的情形极为相像。
接受笔者采访时，陈明说自己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孔子热和国学热“乐此不疲”。“小康、和谐、以民为本等都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最充分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命题的确立，为孔子的定位打开了空间，不引入孔子或儒学，这些概念就会十分单薄。”
十博士为何联名抵制圣诞节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孔子的归圣相应地也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2006年圣诞节，笔者报道过一个很有意味的小事件。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10位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号召网友慎对圣诞节。此为“十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
笔者采访了十博士中的两位——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读的二年级博士生陈乔见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王达三，还原了事件始末。
事情缘起于2006年12月初，当时陈乔见来北京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儒家思想与跨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遇到了早已相熟的王达三和“吹剑”（网名），3人在宾馆里讨论时，对西洋文化在中国由昔日的“微风细雨”渐成今日的“狂风骤雨”感到忧虑。
3位具有中国哲学专业背景的博士一拍即合，决定做些什么来警醒国人。他们找到的切入口是圣诞节，因为西洋文化在中国的“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耶诞节’（十博士对圣诞节的称呼——笔者）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
由王达三执笔起草，数易其稿，又经陈乔见等多人修改而定稿，10余天后，12月18日，一份倡议书在中国儒教网、孔子2000网、原道网三家儒学门户网站联合发出。
倡议书的标题为“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文章在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的同时，认为中国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准耶教国家”，“耶诞节”在中国的流行折射出国人的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
倡议书呼吁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并提出5条建议，其中第一条是将带有神圣意味的“基督”、“基督教”、“圣经”、“圣诞节”、“圣诞树”等按港台地区的做法改称为不带感情色彩的“耶稣”、“耶教”、“耶经”、“耶诞节”、“耶诞树”等；不以任何形式有意无意地过“圣诞节”，不发送与“圣诞节”有关的短信、邮件、贺卡、礼物；不举行与“圣诞节”有关的联欢、舞会等活动；不去“耶教教堂”祈祷礼拜，等等。
经陈乔见、王达三的联络，倡议书找到了10位签名者，均为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博士。很快倡议书被各大门户网站和论坛转载，而标题被突出为更吸引眼球的“十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争议由此而起，俨然成为一次事件。
批评之声很尖锐。网友“雅科夫”发问：莫非“十博士”们认为，我们必须身穿长袍马褂，足登布底皂靴，屁股下坐着八抬大轿，点着大红灯笼，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拨拉算盘珠子当上网，张口“之乎者也”、闭口“呜呼哀哉”，病了只服仁丹或者是请来巫婆神汉跳大神，才算是“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是不是我们应该学习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股脑儿将西方的“腐朽文化”统统禁掉，发扬我们的传统，让女人重新裹起小脚，男人重新留起辫子，以显示我们重新拾回传统的决心？
但是“十博士”难改拳拳之心。“我遭到的‘板砖’越多，越说明太多的国人已经身心皆陷‘耶教’和西方文化之中，流连忘返，久假而不归，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信仰，成为皮肤黄色、内心白色的‘香蕉人’。”王达三说。
王达三甚至将圣诞节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高度予以考虑，他写道：“‘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
令王达三感到满意的是，“从目前来看，中国几大门户网站就此问题做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参与投票者都是支持《看法》的。所以，我觉得目的基本达到了”。新浪网的调查结果，21289位受调查者中53.33％的人反对过圣诞节，认为“中国人过洋节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
文化民族主义回归
毫无疑问，十博士事件体现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归。他们并不孤单——他们不仅得到了网友的支持，还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作为支撑。
记叙文化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史，2004年可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这与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同一年，极为巧合。
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其中，读经之争、《甲申文化宣言》与《原道》10周年纪念为3大标志性事件。也恰在此年，山东曲阜首次大规模公祭孔子。
“读经”之争缘起于2003年5月间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北京首发。《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是一本专供儿童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书。它节选了四书五经等古代典籍的部分内容，涉及经学、理学和心学等，共约15万字。
蒋庆在该书前言中写道：“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儿童背诵中华文化经典，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圣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并祈望：“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
蒋庆认为，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崩溃，“礼崩乐坏”，而中国人的道德，存在于儒家文化传统中。所以要大力提倡少儿读儒家经典。蒋庆此举赞成者有之，认为有益中华文化之复兴，批评者更有之，认为其为“儒家原教旨主义”。一时间风起云涌，煞是热闹。
读经之争尚未结束，《甲申文化宣言》又隆重登场。此次参与的是更重量级的一批文化人。2004年（农历甲申年）9月5日，70位华人文化名流响应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位发起人的提议，72位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并在宣言上签字，共同发表1500字《甲申文化宣言》，“藉此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
宣言说：“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一宣言成为20世纪以来，继1935年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10位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后的第三份文化宣言。
这样一份重量级的宣言必然引起激烈的争议。中山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袁伟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中国文化：应世界潮流方可得生天》一文，从“在文化领域，政府有权做什么？”、“在全球化大潮中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吹嘘‘东方品格’救世是否合适？”3个方面对宣言提出了尖锐批评。对于《宣言》中高调肯定的“国家、民族”有权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袁伟时追问“谁是国家、民族的代表”。
这一年的第三个文化保守主义事件是于12月18～19日在北京召开的“原道十年——儒学：共同的传统”会议。
《原道》创刊于1994年，是一本准学术杂志，刊登文章以哲学、历史等为主，毫不讳言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被视为文化民族主义之旗。其主编正是陈明。2004年适逢《原道》创刊10周年，陈明以“儒学：共同的传统”召集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康晓光等40多位学界人士，讨论儒学和中国文化传统问题。
此会议对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怎样的意义呢？陈明的一句话或许最有说服力。他打趣说，自己有点“从边缘到中心”的感觉了。
与此相前后，在文化民族主义大潮中勇当先锋的还有盛洪和康晓光等人，盛洪的主要观点是和平主义，认为这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本质不同之处，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就是要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和平哲学，而蒋庆则把这种观点推到了极致。
康晓光更是明确指出，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他的“文化民族主义”还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应走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而回到儒家的“仁政”“禅让”，以及社会各阶层“安分止争”上去。
“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起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运动。通过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往开来，确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理想、价值、道德。这是一场精英领导、国家支持、大众参与、始于本土、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这是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深厚的根基。”在《文化民族主义随想》一文中，康晓光慷慨激昂地写道。他的这段话也大体反映了这一批文化民族主义者集体的心声。
